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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人权观与人权政策 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黄默



这几个月来﹐人权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外交关系焦点。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华﹐对中国政府人权纪录做了不少批评﹐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强调主 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逮捕了十多位民运人士﹐不许他们与克里斯多夫接触﹔对人权上书的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位知识分子也施加压力。情势急转直下﹐中美外 交关系似又出现危机。克里斯多夫返国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一场争论。国务卿与主持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更是备受同仁批评。这篇短文将就中国政府人权观 与政策做进一步评论﹐同时也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对所谓生存权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权观强调国情论﹐认为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别﹐因此中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 政府的人权政策与措施尤其著重在不允许国际社会干涉这一点上。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中国人权同盟》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 怀中国人权状况。此举令邓小平痛心疾首﹐认为有失国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邓小平谈到人权时﹐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 ﹐观念不同。去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即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并得到若干亚洲政府的响应﹐引起了与欧美政府代表的冲 突。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江泽民与李鹏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能获得生活上基本需求﹐似乎沾沾自喜。另一说法即把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视为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最大人权。

从以上所引文字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似乎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中国人民在百年内懮外患之后﹐如果确能安居乐业﹐当是政府一大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只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来说﹐历年来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我只举其中几项来说明﹕

  • <中国人口过多﹐当是不争之论。早年政府不仅不节制人口﹐反而抨击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理论﹐迷信人多好办事﹐造成当今诸多严重问题﹔

  • 在当今高科技﹐多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民族企求生存﹐人民必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教育程度。历年来中国政府的教育预算偏低﹐在较贫困落后地区几乎连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与师资都欠缺。如果这情况不扭转过来﹐我们将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 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虽然也带来局部经济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口过多﹐劳工市场无法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造成 大量盲流人口﹐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若干企业设备简陋又追求致富过于迫切﹐劳工意外伤亡事件日渐增多。如果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工 作权与安全都没能得到完全保障﹐怎能谈生存与发展﹖

  •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对自然环境构成很大压力。空气、河川污染与滥用资源等问题日趋严重。从报章杂志的片断报导看来﹐一般人民 既缺少环境保护的观念﹐政府也不愿多管或无能为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即使这一代中国人不受影响﹐世世代代的子孙必定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所保 障了。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非为了抨击政府﹐我也了解这些问题牵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在短期内能解决的。但政府也决不能文过 饰非﹐夸夸其谈﹐不愿面对现实。尤其不能以国情论、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迫害不同政见者﹐侵犯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诸权利与自由的借口。换言之﹐即使我 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得到充份保障﹐政府也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试问这几十年来多少迫害人权的事件﹐对人民的生存 权与发展权又有什么帮助﹖试问把魏京生、刘青、吴宏达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士放在牢狱中并加以刑求﹐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吗﹖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就进一步获得保障了吗﹖这就难怪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政府迫害异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党专政﹐与全民福祉无关。缘木求鱼﹐历年来的无情镇压﹐徒为社会政局带来不稳定。


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这次中美外交危机起因于克里斯多夫访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争执。但进一步来看﹐中美关系僵局涉及很广﹐包括劳改营产品输入美国﹐西藏﹐以及国际电 台、电视对华广播等等。同时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决策程序的差异也容易造成沟通过程的误解。在谈判有关人权争端的时候尤其如此。

八九年六四民运受到无情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抵制﹐美国布什政府也对之谴责。然而﹐布什政府历来主张低调外 交﹐认为给中国政府公开施压﹐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引起反弹。布什个人尤其深信﹐以他早年驻华经验﹐且与中国政要交情深厚﹐当能对中国政府有所影响。因之﹐ 布什虽然也采取若干制裁措施﹐但在几个月内就秘密遣派国家安全顾问访华﹐其它有关商务、科技设备等各项限制也逐步撤除﹐反之国会民主党议员态度较为强硬﹐ 对中国政府抨击甚力。同时克林顿在大选中也对布什作了许多批评﹐对中国内部民运与人权活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上述情况﹐与美国政治结构与运作密切相关﹐也与美国自立国以来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一脉相承。美国外交大权﹐总统与国会分享﹐ 尤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据一方﹐总统与国会多数派不属同一政党是尤其如此。循此线索来看﹐国会民主党议员与克林顿对布什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个 情况并非表示美国政局的运作除权力之争以外﹐不涉及理念之争。美国自立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持不下﹐在不同时代各占上风。十分浅近来说﹐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坚持自助原则﹐尤其重视军备力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颇表怀疑﹐甚而蔑视。反之﹐理想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较为信 任﹐也愿参与﹐并对弱小民族与国家较为同情。以廿世纪来说﹐民主党掌握时较倾向理想主义﹐共和党掌握时较倾向现实主义。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 民族自决与国联组织﹐及七十年代卡特主张人权外交﹐都算是理想主义代表人物。

尼克逊当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不过﹐在外交运作中﹐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譬如说卡特任期中种种措施即备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自相矛盾﹐犯 有双重标准的错误﹐事实也确如此。我在这里只能举两个例子。当时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韩国在军人统治之下﹐人权纪录十分恶劣﹐但卡特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 亚洲及波斯湾地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视若无睹﹐对这两个政府不但不加以谴责﹐还给
以不少援助﹐维持十分密切的盟友关系。当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局也与此十分相似。

去年五月﹐克林顿政府决定顺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期一年﹐但因国会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压力﹐同时颁布了一项总统训令﹐叫国务卿在今年六月三日以前推 荐是否再延一年﹐而其标准也即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提到的种种争端中是否让步。去年九月﹐美国政府眼见对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乃改变方式﹐采取高阶 层多方接触政策﹐企图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化解最惠国待遇危机。这次克里斯多夫去中国﹐也是克林顿希望解决这问题。但事与愿违﹐双方相持不下。克里斯多 夫批评中国政府羁押著名民运分子﹐蔑视基本人权﹐中国外长即指控美国官员干涉内政﹐尤其对美助理国务卿夏洛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魏京生见面一事﹐耿耿于怀。 李鹏在会见克里斯多夫时也强调中国决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历史证明对中国施压必定劳而无功。克里斯多夫不但没有达成使命﹐反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低 潮。

平心而论﹐中美政府都不愿关系恶化﹐影响双方贸易、投资利益。中国对此即一再提出警告﹐强调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必定采取报复﹐双方都会 受到损害美国资本家与企业界也持此看法﹐他们尤其对中国大陆市场感到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都主张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若干财经首长对国务院的 抨击也基于此。当今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重﹐他们振振有词也就不难了解了。如何平衡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其它种种利益﹐就成为克林顿面 对的困局。

