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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空间的权利启示
梁辰



人类无论进入怎样的新领域﹐原先有权利(Rights)的依然还有﹐那些原先就没有的﹐到了新世界﹐还是一个被权力(Power)控制的族群。 

有一个时事知识小测验问﹕哪一个国家﹐目前在国际互联网的地位处于最底层﹐而到二零零五年会发展到一亿四千一百万个互联网用户﹐成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大的市场﹖ 

答案是﹕中国。 

中国人在那些传统的领域﹐如言论、结社、信仰等方面﹐没有基本权利的保障﹐那么﹐他们在互联网﹐或者称为 Cyberspace 的一个崭新领域里﹐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呢﹖ 

通常而言﹐新领域总是干净的、单纯的、尚未被权力污染的﹐当权力体制也还需要学习、摸索如何去控制它之前﹐那里相对来说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的权 利都还没有被剥夺的。可以说﹐那个浩瀚无际的电子空间﹐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利的“试验田”-- 那里是被权力更污染﹐还是权利更得到保障﹖全世界都可以从那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自然是中国的专制势力如何不遗余力地迅速收缴、剥夺所有人在那里的 天然权利﹔但更值得深思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权利﹖是否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主动放弃权利﹖甚至在放弃它之前就蹧踏了它呢﹖


长城筑到电子空间 

人类生存对信息的依赖﹐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也因此﹐人们获得信息的权利﹐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天经地义。在权利的意义 上﹐信息权比获知权、新闻权﹐更加凸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限制。电子空间﹐是人类科技发展开拓出来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无疆界、无边境、无民族国家文 化语言之区隔的“大同世界”﹐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终端机并付费﹐就可以自由地去那里遨游﹐也没有任何权力体制有权阻挡、剥夺人们的这种自由。今天﹐即使在 并非发达国家的中国﹐互联网也已经成为那里数百万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他们获取新闻信息、订购机票、购买日常用品、处理商务、接收电子信件等等的主要 手段。 

但是﹐这个“自由领域”立刻同时成为检验所有专制体制的试金石。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四十五个限制国内互连网自 由发展的国家中﹐有二十个“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伊朗、伊拉克﹐还有许多前苏联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通过种种途径﹐限制民众使用互 联网的自由﹐其中包括强制民众通过国家管理的网络入站上网﹔要求网民登记详细的个人资料﹐以掌握网民的信息﹔建立防火墙封锁一部份境外的网站﹔以维护国家 安全、主权完整等借口﹐压制民众在网上的表达自由﹐等等。 

由此可见﹐对自由的压制﹐不仅必定首先是以政府剥夺人民权利的侵权方式开始的﹐而且﹐一以惯之是传统的控制手段﹐只不过在技术上是“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显示了任何先进的科技都是工具性的﹐“科学”并不能自然地带来自由和人权﹐毋宁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迪斯尼《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基尼﹐在 谁手里替谁效劳。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只喊“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之误区﹐从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遭遇就可窥出一斑。至今依然自称“五四产儿”的中共﹐ 居然沿袭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伎﹐来对付信息高速公路﹐几乎是二十世纪末传遍世界的一个大幽默﹐同时也露出了邓式“市场经济”的专制底色﹕这个市场不止是“鸟 笼式”的﹐更是被一道万里长城圈起来的﹐这道长城同毛泽东的“钢铁长城”的唯一区别是﹐老百姓破天荒被允许“发财”﹐但必须是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先 富起来”之后﹔更要害的是﹐长城之内是不存在自由和人权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必须同时配备古老的“长城意识”﹐这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 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复苏”的最鲜明标志。 

