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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挨饿
胡平 (美国)



李肇星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对于李肇星这句话, 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反驳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李肇星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对于李肇星这句话, 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反驳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李肇星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对于李肇星这句话, 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反驳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李肇星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对于李肇星这句话, 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反驳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李肇星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对于李肇星这句话, 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反驳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李肇星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对于李肇星这句话, 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反驳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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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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