美国政府在六月间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尚难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个月中(四、五月)稍作让步﹐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把这次危机 化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诸如宣布取消中国国营事业产品最惠国待遇﹐但不涉及私营企业﹐以支持私营企业与经济繁荣为由来摆脱去年五月 总统训令的设限。但不论这次危机如何化解﹐中美外交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或完全破裂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毕竟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一环﹐美国政府必须兼顾 其它种种利益﹐已如上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也必随著环境而改变﹐也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互运作﹐形成一种动态 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似不可能再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提?论。然而﹐美国政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社会舆论也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 切。不过﹐这项关切如何表达﹐又如何对中国政府施压当有待各方面的磋商﹐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国人权状况有待改进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与政策之所以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困局并非只是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借口干涉内政等﹐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亦即中国人权状况仍有待改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 美国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八九民运以后欧洲各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非政府人权 组织也都谴责中国政府﹐并采取若干制裁措施。历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次委员会也对谴责中国议案争论甚多﹐而每年中国政府都费尽力量﹐才以程序方式暂时把 议案搁置下来﹐从这种种现象来看﹐国际社会对成员国人权状况的态度已渐成共识﹕批评、监督与施压已不被认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八零年以来欧美国际法专家 所争论的问题乃是国际社会或其它国家是否有权利为维护人权而对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当年柬埔寨政府大肆残杀本国公民即是一例﹐美国进军Grenada 是另一例。多年来美国政府人权政策也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不少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批评与监督美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若干其它利益﹐对美国政府 施压﹐这当是许多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分子所乐见的。

  • 早年美国、若干欧洲国家及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台湾人权状况抨击甚多﹐但从台湾政局逐步开放﹐取消党禁、报禁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 中的形像大有改善﹐不但少受指责﹐且受到不少好评。由此可见﹐如何改善一个社会、国家的人权状况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的评价与态度不可能完全无视于 实际情况。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人权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与施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人口过多、失业率高、环境污染、政府贪污、劳 改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等等仍然存在。从一九五七年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内部争取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力量日渐形成﹐虽屡遭镇压﹐但?没有完全被根除。如 果政府腐化无能﹐不愿面对问题﹐提出方案﹐逐步解决﹐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必定日渐扩散﹐出现星火燎原之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施压虽然引 起北京当政者的反感﹐但?不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力所在。中国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大陆。把中国的动乱完全归咎于国外力量的阴谋﹐是 不明智的做法﹐只会转移目标﹐打乱改革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基本人权﹐开放政权﹐才是有效的途径。


原载《人与人权》一九九四年夏季 印刷版

2001-12-09



这几个月来﹐人权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外交关系焦点。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华﹐对中国政府人权纪录做了不少批评﹐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强调主 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逮捕了十多位民运人士﹐不许他们与克里斯多夫接触﹔对人权上书的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位知识分子也施加压力。情势急转直下﹐中美外 交关系似又出现危机。克里斯多夫返国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一场争论。国务卿与主持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更是备受同仁批评。这篇短文将就中国政府人权观 与政策做进一步评论﹐同时也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对所谓生存权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权观强调国情论﹐认为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别﹐因此中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 政府的人权政策与措施尤其著重在不允许国际社会干涉这一点上。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中国人权同盟》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 怀中国人权状况。此举令邓小平痛心疾首﹐认为有失国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邓小平谈到人权时﹐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 ﹐观念不同。去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即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并得到若干亚洲政府的响应﹐引起了与欧美政府代表的冲 突。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江泽民与李鹏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能获得生活上基本需求﹐似乎沾沾自喜。另一说法即把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视为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最大人权。

从以上所引文字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似乎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中国人民在百年内懮外患之后﹐如果确能安居乐业﹐当是政府一大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只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来说﹐历年来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我只举其中几项来说明﹕

  • <中国人口过多﹐当是不争之论。早年政府不仅不节制人口﹐反而抨击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理论﹐迷信人多好办事﹐造成当今诸多严重问题﹔

  • 在当今高科技﹐多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民族企求生存﹐人民必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教育程度。历年来中国政府的教育预算偏低﹐在较贫困落后地区几乎连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与师资都欠缺。如果这情况不扭转过来﹐我们将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 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虽然也带来局部经济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口过多﹐劳工市场无法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造成 大量盲流人口﹐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若干企业设备简陋又追求致富过于迫切﹐劳工意外伤亡事件日渐增多。如果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工 作权与安全都没能得到完全保障﹐怎能谈生存与发展﹖

  •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对自然环境构成很大压力。空气、河川污染与滥用资源等问题日趋严重。从报章杂志的片断报导看来﹐一般人民 既缺少环境保护的观念﹐政府也不愿多管或无能为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即使这一代中国人不受影响﹐世世代代的子孙必定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所保 障了。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非为了抨击政府﹐我也了解这些问题牵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在短期内能解决的。但政府也决不能文过 饰非﹐夸夸其谈﹐不愿面对现实。尤其不能以国情论、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迫害不同政见者﹐侵犯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诸权利与自由的借口。换言之﹐即使我 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得到充份保障﹐政府也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试问这几十年来多少迫害人权的事件﹐对人民的生存 权与发展权又有什么帮助﹖试问把魏京生、刘青、吴宏达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士放在牢狱中并加以刑求﹐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吗﹖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就进一步获得保障了吗﹖这就难怪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政府迫害异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党专政﹐与全民福祉无关。缘木求鱼﹐历年来的无情镇压﹐徒为社会政局带来不稳定。


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这次中美外交危机起因于克里斯多夫访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争执。但进一步来看﹐中美关系僵局涉及很广﹐包括劳改营产品输入美国﹐西藏﹐以及国际电 台、电视对华广播等等。同时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决策程序的差异也容易造成沟通过程的误解。在谈判有关人权争端的时候尤其如此。

八九年六四民运受到无情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抵制﹐美国布什政府也对之谴责。然而﹐布什政府历来主张低调外 交﹐认为给中国政府公开施压﹐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引起反弹。布什个人尤其深信﹐以他早年驻华经验﹐且与中国政要交情深厚﹐当能对中国政府有所影响。因之﹐ 布什虽然也采取若干制裁措施﹐但在几个月内就秘密遣派国家安全顾问访华﹐其它有关商务、科技设备等各项限制也逐步撤除﹐反之国会民主党议员态度较为强硬﹐ 对中国政府抨击甚力。同时克林顿在大选中也对布什作了许多批评﹐对中国内部民运与人权活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上述情况﹐与美国政治结构与运作密切相关﹐也与美国自立国以来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一脉相承。美国外交大权﹐总统与国会分享﹐ 尤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据一方﹐总统与国会多数派不属同一政党是尤其如此。循此线索来看﹐国会民主党议员与克林顿对布什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个 情况并非表示美国政局的运作除权力之争以外﹐不涉及理念之争。美国自立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持不下﹐在不同时代各占上风。十分浅近来说﹐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坚持自助原则﹐尤其重视军备力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颇表怀疑﹐甚而蔑视。反之﹐理想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较为信 任﹐也愿参与﹐并对弱小民族与国家较为同情。以廿世纪来说﹐民主党掌握时较倾向理想主义﹐共和党掌握时较倾向现实主义。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 民族自决与国联组织﹐及七十年代卡特主张人权外交﹐都算是理想主义代表人物。