“网上长城”不再是用厚实的秦砖来垒砌的了﹐而是用“电子位元”修筑的一道“中国大火墙”﹐但是﹐构成这道大火墙的﹐还有比这些数码更要害的东西 ﹐那就是政府行政手段 ── 每一个在乎自己权利的人﹐可以不必理会那些神秘的数码﹐却不能忽略赤裸裸的、带有强制性质的法规文字。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上网民众那些内容 能够浏览、哪些内容看都不能看﹐公安部也颁布了《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 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包括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宣扬封建迷信、淫 秽、色情等。依据这种规定﹐民众上网查阅、复制和传播新闻、信息、知识等等﹐哪些属于“违法”﹐这个尺度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而所谓“破坏”、“煽 动”、“颠覆”之类的政治定性﹐在这个共产党专制的社会里﹐全都不过是“良心犯”的代名词﹐并且全都可以“莫须有”。一言以蔽之﹐从这个仅仅作用于互联网 范围内的法规就可以看出﹐剥夺信息权成为可能﹐前提是从剥夺人权开始﹔剥夺人权﹐又必须首先剥夺政治参与权﹔凡是剥夺权利﹐就是一种彻底的剥夺。另一点比 较值得人们研究的是﹐事实上﹐无论什么类型的现代化﹐“信息社会”也好、“数码时代”也好﹐独占社会资源并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势力﹐说什么都比赤手空拳毫 无权利的老百姓﹐更容易学会、创造并驾驭一套新的控制技术手段。中共在这方面的“成熟”是惊人的﹐西方媒体讥讽道﹕在中国的“信息大跃进”中﹐公安部门居 领先地位。从硬件方面来说﹐国家公安部特别成立了所谓“网络警察局”﹐训练特殊警察专门监控互联网﹐既严密监督国内网络服务商、计算机用户﹐也封锁境外新 闻媒体、政治网站。因此﹐正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是无所不在地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的 ── 这是在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不可能发生也绝对非法的行为﹐却在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本来﹐信检、电话监听一类侵权行为﹐在中共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据来自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这次中共对法轮功的围剿﹐又在互联网上公 然大规模使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公安部门从去年九月起﹐已经开始抄录许多法轮功网友私人计算机中存放的电子邮件通讯录﹐并与中国最大一家免费提供电 子邮件信箱的公司配合﹐检查网民的邮件﹔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的互联网部门﹐也都从 ISP(网络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获取法轮功网友的账户密码﹐利用特殊软件二十四小时阅读他们的往来邮件。不过﹐中共除了明目张胆的监控之外﹐也摸索许多更 不易为人觉察的控制手段﹐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专制“软件”﹐这包括政府柯断信息产业﹐既不许民间经营﹐也不准外国公司投资﹐后一条﹐曾经是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之中美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如今已经签字﹐但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垂涎已久的国际网络公司进去以后会遭遇什么﹐还拭目以待。中共在这方面有很多灵 活的“招数”﹐对国内官办信息业者的控制﹐已经使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强制民众通过国家控制的网络入站上网﹐用户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雇主 姓名﹐而且必需签署一份声明﹐表示用户绝对不会传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资料讯息”﹐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手段﹔到九七年﹐也是官办的“北京 电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首都热线”﹐用户无须登记或者预先付款﹐只要拨号就可直接上网﹐而费用会显示在用户每月的电话账单上﹐一时很受欢迎﹐但用户们 很快发现﹐到那里只能阅览中国内地的网址﹐要阅览外国网址就要付很高的费用。这种两层付费法﹐假如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形容﹐大概可以称为“用经济手段”把 中国老百姓和外部讯息隔离开来﹐以减低危险思想进入中国的机会。


中国特色的“网犯”   

国门可以打开﹐网络却要加锁﹐这种荒唐便造成中国网民一不小心就会“犯法”﹐并且是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这就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独 一无二的“网犯”﹐虽然“反革命犯”这种欲加之罪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中共在几年前很聪明地取消了它(代之以其它罪名)﹐但是为了应付“信息时代”﹐ 却又不得不罗致一个新的罪种出来。 

 这个罪种的第一个受刑人是林海﹐上海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由于那道“中国大火墙”缘故﹐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常常是只准出不准进﹐但“火墙”的技 术还不能挡住按照邮件信箱发进来的信息﹐林海因为提供中国网民的电子信箱给境外网站﹐就被判刑两年。林海的案子﹐是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到目前为止所知道 的唯一案例。这个组织说﹐其它“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象是古巴或塞拉利昂政府﹐还只逮捕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记者或人权活动者﹐林海是唯一由于互联网本 身的技术性事务而被监禁的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因触犯独裁体制某种禁忌而成为第一个受难者﹐林海就是今日的王实味和胡风﹐前者在四十年代大批理想青年投 奔延安之际被砍头﹐后者在五十年代初举国沉浸于“新社会”欢乐之时下狱。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林海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在信 息高速公路上设立关卡﹐防堵信息﹐中国政府这么做﹐是违反国际社会惯例在先﹐林海所做的﹐不过是让他的客户能够畅通得到被关卡堵住的信息﹐严格来说﹐他只 是在替他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服务也只是技术性质的﹐与政治毫不相干﹐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林海完全是无辜的。第一个受刑者的无辜﹐也就从一开始便 宣判了中共罗致“网络罪名”和钩陷“网犯”﹐是毫无司法公正可言的﹐而纵容这种司法体制的政权也是反人道的。 

迄今为止﹐仅凭极有限的信息﹐获知步林海之后尘而成“网犯”的﹐又是两位工程师﹐仿佛显示在“信息时代”里﹐涉及互联网的事务已经广泛到如何无论 也躲不开专制的禁区了﹐也好像越是纯技术性的职业也越容易“反革命”了似的。去年冬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拘捕十人。 这个消息在国内是被封锁的﹐却不胫而走海外﹐但是﹐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这条消息之后﹐就传出四川省安全局拘捕了一名工程师﹐攀枝花市邮电局互联网工程师刘海 荣﹐他被指控“在互联网上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境外敌对组织”。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刘海荣将此消息传给海外的﹐但在信息领域里自由流通和封锁堵截之间的缠斗﹐ 显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激化。但是﹐要把互联网封得点水不漏﹐不仅中共在技术上还做不到﹐更要命的是﹐网可以锁﹐人心则锁不住。十二月十日﹐重庆西南 政法大学爆发反对并校运动﹐近万名学生在校园内游行抗议﹐互联网上立刻出现“重大与西南政法并校引发最新万人学潮﹐重庆 BBC 有第一手消息”的连接(link)﹐网络上各种校园论坛的议论纷纷都一览无余﹕“你们今天还在游行吗﹖”“武警打死人了﹖我们学校的 BBC 都闹翻天了”……或许﹐重庆公安局也会追究消息如何泄露出去、也会逮捕某个工程师﹐但网却永远封不死。互联网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工具﹐这在法轮功事件中凸 现得最为清晰。法轮功信徒以电子邮件传递消息、秘密组织向中南海的和平请愿﹐已是令江泽民恼怒和西方媒体惊讶的一桩大新闻﹐自然也是导致中共视发轮功为 “秘密结社”的一个主因﹐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以此为联系工具的结社﹐的确也说明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安全防线﹐如果不能以人们心里的恐惧为 第一道防线﹐就只有徒劳地设在缥缈的电子空间里去了。吉林长春市也有一名设计法轮功网站的工程师张海涛﹐被长春人民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起诉﹐他是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旭日计算机公司”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他的网站是中国大陆唯一法轮功网站﹐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后﹐张海涛 在网页上发出“紧急呼吁书”﹐网页同时刊登有关各地示威最新消息。该网站七月二十四日被封﹐张海涛在七月二十九日被捕。