尼克逊当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不过﹐在外交运作中﹐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譬如说卡特任期中种种措施即备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自相矛盾﹐犯 有双重标准的错误﹐事实也确如此。我在这里只能举两个例子。当时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韩国在军人统治之下﹐人权纪录十分恶劣﹐但卡特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 亚洲及波斯湾地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视若无睹﹐对这两个政府不但不加以谴责﹐还给
以不少援助﹐维持十分密切的盟友关系。当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局也与此十分相似。

去年五月﹐克林顿政府决定顺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期一年﹐但因国会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压力﹐同时颁布了一项总统训令﹐叫国务卿在今年六月三日以前推 荐是否再延一年﹐而其标准也即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提到的种种争端中是否让步。去年九月﹐美国政府眼见对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乃改变方式﹐采取高阶 层多方接触政策﹐企图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化解最惠国待遇危机。这次克里斯多夫去中国﹐也是克林顿希望解决这问题。但事与愿违﹐双方相持不下。克里斯多 夫批评中国政府羁押著名民运分子﹐蔑视基本人权﹐中国外长即指控美国官员干涉内政﹐尤其对美助理国务卿夏洛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魏京生见面一事﹐耿耿于怀。 李鹏在会见克里斯多夫时也强调中国决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历史证明对中国施压必定劳而无功。克里斯多夫不但没有达成使命﹐反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低 潮。

平心而论﹐中美政府都不愿关系恶化﹐影响双方贸易、投资利益。中国对此即一再提出警告﹐强调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必定采取报复﹐双方都会 受到损害美国资本家与企业界也持此看法﹐他们尤其对中国大陆市场感到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都主张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若干财经首长对国务院的 抨击也基于此。当今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重﹐他们振振有词也就不难了解了。如何平衡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其它种种利益﹐就成为克林顿面 对的困局。

美国政府在六月间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尚难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个月中(四、五月)稍作让步﹐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把这次危机 化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诸如宣布取消中国国营事业产品最惠国待遇﹐但不涉及私营企业﹐以支持私营企业与经济繁荣为由来摆脱去年五月 总统训令的设限。但不论这次危机如何化解﹐中美外交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或完全破裂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毕竟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一环﹐美国政府必须兼顾 其它种种利益﹐已如上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也必随著环境而改变﹐也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互运作﹐形成一种动态 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似不可能再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提?论。然而﹐美国政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社会舆论也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 切。不过﹐这项关切如何表达﹐又如何对中国政府施压当有待各方面的磋商﹐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国人权状况有待改进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与政策之所以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困局并非只是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借口干涉内政等﹐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亦即中国人权状况仍有待改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 美国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八九民运以后欧洲各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非政府人权 组织也都谴责中国政府﹐并采取若干制裁措施。历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次委员会也对谴责中国议案争论甚多﹐而每年中国政府都费尽力量﹐才以程序方式暂时把 议案搁置下来﹐从这种种现象来看﹐国际社会对成员国人权状况的态度已渐成共识﹕批评、监督与施压已不被认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八零年以来欧美国际法专家 所争论的问题乃是国际社会或其它国家是否有权利为维护人权而对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当年柬埔寨政府大肆残杀本国公民即是一例﹐美国进军Grenada 是另一例。多年来美国政府人权政策也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不少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批评与监督美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若干其它利益﹐对美国政府 施压﹐这当是许多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分子所乐见的。

  • 早年美国、若干欧洲国家及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台湾人权状况抨击甚多﹐但从台湾政局逐步开放﹐取消党禁、报禁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 中的形像大有改善﹐不但少受指责﹐且受到不少好评。由此可见﹐如何改善一个社会、国家的人权状况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的评价与态度不可能完全无视于 实际情况。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人权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与施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人口过多、失业率高、环境污染、政府贪污、劳 改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等等仍然存在。从一九五七年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内部争取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力量日渐形成﹐虽屡遭镇压﹐但?没有完全被根除。如 果政府腐化无能﹐不愿面对问题﹐提出方案﹐逐步解决﹐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必定日渐扩散﹐出现星火燎原之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施压虽然引 起北京当政者的反感﹐但?不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力所在。中国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大陆。把中国的动乱完全归咎于国外力量的阴谋﹐是 不明智的做法﹐只会转移目标﹐打乱改革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基本人权﹐开放政权﹐才是有效的途径。


原载《人与人权》一九九四年夏季 印刷版

2001-12-09



这几个月来﹐人权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外交关系焦点。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华﹐对中国政府人权纪录做了不少批评﹐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强调主 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逮捕了十多位民运人士﹐不许他们与克里斯多夫接触﹔对人权上书的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位知识分子也施加压力。情势急转直下﹐中美外 交关系似又出现危机。克里斯多夫返国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一场争论。国务卿与主持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更是备受同仁批评。这篇短文将就中国政府人权观 与政策做进一步评论﹐同时也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对所谓生存权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权观强调国情论﹐认为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别﹐因此中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 政府的人权政策与措施尤其著重在不允许国际社会干涉这一点上。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中国人权同盟》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 怀中国人权状况。此举令邓小平痛心疾首﹐认为有失国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邓小平谈到人权时﹐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 ﹐观念不同。去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即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并得到若干亚洲政府的响应﹐引起了与欧美政府代表的冲 突。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江泽民与李鹏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能获得生活上基本需求﹐似乎沾沾自喜。另一说法即把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视为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最大人权。

从以上所引文字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似乎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中国人民在百年内懮外患之后﹐如果确能安居乐业﹐当是政府一大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只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来说﹐历年来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我只举其中几项来说明﹕

  • <中国人口过多﹐当是不争之论。早年政府不仅不节制人口﹐反而抨击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理论﹐迷信人多好办事﹐造成当今诸多严重问题﹔

  • 在当今高科技﹐多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民族企求生存﹐人民必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教育程度。历年来中国政府的教育预算偏低﹐在较贫困落后地区几乎连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与师资都欠缺。如果这情况不扭转过来﹐我们将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 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虽然也带来局部经济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口过多﹐劳工市场无法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造成 大量盲流人口﹐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若干企业设备简陋又追求致富过于迫切﹐劳工意外伤亡事件日渐增多。如果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工 作权与安全都没能得到完全保障﹐怎能谈生存与发展﹖

  •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对自然环境构成很大压力。空气、河川污染与滥用资源等问题日趋严重。从报章杂志的片断报导看来﹐一般人民 既缺少环境保护的观念﹐政府也不愿多管或无能为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即使这一代中国人不受影响﹐世世代代的子孙必定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所保 障了。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非为了抨击政府﹐我也了解这些问题牵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在短期内能解决的。但政府也决不能文过 饰非﹐夸夸其谈﹐不愿面对现实。尤其不能以国情论、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迫害不同政见者﹐侵犯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诸权利与自由的借口。换言之﹐即使我 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得到充份保障﹐政府也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试问这几十年来多少迫害人权的事件﹐对人民的生存 权与发展权又有什么帮助﹖试问把魏京生、刘青、吴宏达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士放在牢狱中并加以刑求﹐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吗﹖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就进一步获得保障了吗﹖这就难怪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政府迫害异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党专政﹐与全民福祉无关。缘木求鱼﹐历年来的无情镇压﹐徒为社会政局带来不稳定。


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这次中美外交危机起因于克里斯多夫访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争执。但进一步来看﹐中美关系僵局涉及很广﹐包括劳改营产品输入美国﹐西藏﹐以及国际电 台、电视对华广播等等。同时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决策程序的差异也容易造成沟通过程的误解。在谈判有关人权争端的时候尤其如此。

八九年六四民运受到无情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抵制﹐美国布什政府也对之谴责。然而﹐布什政府历来主张低调外 交﹐认为给中国政府公开施压﹐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引起反弹。布什个人尤其深信﹐以他早年驻华经验﹐且与中国政要交情深厚﹐当能对中国政府有所影响。因之﹐ 布什虽然也采取若干制裁措施﹐但在几个月内就秘密遣派国家安全顾问访华﹐其它有关商务、科技设备等各项限制也逐步撤除﹐反之国会民主党议员态度较为强硬﹐ 对中国政府抨击甚力。同时克林顿在大选中也对布什作了许多批评﹐对中国内部民运与人权活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上述情况﹐与美国政治结构与运作密切相关﹐也与美国自立国以来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一脉相承。美国外交大权﹐总统与国会分享﹐ 尤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据一方﹐总统与国会多数派不属同一政党是尤其如此。循此线索来看﹐国会民主党议员与克林顿对布什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个 情况并非表示美国政局的运作除权力之争以外﹐不涉及理念之争。美国自立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持不下﹐在不同时代各占上风。十分浅近来说﹐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坚持自助原则﹐尤其重视军备力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颇表怀疑﹐甚而蔑视。反之﹐理想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较为信 任﹐也愿参与﹐并对弱小民族与国家较为同情。以廿世纪来说﹐民主党掌握时较倾向理想主义﹐共和党掌握时较倾向现实主义。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 民族自决与国联组织﹐及七十年代卡特主张人权外交﹐都算是理想主义代表人物。

尼克逊当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不过﹐在外交运作中﹐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譬如说卡特任期中种种措施即备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自相矛盾﹐犯 有双重标准的错误﹐事实也确如此。我在这里只能举两个例子。当时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韩国在军人统治之下﹐人权纪录十分恶劣﹐但卡特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 亚洲及波斯湾地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视若无睹﹐对这两个政府不但不加以谴责﹐还给
以不少援助﹐维持十分密切的盟友关系。当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局也与此十分相似。

去年五月﹐克林顿政府决定顺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期一年﹐但因国会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压力﹐同时颁布了一项总统训令﹐叫国务卿在今年六月三日以前推 荐是否再延一年﹐而其标准也即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提到的种种争端中是否让步。去年九月﹐美国政府眼见对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乃改变方式﹐采取高阶 层多方接触政策﹐企图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化解最惠国待遇危机。这次克里斯多夫去中国﹐也是克林顿希望解决这问题。但事与愿违﹐双方相持不下。克里斯多 夫批评中国政府羁押著名民运分子﹐蔑视基本人权﹐中国外长即指控美国官员干涉内政﹐尤其对美助理国务卿夏洛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魏京生见面一事﹐耿耿于怀。 李鹏在会见克里斯多夫时也强调中国决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历史证明对中国施压必定劳而无功。克里斯多夫不但没有达成使命﹐反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低 潮。

平心而论﹐中美政府都不愿关系恶化﹐影响双方贸易、投资利益。中国对此即一再提出警告﹐强调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必定采取报复﹐双方都会 受到损害美国资本家与企业界也持此看法﹐他们尤其对中国大陆市场感到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都主张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若干财经首长对国务院的 抨击也基于此。当今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重﹐他们振振有词也就不难了解了。如何平衡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其它种种利益﹐就成为克林顿面 对的困局。

美国政府在六月间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尚难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个月中(四、五月)稍作让步﹐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把这次危机 化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诸如宣布取消中国国营事业产品最惠国待遇﹐但不涉及私营企业﹐以支持私营企业与经济繁荣为由来摆脱去年五月 总统训令的设限。但不论这次危机如何化解﹐中美外交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或完全破裂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毕竟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一环﹐美国政府必须兼顾 其它种种利益﹐已如上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也必随著环境而改变﹐也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互运作﹐形成一种动态 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似不可能再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提?论。然而﹐美国政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社会舆论也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 切。不过﹐这项关切如何表达﹐又如何对中国政府施压当有待各方面的磋商﹐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国人权状况有待改进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与政策之所以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困局并非只是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借口干涉内政等﹐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亦即中国人权状况仍有待改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 美国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八九民运以后欧洲各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非政府人权 组织也都谴责中国政府﹐并采取若干制裁措施。历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次委员会也对谴责中国议案争论甚多﹐而每年中国政府都费尽力量﹐才以程序方式暂时把 议案搁置下来﹐从这种种现象来看﹐国际社会对成员国人权状况的态度已渐成共识﹕批评、监督与施压已不被认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八零年以来欧美国际法专家 所争论的问题乃是国际社会或其它国家是否有权利为维护人权而对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当年柬埔寨政府大肆残杀本国公民即是一例﹐美国进军Grenada 是另一例。多年来美国政府人权政策也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不少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批评与监督美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若干其它利益﹐对美国政府 施压﹐这当是许多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分子所乐见的。

  • 早年美国、若干欧洲国家及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台湾人权状况抨击甚多﹐但从台湾政局逐步开放﹐取消党禁、报禁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 中的形像大有改善﹐不但少受指责﹐且受到不少好评。由此可见﹐如何改善一个社会、国家的人权状况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的评价与态度不可能完全无视于 实际情况。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人权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与施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人口过多、失业率高、环境污染、政府贪污、劳 改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等等仍然存在。从一九五七年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内部争取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力量日渐形成﹐虽屡遭镇压﹐但?没有完全被根除。如 果政府腐化无能﹐不愿面对问题﹐提出方案﹐逐步解决﹐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必定日渐扩散﹐出现星火燎原之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施压虽然引 起北京当政者的反感﹐但?不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力所在。中国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大陆。把中国的动乱完全归咎于国外力量的阴谋﹐是 不明智的做法﹐只会转移目标﹐打乱改革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基本人权﹐开放政权﹐才是有效的途径。