我们不知道﹐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西方网络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之后﹐未来还会有多少中国和外国的工程师、商人将成为“网犯”﹖


免于被侮辱的权利 

电子空间不再是一块?地﹐至少在所谓“网上中国”这个范畴里﹐权力污染、称霸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二十一世纪如果无望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至少会成为“网上中国人征战”的一个世纪。因为这种征战﹐在本世纪末其实已经开始。 

“中国跟台湾已经打起来了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但战场不是在陆地或海上﹐严格说甚至也不在空中 ── 他们选择“电子空间”(Cyberspace)作为战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壮烈捐躯。这个战场的士兵﹐是深藏在政府官员当中的隐形人物去黑客(hack) 敌对领域的计算机。今年七月九日台湾总统李登辉刚一发表‘两国论’﹐这种战争就加入进来了。当然﹐这种相当新式的技术却是用来故伎重演老把式的﹕北京的 ‘官方黑客’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照片﹐hack 在台湾情报部门的网页上﹐仿佛就是占领了对方的领土﹔接著﹐整个八月里﹐大陆的计算机发动了七万两千次‘电子空间’攻击﹐其中一百六十五次成功﹐例如侵入 某一个秘密网站﹐如同前述贴‘国旗’之举﹔当美国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另一次攻击就对准了美国政府机构﹐大量的‘邮件炸弹’瘫痪了这些机构的网 站。在中国那一边﹐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也设置一个特别部门来对付对方的黑客﹐或者如同他们的官方说法﹐是‘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文 攻’之中﹐朝对方网站贴旗和标语这类把戏﹐是行之多年粗糙战略的一种技术更复杂的变异……。”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以善写中国议题的美国自由撰稿人白汝莫(Ian Buruma)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一篇杂文﹐堪称西方人看“东洋景”的一篇佳作﹐但对于这场电子空间里的台湾海峡之战﹐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台湾媒体和民间却有些哗然﹐那里 有人这样写道﹕“一个晚上‘黑掉’数十个台湾的网站﹐上自监察院下至屏东地方政府以及学术单位的台湾大学图书馆网页都被有计划黑掉﹐实在是让人意外。这种 过程犹如在自己家门前被泼了油漆般的让人难以忍受。台湾黑客扬言报复﹐两岸的黑客手法宛如电影情节一般﹐两地的入侵与反击﹐信息人材互较苗头的意味较 浓……未来这个虚拟世界会发生怎样的事﹐都让人无法预料。在台湾﹐目前调查局或电信警察﹐办的多是抓补帖与色情站﹐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与之大陆有计划积极 培养网警或解放军信息兵的行动﹐是不能相比的。”

黑客行为﹐在新兴的电子空间大概也属于一种新型犯罪﹐目前连西方法制国家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黑客都是民间单独零星的个人行为﹐以政府的行政手 段组织对境外另一领土的大规模黑客行为﹐甚至动用军队“信息兵”﹐则除了交战状态之外﹐只有中共这么干﹐也是对台湾“文攻武吓”战术的一种延伸。但是﹐以 自家国旗去“黑掉”人家网站来获取某种“占领”的快感﹐与其说是恫吓﹐不如说是一种意淫﹐“统一”不遂之下的发泄﹐也因此﹐与其说这是用电子位元做武器的 一场“电子战”﹐不如说是一场用中文做武器的“唾沫战”﹐到头来谁也没有“壮烈牺牲”﹐却严重地污染、亵渎了作为中国人语言的中文。 

这也是大部份所谓“中文论坛”正在经历的一场文化灾难。让我们还是借西方人看“东洋景”的观感来照一照自己的尊容吧﹐白汝莫先生在上述一文中接著 说﹕“浏览北美的许多中文网站﹐仿佛进入一个国家既有知觉又混沌的下意识领域﹐充斥著幻觉、偏执、性冲动和满腔怨恨﹐互联网有趣的一点是﹐它缺乏某种‘超 自我’去过滤那从深渊里爬出来的妖魔。它也是‘阴谋论’的最大集散地﹐任何人在那里都可以被诬为‘特务’、‘娼妓’、‘歹徒’、‘中共代理人’、‘卖国贼 ’等等﹔海外民运不同派系之间的缠斗所普遍使用的术语﹐肮脏得如同在公共厕所的墙上一样﹔互联网也用来公布隐私﹐向成千上万人散布流言、谣诼、毁谤。但所 有这些都是不具名的﹐或者使用一个笔名﹐有些乃是政府机构直接所为﹐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说了什么以及理由是什么……” 