原载《人与人权》一九九四年夏季 印刷版

2001-12-09



这几个月来﹐人权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外交关系焦点。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华﹐对中国政府人权纪录做了不少批评﹐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强调主 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逮捕了十多位民运人士﹐不许他们与克里斯多夫接触﹔对人权上书的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位知识分子也施加压力。情势急转直下﹐中美外 交关系似又出现危机。克里斯多夫返国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一场争论。国务卿与主持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更是备受同仁批评。这篇短文将就中国政府人权观 与政策做进一步评论﹐同时也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对所谓生存权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权观强调国情论﹐认为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别﹐因此中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 政府的人权政策与措施尤其著重在不允许国际社会干涉这一点上。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中国人权同盟》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 怀中国人权状况。此举令邓小平痛心疾首﹐认为有失国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邓小平谈到人权时﹐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 ﹐观念不同。去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即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并得到若干亚洲政府的响应﹐引起了与欧美政府代表的冲 突。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江泽民与李鹏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能获得生活上基本需求﹐似乎沾沾自喜。另一说法即把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视为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最大人权。

从以上所引文字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似乎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中国人民在百年内懮外患之后﹐如果确能安居乐业﹐当是政府一大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只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来说﹐历年来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我只举其中几项来说明﹕

  • <中国人口过多﹐当是不争之论。早年政府不仅不节制人口﹐反而抨击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理论﹐迷信人多好办事﹐造成当今诸多严重问题﹔

  • 在当今高科技﹐多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民族企求生存﹐人民必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教育程度。历年来中国政府的教育预算偏低﹐在较贫困落后地区几乎连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与师资都欠缺。如果这情况不扭转过来﹐我们将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 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虽然也带来局部经济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口过多﹐劳工市场无法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造成 大量盲流人口﹐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若干企业设备简陋又追求致富过于迫切﹐劳工意外伤亡事件日渐增多。如果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工 作权与安全都没能得到完全保障﹐怎能谈生存与发展﹖

  •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对自然环境构成很大压力。空气、河川污染与滥用资源等问题日趋严重。从报章杂志的片断报导看来﹐一般人民 既缺少环境保护的观念﹐政府也不愿多管或无能为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即使这一代中国人不受影响﹐世世代代的子孙必定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所保 障了。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非为了抨击政府﹐我也了解这些问题牵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在短期内能解决的。但政府也决不能文过 饰非﹐夸夸其谈﹐不愿面对现实。尤其不能以国情论、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迫害不同政见者﹐侵犯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诸权利与自由的借口。换言之﹐即使我 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得到充份保障﹐政府也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试问这几十年来多少迫害人权的事件﹐对人民的生存 权与发展权又有什么帮助﹖试问把魏京生、刘青、吴宏达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士放在牢狱中并加以刑求﹐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吗﹖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就进一步获得保障了吗﹖这就难怪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政府迫害异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党专政﹐与全民福祉无关。缘木求鱼﹐历年来的无情镇压﹐徒为社会政局带来不稳定。


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这次中美外交危机起因于克里斯多夫访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争执。但进一步来看﹐中美关系僵局涉及很广﹐包括劳改营产品输入美国﹐西藏﹐以及国际电 台、电视对华广播等等。同时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决策程序的差异也容易造成沟通过程的误解。在谈判有关人权争端的时候尤其如此。

八九年六四民运受到无情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抵制﹐美国布什政府也对之谴责。然而﹐布什政府历来主张低调外 交﹐认为给中国政府公开施压﹐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引起反弹。布什个人尤其深信﹐以他早年驻华经验﹐且与中国政要交情深厚﹐当能对中国政府有所影响。因之﹐ 布什虽然也采取若干制裁措施﹐但在几个月内就秘密遣派国家安全顾问访华﹐其它有关商务、科技设备等各项限制也逐步撤除﹐反之国会民主党议员态度较为强硬﹐ 对中国政府抨击甚力。同时克林顿在大选中也对布什作了许多批评﹐对中国内部民运与人权活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上述情况﹐与美国政治结构与运作密切相关﹐也与美国自立国以来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一脉相承。美国外交大权﹐总统与国会分享﹐ 尤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据一方﹐总统与国会多数派不属同一政党是尤其如此。循此线索来看﹐国会民主党议员与克林顿对布什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个 情况并非表示美国政局的运作除权力之争以外﹐不涉及理念之争。美国自立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持不下﹐在不同时代各占上风。十分浅近来说﹐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坚持自助原则﹐尤其重视军备力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颇表怀疑﹐甚而蔑视。反之﹐理想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较为信 任﹐也愿参与﹐并对弱小民族与国家较为同情。以廿世纪来说﹐民主党掌握时较倾向理想主义﹐共和党掌握时较倾向现实主义。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 民族自决与国联组织﹐及七十年代卡特主张人权外交﹐都算是理想主义代表人物。

尼克逊当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不过﹐在外交运作中﹐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譬如说卡特任期中种种措施即备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自相矛盾﹐犯 有双重标准的错误﹐事实也确如此。我在这里只能举两个例子。当时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韩国在军人统治之下﹐人权纪录十分恶劣﹐但卡特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 亚洲及波斯湾地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视若无睹﹐对这两个政府不但不加以谴责﹐还给
以不少援助﹐维持十分密切的盟友关系。当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局也与此十分相似。

去年五月﹐克林顿政府决定顺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期一年﹐但因国会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压力﹐同时颁布了一项总统训令﹐叫国务卿在今年六月三日以前推 荐是否再延一年﹐而其标准也即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提到的种种争端中是否让步。去年九月﹐美国政府眼见对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乃改变方式﹐采取高阶 层多方接触政策﹐企图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化解最惠国待遇危机。这次克里斯多夫去中国﹐也是克林顿希望解决这问题。但事与愿违﹐双方相持不下。克里斯多 夫批评中国政府羁押著名民运分子﹐蔑视基本人权﹐中国外长即指控美国官员干涉内政﹐尤其对美助理国务卿夏洛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魏京生见面一事﹐耿耿于怀。 李鹏在会见克里斯多夫时也强调中国决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历史证明对中国施压必定劳而无功。克里斯多夫不但没有达成使命﹐反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低 潮。

平心而论﹐中美政府都不愿关系恶化﹐影响双方贸易、投资利益。中国对此即一再提出警告﹐强调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必定采取报复﹐双方都会 受到损害美国资本家与企业界也持此看法﹐他们尤其对中国大陆市场感到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都主张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若干财经首长对国务院的 抨击也基于此。当今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重﹐他们振振有词也就不难了解了。如何平衡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其它种种利益﹐就成为克林顿面 对的困局。

美国政府在六月间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尚难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个月中(四、五月)稍作让步﹐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把这次危机 化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诸如宣布取消中国国营事业产品最惠国待遇﹐但不涉及私营企业﹐以支持私营企业与经济繁荣为由来摆脱去年五月 总统训令的设限。但不论这次危机如何化解﹐中美外交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或完全破裂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毕竟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一环﹐美国政府必须兼顾 其它种种利益﹐已如上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也必随著环境而改变﹐也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互运作﹐形成一种动态 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似不可能再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提?论。然而﹐美国政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社会舆论也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 切。不过﹐这项关切如何表达﹐又如何对中国政府施压当有待各方面的磋商﹐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国人权状况有待改进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与政策之所以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困局并非只是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借口干涉内政等﹐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亦即中国人权状况仍有待改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 美国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八九民运以后欧洲各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非政府人权 组织也都谴责中国政府﹐并采取若干制裁措施。历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次委员会也对谴责中国议案争论甚多﹐而每年中国政府都费尽力量﹐才以程序方式暂时把 议案搁置下来﹐从这种种现象来看﹐国际社会对成员国人权状况的态度已渐成共识﹕批评、监督与施压已不被认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八零年以来欧美国际法专家 所争论的问题乃是国际社会或其它国家是否有权利为维护人权而对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当年柬埔寨政府大肆残杀本国公民即是一例﹐美国进军Grenada 是另一例。多年来美国政府人权政策也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不少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批评与监督美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若干其它利益﹐对美国政府 施压﹐这当是许多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分子所乐见的。

  • 早年美国、若干欧洲国家及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台湾人权状况抨击甚多﹐但从台湾政局逐步开放﹐取消党禁、报禁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 中的形像大有改善﹐不但少受指责﹐且受到不少好评。由此可见﹐如何改善一个社会、国家的人权状况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的评价与态度不可能完全无视于 实际情况。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人权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与施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人口过多、失业率高、环境污染、政府贪污、劳 改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等等仍然存在。从一九五七年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内部争取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力量日渐形成﹐虽屡遭镇压﹐但?没有完全被根除。如 果政府腐化无能﹐不愿面对问题﹐提出方案﹐逐步解决﹐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必定日渐扩散﹐出现星火燎原之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施压虽然引 起北京当政者的反感﹐但?不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力所在。中国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大陆。把中国的动乱完全归咎于国外力量的阴谋﹐是 不明智的做法﹐只会转移目标﹐打乱改革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基本人权﹐开放政权﹐才是有效的途径。


原载《人与人权》一九九四年夏季 印刷版

2001-12-09



这几个月来﹐人权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外交关系焦点。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华﹐对中国政府人权纪录做了不少批评﹐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强调主 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逮捕了十多位民运人士﹐不许他们与克里斯多夫接触﹔对人权上书的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位知识分子也施加压力。情势急转直下﹐中美外 交关系似又出现危机。克里斯多夫返国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一场争论。国务卿与主持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更是备受同仁批评。这篇短文将就中国政府人权观 与政策做进一步评论﹐同时也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对所谓生存权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权观强调国情论﹐认为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别﹐因此中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 政府的人权政策与措施尤其著重在不允许国际社会干涉这一点上。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中国人权同盟》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 怀中国人权状况。此举令邓小平痛心疾首﹐认为有失国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邓小平谈到人权时﹐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 ﹐观念不同。去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即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并得到若干亚洲政府的响应﹐引起了与欧美政府代表的冲 突。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江泽民与李鹏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能获得生活上基本需求﹐似乎沾沾自喜。另一说法即把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视为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最大人权。

从以上所引文字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似乎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中国人民在百年内懮外患之后﹐如果确能安居乐业﹐当是政府一大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只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来说﹐历年来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我只举其中几项来说明﹕

  • <中国人口过多﹐当是不争之论。早年政府不仅不节制人口﹐反而抨击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理论﹐迷信人多好办事﹐造成当今诸多严重问题﹔

  • 在当今高科技﹐多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民族企求生存﹐人民必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教育程度。历年来中国政府的教育预算偏低﹐在较贫困落后地区几乎连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与师资都欠缺。如果这情况不扭转过来﹐我们将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 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虽然也带来局部经济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口过多﹐劳工市场无法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造成 大量盲流人口﹐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若干企业设备简陋又追求致富过于迫切﹐劳工意外伤亡事件日渐增多。如果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工 作权与安全都没能得到完全保障﹐怎能谈生存与发展﹖

  •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对自然环境构成很大压力。空气、河川污染与滥用资源等问题日趋严重。从报章杂志的片断报导看来﹐一般人民 既缺少环境保护的观念﹐政府也不愿多管或无能为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即使这一代中国人不受影响﹐世世代代的子孙必定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所保 障了。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非为了抨击政府﹐我也了解这些问题牵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在短期内能解决的。但政府也决不能文过 饰非﹐夸夸其谈﹐不愿面对现实。尤其不能以国情论、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迫害不同政见者﹐侵犯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诸权利与自由的借口。换言之﹐即使我 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得到充份保障﹐政府也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试问这几十年来多少迫害人权的事件﹐对人民的生存 权与发展权又有什么帮助﹖试问把魏京生、刘青、吴宏达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士放在牢狱中并加以刑求﹐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吗﹖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就进一步获得保障了吗﹖这就难怪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政府迫害异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党专政﹐与全民福祉无关。缘木求鱼﹐历年来的无情镇压﹐徒为社会政局带来不稳定。


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这次中美外交危机起因于克里斯多夫访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争执。但进一步来看﹐中美关系僵局涉及很广﹐包括劳改营产品输入美国﹐西藏﹐以及国际电 台、电视对华广播等等。同时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决策程序的差异也容易造成沟通过程的误解。在谈判有关人权争端的时候尤其如此。

八九年六四民运受到无情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抵制﹐美国布什政府也对之谴责。然而﹐布什政府历来主张低调外 交﹐认为给中国政府公开施压﹐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引起反弹。布什个人尤其深信﹐以他早年驻华经验﹐且与中国政要交情深厚﹐当能对中国政府有所影响。因之﹐ 布什虽然也采取若干制裁措施﹐但在几个月内就秘密遣派国家安全顾问访华﹐其它有关商务、科技设备等各项限制也逐步撤除﹐反之国会民主党议员态度较为强硬﹐ 对中国政府抨击甚力。同时克林顿在大选中也对布什作了许多批评﹐对中国内部民运与人权活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上述情况﹐与美国政治结构与运作密切相关﹐也与美国自立国以来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一脉相承。美国外交大权﹐总统与国会分享﹐ 尤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据一方﹐总统与国会多数派不属同一政党是尤其如此。循此线索来看﹐国会民主党议员与克林顿对布什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个 情况并非表示美国政局的运作除权力之争以外﹐不涉及理念之争。美国自立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持不下﹐在不同时代各占上风。十分浅近来说﹐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坚持自助原则﹐尤其重视军备力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颇表怀疑﹐甚而蔑视。反之﹐理想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较为信 任﹐也愿参与﹐并对弱小民族与国家较为同情。以廿世纪来说﹐民主党掌握时较倾向理想主义﹐共和党掌握时较倾向现实主义。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 民族自决与国联组织﹐及七十年代卡特主张人权外交﹐都算是理想主义代表人物。