作为使用英语的白汝莫﹐转而就有些愤怒了﹕“如果你为了某种离奇的经验而去访问一些中文网站﹐你就仿佛走进一家发出无数暴躁的、间歇性嘶喊的精神 病院。如果钻进深层处﹐那里就更是野草茂盛﹐中文网站也大量出现蹩脚英文(Broken English)﹐常常在所谓‘自由谈’的冠冕堂皇名目之下﹐冒出‘fuck you’一类的评语或回应﹐英语被用作这样的交流是莫名其妙的﹐这是因为如今英文被广泛应用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们喜欢它比母语更甚﹖还是 因为中国人都对中文书写软件不感兴趣﹖或者这类语言就象敲击音乐(rap music)似的乃是一种美国文化的出口﹖”白汝莫觉得他们的母语被亵渎了﹐这种语言的自尊﹐多少中国人还有呢﹖ 

这里当然也涉及到更多的权利问题﹕一个网络使用者有何权利匿名肆意诋毁、辱骂、攻击另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是否就有权利对政敌作人身攻击﹖人们 有没有权利免于在网络上遭到匿名者侮辱的恐惧﹖这些问题﹐一如美国网络使用者已经提出的电子邮件性骚扰﹐包含了权利、法律、文化诸多因素。 

在互联网这个新领域所显示的“中国特色”﹐是所有使用者都面临著被专制控制的威胁﹐但是权利在被收缴之前已经先在地被蹧踏了﹐则是比丧失权利更深 层的危机。未被收缴的天然权利﹐其平等的单纯性遍及所有人﹐它的起点就在于任何人都尊重另一个人的那一份﹐而尊重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包括“语 言暴力”﹐这在“言论自由”范畴里尤其明显﹐“语言暴力”曾是专制的有效工具﹐但它必须建立在剥夺对方发言权的前提上﹐可是﹐在具有同等发言权的前提下﹐ 用“语言暴力”互相攻伐的结果﹐不是意味著双方都在行使权利﹐而是权利“共同丧失”的另一种形态而已。也正由于权利的自然属性乃是“不是共同拥有就是共同 丧失”﹐因此要维持这种平等﹐需要成熟、健康的另一种力量、支持意识﹐那就是人文﹐the humanities。中国文化的危机﹐没有因为科技发达而减弱﹐反而深重了。

2001-12-10



人类无论进入怎样的新领域﹐原先有权利(Rights)的依然还有﹐那些原先就没有的﹐到了新世界﹐还是一个被权力(Power)控制的族群。 

有一个时事知识小测验问﹕哪一个国家﹐目前在国际互联网的地位处于最底层﹐而到二零零五年会发展到一亿四千一百万个互联网用户﹐成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大的市场﹖ 

答案是﹕中国。 

中国人在那些传统的领域﹐如言论、结社、信仰等方面﹐没有基本权利的保障﹐那么﹐他们在互联网﹐或者称为 Cyberspace 的一个崭新领域里﹐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呢﹖ 

通常而言﹐新领域总是干净的、单纯的、尚未被权力污染的﹐当权力体制也还需要学习、摸索如何去控制它之前﹐那里相对来说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的权 利都还没有被剥夺的。可以说﹐那个浩瀚无际的电子空间﹐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利的“试验田”-- 那里是被权力更污染﹐还是权利更得到保障﹖全世界都可以从那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自然是中国的专制势力如何不遗余力地迅速收缴、剥夺所有人在那里的 天然权利﹔但更值得深思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权利﹖是否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主动放弃权利﹖甚至在放弃它之前就蹧踏了它呢﹖


长城筑到电子空间 

人类生存对信息的依赖﹐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也因此﹐人们获得信息的权利﹐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天经地义。在权利的意义 上﹐信息权比获知权、新闻权﹐更加凸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限制。电子空间﹐是人类科技发展开拓出来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无疆界、无边境、无民族国家文 化语言之区隔的“大同世界”﹐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终端机并付费﹐就可以自由地去那里遨游﹐也没有任何权力体制有权阻挡、剥夺人们的这种自由。今天﹐即使在 并非发达国家的中国﹐互联网也已经成为那里数百万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他们获取新闻信息、订购机票、购买日常用品、处理商务、接收电子信件等等的主要 手段。 

但是﹐这个“自由领域”立刻同时成为检验所有专制体制的试金石。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四十五个限制国内互连网自 由发展的国家中﹐有二十个“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伊朗、伊拉克﹐还有许多前苏联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通过种种途径﹐限制民众使用互 联网的自由﹐其中包括强制民众通过国家管理的网络入站上网﹔要求网民登记详细的个人资料﹐以掌握网民的信息﹔建立防火墙封锁一部份境外的网站﹔以维护国家 安全、主权完整等借口﹐压制民众在网上的表达自由﹐等等。 

由此可见﹐对自由的压制﹐不仅必定首先是以政府剥夺人民权利的侵权方式开始的﹐而且﹐一以惯之是传统的控制手段﹐只不过在技术上是“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显示了任何先进的科技都是工具性的﹐“科学”并不能自然地带来自由和人权﹐毋宁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迪斯尼《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基尼﹐在 谁手里替谁效劳。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只喊“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之误区﹐从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遭遇就可窥出一斑。至今依然自称“五四产儿”的中共﹐ 居然沿袭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伎﹐来对付信息高速公路﹐几乎是二十世纪末传遍世界的一个大幽默﹐同时也露出了邓式“市场经济”的专制底色﹕这个市场不止是“鸟 笼式”的﹐更是被一道万里长城圈起来的﹐这道长城同毛泽东的“钢铁长城”的唯一区别是﹐老百姓破天荒被允许“发财”﹐但必须是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先 富起来”之后﹔更要害的是﹐长城之内是不存在自由和人权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必须同时配备古老的“长城意识”﹐这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 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复苏”的最鲜明标志。 

“网上长城”不再是用厚实的秦砖来垒砌的了﹐而是用“电子位元”修筑的一道“中国大火墙”﹐但是﹐构成这道大火墙的﹐还有比这些数码更要害的东西 ﹐那就是政府行政手段 ── 每一个在乎自己权利的人﹐可以不必理会那些神秘的数码﹐却不能忽略赤裸裸的、带有强制性质的法规文字。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上网民众那些内容 能够浏览、哪些内容看都不能看﹐公安部也颁布了《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 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包括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宣扬封建迷信、淫 秽、色情等。依据这种规定﹐民众上网查阅、复制和传播新闻、信息、知识等等﹐哪些属于“违法”﹐这个尺度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而所谓“破坏”、“煽 动”、“颠覆”之类的政治定性﹐在这个共产党专制的社会里﹐全都不过是“良心犯”的代名词﹐并且全都可以“莫须有”。一言以蔽之﹐从这个仅仅作用于互联网 范围内的法规就可以看出﹐剥夺信息权成为可能﹐前提是从剥夺人权开始﹔剥夺人权﹐又必须首先剥夺政治参与权﹔凡是剥夺权利﹐就是一种彻底的剥夺。另一点比 较值得人们研究的是﹐事实上﹐无论什么类型的现代化﹐“信息社会”也好、“数码时代”也好﹐独占社会资源并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势力﹐说什么都比赤手空拳毫 无权利的老百姓﹐更容易学会、创造并驾驭一套新的控制技术手段。中共在这方面的“成熟”是惊人的﹐西方媒体讥讽道﹕在中国的“信息大跃进”中﹐公安部门居 领先地位。从硬件方面来说﹐国家公安部特别成立了所谓“网络警察局”﹐训练特殊警察专门监控互联网﹐既严密监督国内网络服务商、计算机用户﹐也封锁境外新 闻媒体、政治网站。因此﹐正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是无所不在地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的 ── 这是在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不可能发生也绝对非法的行为﹐却在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本来﹐信检、电话监听一类侵权行为﹐在中共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据来自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这次中共对法轮功的围剿﹐又在互联网上公 然大规模使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公安部门从去年九月起﹐已经开始抄录许多法轮功网友私人计算机中存放的电子邮件通讯录﹐并与中国最大一家免费提供电 子邮件信箱的公司配合﹐检查网民的邮件﹔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的互联网部门﹐也都从 ISP(网络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获取法轮功网友的账户密码﹐利用特殊软件二十四小时阅读他们的往来邮件。不过﹐中共除了明目张胆的监控之外﹐也摸索许多更 不易为人觉察的控制手段﹐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专制“软件”﹐这包括政府柯断信息产业﹐既不许民间经营﹐也不准外国公司投资﹐后一条﹐曾经是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之中美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如今已经签字﹐但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垂涎已久的国际网络公司进去以后会遭遇什么﹐还拭目以待。中共在这方面有很多灵 活的“招数”﹐对国内官办信息业者的控制﹐已经使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强制民众通过国家控制的网络入站上网﹐用户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雇主 姓名﹐而且必需签署一份声明﹐表示用户绝对不会传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资料讯息”﹐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手段﹔到九七年﹐也是官办的“北京 电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首都热线”﹐用户无须登记或者预先付款﹐只要拨号就可直接上网﹐而费用会显示在用户每月的电话账单上﹐一时很受欢迎﹐但用户们 很快发现﹐到那里只能阅览中国内地的网址﹐要阅览外国网址就要付很高的费用。这种两层付费法﹐假如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形容﹐大概可以称为“用经济手段”把 中国老百姓和外部讯息隔离开来﹐以减低危险思想进入中国的机会。


中国特色的“网犯”   

国门可以打开﹐网络却要加锁﹐这种荒唐便造成中国网民一不小心就会“犯法”﹐并且是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这就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独 一无二的“网犯”﹐虽然“反革命犯”这种欲加之罪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中共在几年前很聪明地取消了它(代之以其它罪名)﹐但是为了应付“信息时代”﹐ 却又不得不罗致一个新的罪种出来。 

 这个罪种的第一个受刑人是林海﹐上海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由于那道“中国大火墙”缘故﹐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常常是只准出不准进﹐但“火墙”的技 术还不能挡住按照邮件信箱发进来的信息﹐林海因为提供中国网民的电子信箱给境外网站﹐就被判刑两年。林海的案子﹐是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到目前为止所知道 的唯一案例。这个组织说﹐其它“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象是古巴或塞拉利昂政府﹐还只逮捕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记者或人权活动者﹐林海是唯一由于互联网本 身的技术性事务而被监禁的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因触犯独裁体制某种禁忌而成为第一个受难者﹐林海就是今日的王实味和胡风﹐前者在四十年代大批理想青年投 奔延安之际被砍头﹐后者在五十年代初举国沉浸于“新社会”欢乐之时下狱。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林海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在信 息高速公路上设立关卡﹐防堵信息﹐中国政府这么做﹐是违反国际社会惯例在先﹐林海所做的﹐不过是让他的客户能够畅通得到被关卡堵住的信息﹐严格来说﹐他只 是在替他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服务也只是技术性质的﹐与政治毫不相干﹐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林海完全是无辜的。第一个受刑者的无辜﹐也就从一开始便 宣判了中共罗致“网络罪名”和钩陷“网犯”﹐是毫无司法公正可言的﹐而纵容这种司法体制的政权也是反人道的。 