尼克逊当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不过﹐在外交运作中﹐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譬如说卡特任期中种种措施即备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自相矛盾﹐犯 有双重标准的错误﹐事实也确如此。我在这里只能举两个例子。当时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韩国在军人统治之下﹐人权纪录十分恶劣﹐但卡特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 亚洲及波斯湾地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视若无睹﹐对这两个政府不但不加以谴责﹐还给
以不少援助﹐维持十分密切的盟友关系。当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局也与此十分相似。

去年五月﹐克林顿政府决定顺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期一年﹐但因国会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压力﹐同时颁布了一项总统训令﹐叫国务卿在今年六月三日以前推 荐是否再延一年﹐而其标准也即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提到的种种争端中是否让步。去年九月﹐美国政府眼见对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乃改变方式﹐采取高阶 层多方接触政策﹐企图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化解最惠国待遇危机。这次克里斯多夫去中国﹐也是克林顿希望解决这问题。但事与愿违﹐双方相持不下。克里斯多 夫批评中国政府羁押著名民运分子﹐蔑视基本人权﹐中国外长即指控美国官员干涉内政﹐尤其对美助理国务卿夏洛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魏京生见面一事﹐耿耿于怀。 李鹏在会见克里斯多夫时也强调中国决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历史证明对中国施压必定劳而无功。克里斯多夫不但没有达成使命﹐反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低 潮。

平心而论﹐中美政府都不愿关系恶化﹐影响双方贸易、投资利益。中国对此即一再提出警告﹐强调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必定采取报复﹐双方都会 受到损害美国资本家与企业界也持此看法﹐他们尤其对中国大陆市场感到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都主张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若干财经首长对国务院的 抨击也基于此。当今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重﹐他们振振有词也就不难了解了。如何平衡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其它种种利益﹐就成为克林顿面 对的困局。

美国政府在六月间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尚难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个月中(四、五月)稍作让步﹐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把这次危机 化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诸如宣布取消中国国营事业产品最惠国待遇﹐但不涉及私营企业﹐以支持私营企业与经济繁荣为由来摆脱去年五月 总统训令的设限。但不论这次危机如何化解﹐中美外交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或完全破裂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毕竟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一环﹐美国政府必须兼顾 其它种种利益﹐已如上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也必随著环境而改变﹐也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互运作﹐形成一种动态 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似不可能再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提?论。然而﹐美国政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社会舆论也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 切。不过﹐这项关切如何表达﹐又如何对中国政府施压当有待各方面的磋商﹐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国人权状况有待改进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与政策之所以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困局并非只是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借口干涉内政等﹐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亦即中国人权状况仍有待改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 美国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八九民运以后欧洲各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非政府人权 组织也都谴责中国政府﹐并采取若干制裁措施。历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次委员会也对谴责中国议案争论甚多﹐而每年中国政府都费尽力量﹐才以程序方式暂时把 议案搁置下来﹐从这种种现象来看﹐国际社会对成员国人权状况的态度已渐成共识﹕批评、监督与施压已不被认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八零年以来欧美国际法专家 所争论的问题乃是国际社会或其它国家是否有权利为维护人权而对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当年柬埔寨政府大肆残杀本国公民即是一例﹐美国进军Grenada 是另一例。多年来美国政府人权政策也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不少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批评与监督美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若干其它利益﹐对美国政府 施压﹐这当是许多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分子所乐见的。

  • 早年美国、若干欧洲国家及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台湾人权状况抨击甚多﹐但从台湾政局逐步开放﹐取消党禁、报禁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 中的形像大有改善﹐不但少受指责﹐且受到不少好评。由此可见﹐如何改善一个社会、国家的人权状况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的评价与态度不可能完全无视于 实际情况。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人权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与施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人口过多、失业率高、环境污染、政府贪污、劳 改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等等仍然存在。从一九五七年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内部争取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力量日渐形成﹐虽屡遭镇压﹐但?没有完全被根除。如 果政府腐化无能﹐不愿面对问题﹐提出方案﹐逐步解决﹐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必定日渐扩散﹐出现星火燎原之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施压虽然引 起北京当政者的反感﹐但?不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力所在。中国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大陆。把中国的动乱完全归咎于国外力量的阴谋﹐是 不明智的做法﹐只会转移目标﹐打乱改革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基本人权﹐开放政权﹐才是有效的途径。


原载《人与人权》一九九四年夏季 印刷版

2001-12-09



这几个月来﹐人权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外交关系焦点。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华﹐对中国政府人权纪录做了不少批评﹐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强调主 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逮捕了十多位民运人士﹐不许他们与克里斯多夫接触﹔对人权上书的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位知识分子也施加压力。情势急转直下﹐中美外 交关系似又出现危机。克里斯多夫返国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一场争论。国务卿与主持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更是备受同仁批评。这篇短文将就中国政府人权观 与政策做进一步评论﹐同时也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对所谓生存权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权观强调国情论﹐认为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别﹐因此中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 政府的人权政策与措施尤其著重在不允许国际社会干涉这一点上。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中国人权同盟》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 怀中国人权状况。此举令邓小平痛心疾首﹐认为有失国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邓小平谈到人权时﹐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 ﹐观念不同。去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即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并得到若干亚洲政府的响应﹐引起了与欧美政府代表的冲 突。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江泽民与李鹏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能获得生活上基本需求﹐似乎沾沾自喜。另一说法即把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视为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最大人权。

从以上所引文字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似乎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中国人民在百年内懮外患之后﹐如果确能安居乐业﹐当是政府一大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只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来说﹐历年来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我只举其中几项来说明﹕

  • <中国人口过多﹐当是不争之论。早年政府不仅不节制人口﹐反而抨击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理论﹐迷信人多好办事﹐造成当今诸多严重问题﹔

  • 在当今高科技﹐多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民族企求生存﹐人民必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教育程度。历年来中国政府的教育预算偏低﹐在较贫困落后地区几乎连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与师资都欠缺。如果这情况不扭转过来﹐我们将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 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虽然也带来局部经济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口过多﹐劳工市场无法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造成 大量盲流人口﹐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若干企业设备简陋又追求致富过于迫切﹐劳工意外伤亡事件日渐增多。如果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工 作权与安全都没能得到完全保障﹐怎能谈生存与发展﹖