迄今为止﹐仅凭极有限的信息﹐获知步林海之后尘而成“网犯”的﹐又是两位工程师﹐仿佛显示在“信息时代”里﹐涉及互联网的事务已经广泛到如何无论 也躲不开专制的禁区了﹐也好像越是纯技术性的职业也越容易“反革命”了似的。去年冬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拘捕十人。 这个消息在国内是被封锁的﹐却不胫而走海外﹐但是﹐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这条消息之后﹐就传出四川省安全局拘捕了一名工程师﹐攀枝花市邮电局互联网工程师刘海 荣﹐他被指控“在互联网上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境外敌对组织”。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刘海荣将此消息传给海外的﹐但在信息领域里自由流通和封锁堵截之间的缠斗﹐ 显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激化。但是﹐要把互联网封得点水不漏﹐不仅中共在技术上还做不到﹐更要命的是﹐网可以锁﹐人心则锁不住。十二月十日﹐重庆西南 政法大学爆发反对并校运动﹐近万名学生在校园内游行抗议﹐互联网上立刻出现“重大与西南政法并校引发最新万人学潮﹐重庆 BBC 有第一手消息”的连接(link)﹐网络上各种校园论坛的议论纷纷都一览无余﹕“你们今天还在游行吗﹖”“武警打死人了﹖我们学校的 BBC 都闹翻天了”……或许﹐重庆公安局也会追究消息如何泄露出去、也会逮捕某个工程师﹐但网却永远封不死。互联网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工具﹐这在法轮功事件中凸 现得最为清晰。法轮功信徒以电子邮件传递消息、秘密组织向中南海的和平请愿﹐已是令江泽民恼怒和西方媒体惊讶的一桩大新闻﹐自然也是导致中共视发轮功为 “秘密结社”的一个主因﹐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以此为联系工具的结社﹐的确也说明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安全防线﹐如果不能以人们心里的恐惧为 第一道防线﹐就只有徒劳地设在缥缈的电子空间里去了。吉林长春市也有一名设计法轮功网站的工程师张海涛﹐被长春人民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起诉﹐他是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旭日计算机公司”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他的网站是中国大陆唯一法轮功网站﹐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后﹐张海涛 在网页上发出“紧急呼吁书”﹐网页同时刊登有关各地示威最新消息。该网站七月二十四日被封﹐张海涛在七月二十九日被捕。

我们不知道﹐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西方网络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之后﹐未来还会有多少中国和外国的工程师、商人将成为“网犯”﹖


免于被侮辱的权利 

电子空间不再是一块?地﹐至少在所谓“网上中国”这个范畴里﹐权力污染、称霸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二十一世纪如果无望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至少会成为“网上中国人征战”的一个世纪。因为这种征战﹐在本世纪末其实已经开始。 

“中国跟台湾已经打起来了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但战场不是在陆地或海上﹐严格说甚至也不在空中 ── 他们选择“电子空间”(Cyberspace)作为战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壮烈捐躯。这个战场的士兵﹐是深藏在政府官员当中的隐形人物去黑客(hack) 敌对领域的计算机。今年七月九日台湾总统李登辉刚一发表‘两国论’﹐这种战争就加入进来了。当然﹐这种相当新式的技术却是用来故伎重演老把式的﹕北京的 ‘官方黑客’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照片﹐hack 在台湾情报部门的网页上﹐仿佛就是占领了对方的领土﹔接著﹐整个八月里﹐大陆的计算机发动了七万两千次‘电子空间’攻击﹐其中一百六十五次成功﹐例如侵入 某一个秘密网站﹐如同前述贴‘国旗’之举﹔当美国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另一次攻击就对准了美国政府机构﹐大量的‘邮件炸弹’瘫痪了这些机构的网 站。在中国那一边﹐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也设置一个特别部门来对付对方的黑客﹐或者如同他们的官方说法﹐是‘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文 攻’之中﹐朝对方网站贴旗和标语这类把戏﹐是行之多年粗糙战略的一种技术更复杂的变异……。”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以善写中国议题的美国自由撰稿人白汝莫(Ian Buruma)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一篇杂文﹐堪称西方人看“东洋景”的一篇佳作﹐但对于这场电子空间里的台湾海峡之战﹐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台湾媒体和民间却有些哗然﹐那里 有人这样写道﹕“一个晚上‘黑掉’数十个台湾的网站﹐上自监察院下至屏东地方政府以及学术单位的台湾大学图书馆网页都被有计划黑掉﹐实在是让人意外。这种 过程犹如在自己家门前被泼了油漆般的让人难以忍受。台湾黑客扬言报复﹐两岸的黑客手法宛如电影情节一般﹐两地的入侵与反击﹐信息人材互较苗头的意味较 浓……未来这个虚拟世界会发生怎样的事﹐都让人无法预料。在台湾﹐目前调查局或电信警察﹐办的多是抓补帖与色情站﹐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与之大陆有计划积极 培养网警或解放军信息兵的行动﹐是不能相比的。”

黑客行为﹐在新兴的电子空间大概也属于一种新型犯罪﹐目前连西方法制国家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黑客都是民间单独零星的个人行为﹐以政府的行政手 段组织对境外另一领土的大规模黑客行为﹐甚至动用军队“信息兵”﹐则除了交战状态之外﹐只有中共这么干﹐也是对台湾“文攻武吓”战术的一种延伸。但是﹐以 自家国旗去“黑掉”人家网站来获取某种“占领”的快感﹐与其说是恫吓﹐不如说是一种意淫﹐“统一”不遂之下的发泄﹐也因此﹐与其说这是用电子位元做武器的 一场“电子战”﹐不如说是一场用中文做武器的“唾沫战”﹐到头来谁也没有“壮烈牺牲”﹐却严重地污染、亵渎了作为中国人语言的中文。 

这也是大部份所谓“中文论坛”正在经历的一场文化灾难。让我们还是借西方人看“东洋景”的观感来照一照自己的尊容吧﹐白汝莫先生在上述一文中接著 说﹕“浏览北美的许多中文网站﹐仿佛进入一个国家既有知觉又混沌的下意识领域﹐充斥著幻觉、偏执、性冲动和满腔怨恨﹐互联网有趣的一点是﹐它缺乏某种‘超 自我’去过滤那从深渊里爬出来的妖魔。它也是‘阴谋论’的最大集散地﹐任何人在那里都可以被诬为‘特务’、‘娼妓’、‘歹徒’、‘中共代理人’、‘卖国贼 ’等等﹔海外民运不同派系之间的缠斗所普遍使用的术语﹐肮脏得如同在公共厕所的墙上一样﹔互联网也用来公布隐私﹐向成千上万人散布流言、谣诼、毁谤。但所 有这些都是不具名的﹐或者使用一个笔名﹐有些乃是政府机构直接所为﹐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说了什么以及理由是什么……” 

作为使用英语的白汝莫﹐转而就有些愤怒了﹕“如果你为了某种离奇的经验而去访问一些中文网站﹐你就仿佛走进一家发出无数暴躁的、间歇性嘶喊的精神 病院。如果钻进深层处﹐那里就更是野草茂盛﹐中文网站也大量出现蹩脚英文(Broken English)﹐常常在所谓‘自由谈’的冠冕堂皇名目之下﹐冒出‘fuck you’一类的评语或回应﹐英语被用作这样的交流是莫名其妙的﹐这是因为如今英文被广泛应用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们喜欢它比母语更甚﹖还是 因为中国人都对中文书写软件不感兴趣﹖或者这类语言就象敲击音乐(rap music)似的乃是一种美国文化的出口﹖”白汝莫觉得他们的母语被亵渎了﹐这种语言的自尊﹐多少中国人还有呢﹖ 

这里当然也涉及到更多的权利问题﹕一个网络使用者有何权利匿名肆意诋毁、辱骂、攻击另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是否就有权利对政敌作人身攻击﹖人们 有没有权利免于在网络上遭到匿名者侮辱的恐惧﹖这些问题﹐一如美国网络使用者已经提出的电子邮件性骚扰﹐包含了权利、法律、文化诸多因素。 

在互联网这个新领域所显示的“中国特色”﹐是所有使用者都面临著被专制控制的威胁﹐但是权利在被收缴之前已经先在地被蹧踏了﹐则是比丧失权利更深 层的危机。未被收缴的天然权利﹐其平等的单纯性遍及所有人﹐它的起点就在于任何人都尊重另一个人的那一份﹐而尊重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包括“语 言暴力”﹐这在“言论自由”范畴里尤其明显﹐“语言暴力”曾是专制的有效工具﹐但它必须建立在剥夺对方发言权的前提上﹐可是﹐在具有同等发言权的前提下﹐ 用“语言暴力”互相攻伐的结果﹐不是意味著双方都在行使权利﹐而是权利“共同丧失”的另一种形态而已。也正由于权利的自然属性乃是“不是共同拥有就是共同 丧失”﹐因此要维持这种平等﹐需要成熟、健康的另一种力量、支持意识﹐那就是人文﹐the humanities。中国文化的危机﹐没有因为科技发达而减弱﹐反而深重了。

2001-12-10



人类无论进入怎样的新领域﹐原先有权利(Rights)的依然还有﹐那些原先就没有的﹐到了新世界﹐还是一个被权力(Power)控制的族群。 

有一个时事知识小测验问﹕哪一个国家﹐目前在国际互联网的地位处于最底层﹐而到二零零五年会发展到一亿四千一百万个互联网用户﹐成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大的市场﹖ 

答案是﹕中国。 

中国人在那些传统的领域﹐如言论、结社、信仰等方面﹐没有基本权利的保障﹐那么﹐他们在互联网﹐或者称为 Cyberspace 的一个崭新领域里﹐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呢﹖ 

通常而言﹐新领域总是干净的、单纯的、尚未被权力污染的﹐当权力体制也还需要学习、摸索如何去控制它之前﹐那里相对来说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的权 利都还没有被剥夺的。可以说﹐那个浩瀚无际的电子空间﹐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利的“试验田”-- 那里是被权力更污染﹐还是权利更得到保障﹖全世界都可以从那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自然是中国的专制势力如何不遗余力地迅速收缴、剥夺所有人在那里的 天然权利﹔但更值得深思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权利﹖是否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主动放弃权利﹖甚至在放弃它之前就蹧踏了它呢﹖