  •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对自然环境构成很大压力。空气、河川污染与滥用资源等问题日趋严重。从报章杂志的片断报导看来﹐一般人民 既缺少环境保护的观念﹐政府也不愿多管或无能为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即使这一代中国人不受影响﹐世世代代的子孙必定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所保 障了。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非为了抨击政府﹐我也了解这些问题牵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在短期内能解决的。但政府也决不能文过 饰非﹐夸夸其谈﹐不愿面对现实。尤其不能以国情论、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迫害不同政见者﹐侵犯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诸权利与自由的借口。换言之﹐即使我 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得到充份保障﹐政府也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试问这几十年来多少迫害人权的事件﹐对人民的生存 权与发展权又有什么帮助﹖试问把魏京生、刘青、吴宏达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士放在牢狱中并加以刑求﹐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吗﹖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就进一步获得保障了吗﹖这就难怪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政府迫害异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党专政﹐与全民福祉无关。缘木求鱼﹐历年来的无情镇压﹐徒为社会政局带来不稳定。


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这次中美外交危机起因于克里斯多夫访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争执。但进一步来看﹐中美关系僵局涉及很广﹐包括劳改营产品输入美国﹐西藏﹐以及国际电 台、电视对华广播等等。同时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决策程序的差异也容易造成沟通过程的误解。在谈判有关人权争端的时候尤其如此。

八九年六四民运受到无情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抵制﹐美国布什政府也对之谴责。然而﹐布什政府历来主张低调外 交﹐认为给中国政府公开施压﹐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引起反弹。布什个人尤其深信﹐以他早年驻华经验﹐且与中国政要交情深厚﹐当能对中国政府有所影响。因之﹐ 布什虽然也采取若干制裁措施﹐但在几个月内就秘密遣派国家安全顾问访华﹐其它有关商务、科技设备等各项限制也逐步撤除﹐反之国会民主党议员态度较为强硬﹐ 对中国政府抨击甚力。同时克林顿在大选中也对布什作了许多批评﹐对中国内部民运与人权活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上述情况﹐与美国政治结构与运作密切相关﹐也与美国自立国以来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一脉相承。美国外交大权﹐总统与国会分享﹐ 尤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据一方﹐总统与国会多数派不属同一政党是尤其如此。循此线索来看﹐国会民主党议员与克林顿对布什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个 情况并非表示美国政局的运作除权力之争以外﹐不涉及理念之争。美国自立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持不下﹐在不同时代各占上风。十分浅近来说﹐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坚持自助原则﹐尤其重视军备力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颇表怀疑﹐甚而蔑视。反之﹐理想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较为信 任﹐也愿参与﹐并对弱小民族与国家较为同情。以廿世纪来说﹐民主党掌握时较倾向理想主义﹐共和党掌握时较倾向现实主义。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 民族自决与国联组织﹐及七十年代卡特主张人权外交﹐都算是理想主义代表人物。

尼克逊当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不过﹐在外交运作中﹐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譬如说卡特任期中种种措施即备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自相矛盾﹐犯 有双重标准的错误﹐事实也确如此。我在这里只能举两个例子。当时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韩国在军人统治之下﹐人权纪录十分恶劣﹐但卡特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 亚洲及波斯湾地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视若无睹﹐对这两个政府不但不加以谴责﹐还给
以不少援助﹐维持十分密切的盟友关系。当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局也与此十分相似。

去年五月﹐克林顿政府决定顺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期一年﹐但因国会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压力﹐同时颁布了一项总统训令﹐叫国务卿在今年六月三日以前推 荐是否再延一年﹐而其标准也即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提到的种种争端中是否让步。去年九月﹐美国政府眼见对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乃改变方式﹐采取高阶 层多方接触政策﹐企图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化解最惠国待遇危机。这次克里斯多夫去中国﹐也是克林顿希望解决这问题。但事与愿违﹐双方相持不下。克里斯多 夫批评中国政府羁押著名民运分子﹐蔑视基本人权﹐中国外长即指控美国官员干涉内政﹐尤其对美助理国务卿夏洛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魏京生见面一事﹐耿耿于怀。 李鹏在会见克里斯多夫时也强调中国决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历史证明对中国施压必定劳而无功。克里斯多夫不但没有达成使命﹐反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低 潮。

平心而论﹐中美政府都不愿关系恶化﹐影响双方贸易、投资利益。中国对此即一再提出警告﹐强调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必定采取报复﹐双方都会 受到损害美国资本家与企业界也持此看法﹐他们尤其对中国大陆市场感到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都主张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若干财经首长对国务院的 抨击也基于此。当今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重﹐他们振振有词也就不难了解了。如何平衡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其它种种利益﹐就成为克林顿面 对的困局。

美国政府在六月间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尚难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个月中(四、五月)稍作让步﹐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把这次危机 化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诸如宣布取消中国国营事业产品最惠国待遇﹐但不涉及私营企业﹐以支持私营企业与经济繁荣为由来摆脱去年五月 总统训令的设限。但不论这次危机如何化解﹐中美外交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或完全破裂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毕竟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一环﹐美国政府必须兼顾 其它种种利益﹐已如上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也必随著环境而改变﹐也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互运作﹐形成一种动态 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似不可能再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提?论。然而﹐美国政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社会舆论也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 切。不过﹐这项关切如何表达﹐又如何对中国政府施压当有待各方面的磋商﹐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国人权状况有待改进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与政策之所以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困局并非只是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借口干涉内政等﹐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亦即中国人权状况仍有待改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 美国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八九民运以后欧洲各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非政府人权 组织也都谴责中国政府﹐并采取若干制裁措施。历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次委员会也对谴责中国议案争论甚多﹐而每年中国政府都费尽力量﹐才以程序方式暂时把 议案搁置下来﹐从这种种现象来看﹐国际社会对成员国人权状况的态度已渐成共识﹕批评、监督与施压已不被认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八零年以来欧美国际法专家 所争论的问题乃是国际社会或其它国家是否有权利为维护人权而对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当年柬埔寨政府大肆残杀本国公民即是一例﹐美国进军Grenada 是另一例。多年来美国政府人权政策也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不少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批评与监督美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若干其它利益﹐对美国政府 施压﹐这当是许多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分子所乐见的。

  • 早年美国、若干欧洲国家及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台湾人权状况抨击甚多﹐但从台湾政局逐步开放﹐取消党禁、报禁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 中的形像大有改善﹐不但少受指责﹐且受到不少好评。由此可见﹐如何改善一个社会、国家的人权状况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的评价与态度不可能完全无视于 实际情况。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人权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与施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人口过多、失业率高、环境污染、政府贪污、劳 改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等等仍然存在。从一九五七年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内部争取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力量日渐形成﹐虽屡遭镇压﹐但?没有完全被根除。如 果政府腐化无能﹐不愿面对问题﹐提出方案﹐逐步解决﹐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必定日渐扩散﹐出现星火燎原之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施压虽然引 起北京当政者的反感﹐但?不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力所在。中国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大陆。把中国的动乱完全归咎于国外力量的阴谋﹐是 不明智的做法﹐只会转移目标﹐打乱改革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基本人权﹐开放政权﹐才是有效的途径。


原载《人与人权》一九九四年夏季 印刷版

200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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