长城筑到电子空间 

人类生存对信息的依赖﹐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也因此﹐人们获得信息的权利﹐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天经地义。在权利的意义 上﹐信息权比获知权、新闻权﹐更加凸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限制。电子空间﹐是人类科技发展开拓出来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无疆界、无边境、无民族国家文 化语言之区隔的“大同世界”﹐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终端机并付费﹐就可以自由地去那里遨游﹐也没有任何权力体制有权阻挡、剥夺人们的这种自由。今天﹐即使在 并非发达国家的中国﹐互联网也已经成为那里数百万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他们获取新闻信息、订购机票、购买日常用品、处理商务、接收电子信件等等的主要 手段。 

但是﹐这个“自由领域”立刻同时成为检验所有专制体制的试金石。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四十五个限制国内互连网自 由发展的国家中﹐有二十个“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伊朗、伊拉克﹐还有许多前苏联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通过种种途径﹐限制民众使用互 联网的自由﹐其中包括强制民众通过国家管理的网络入站上网﹔要求网民登记详细的个人资料﹐以掌握网民的信息﹔建立防火墙封锁一部份境外的网站﹔以维护国家 安全、主权完整等借口﹐压制民众在网上的表达自由﹐等等。 

由此可见﹐对自由的压制﹐不仅必定首先是以政府剥夺人民权利的侵权方式开始的﹐而且﹐一以惯之是传统的控制手段﹐只不过在技术上是“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显示了任何先进的科技都是工具性的﹐“科学”并不能自然地带来自由和人权﹐毋宁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迪斯尼《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基尼﹐在 谁手里替谁效劳。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只喊“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之误区﹐从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遭遇就可窥出一斑。至今依然自称“五四产儿”的中共﹐ 居然沿袭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伎﹐来对付信息高速公路﹐几乎是二十世纪末传遍世界的一个大幽默﹐同时也露出了邓式“市场经济”的专制底色﹕这个市场不止是“鸟 笼式”的﹐更是被一道万里长城圈起来的﹐这道长城同毛泽东的“钢铁长城”的唯一区别是﹐老百姓破天荒被允许“发财”﹐但必须是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先 富起来”之后﹔更要害的是﹐长城之内是不存在自由和人权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必须同时配备古老的“长城意识”﹐这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 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复苏”的最鲜明标志。 

“网上长城”不再是用厚实的秦砖来垒砌的了﹐而是用“电子位元”修筑的一道“中国大火墙”﹐但是﹐构成这道大火墙的﹐还有比这些数码更要害的东西 ﹐那就是政府行政手段 ── 每一个在乎自己权利的人﹐可以不必理会那些神秘的数码﹐却不能忽略赤裸裸的、带有强制性质的法规文字。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上网民众那些内容 能够浏览、哪些内容看都不能看﹐公安部也颁布了《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 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包括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宣扬封建迷信、淫 秽、色情等。依据这种规定﹐民众上网查阅、复制和传播新闻、信息、知识等等﹐哪些属于“违法”﹐这个尺度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而所谓“破坏”、“煽 动”、“颠覆”之类的政治定性﹐在这个共产党专制的社会里﹐全都不过是“良心犯”的代名词﹐并且全都可以“莫须有”。一言以蔽之﹐从这个仅仅作用于互联网 范围内的法规就可以看出﹐剥夺信息权成为可能﹐前提是从剥夺人权开始﹔剥夺人权﹐又必须首先剥夺政治参与权﹔凡是剥夺权利﹐就是一种彻底的剥夺。另一点比 较值得人们研究的是﹐事实上﹐无论什么类型的现代化﹐“信息社会”也好、“数码时代”也好﹐独占社会资源并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势力﹐说什么都比赤手空拳毫 无权利的老百姓﹐更容易学会、创造并驾驭一套新的控制技术手段。中共在这方面的“成熟”是惊人的﹐西方媒体讥讽道﹕在中国的“信息大跃进”中﹐公安部门居 领先地位。从硬件方面来说﹐国家公安部特别成立了所谓“网络警察局”﹐训练特殊警察专门监控互联网﹐既严密监督国内网络服务商、计算机用户﹐也封锁境外新 闻媒体、政治网站。因此﹐正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是无所不在地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的 ── 这是在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不可能发生也绝对非法的行为﹐却在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本来﹐信检、电话监听一类侵权行为﹐在中共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据来自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这次中共对法轮功的围剿﹐又在互联网上公 然大规模使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公安部门从去年九月起﹐已经开始抄录许多法轮功网友私人计算机中存放的电子邮件通讯录﹐并与中国最大一家免费提供电 子邮件信箱的公司配合﹐检查网民的邮件﹔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的互联网部门﹐也都从 ISP(网络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获取法轮功网友的账户密码﹐利用特殊软件二十四小时阅读他们的往来邮件。不过﹐中共除了明目张胆的监控之外﹐也摸索许多更 不易为人觉察的控制手段﹐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专制“软件”﹐这包括政府柯断信息产业﹐既不许民间经营﹐也不准外国公司投资﹐后一条﹐曾经是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之中美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如今已经签字﹐但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垂涎已久的国际网络公司进去以后会遭遇什么﹐还拭目以待。中共在这方面有很多灵 活的“招数”﹐对国内官办信息业者的控制﹐已经使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强制民众通过国家控制的网络入站上网﹐用户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雇主 姓名﹐而且必需签署一份声明﹐表示用户绝对不会传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资料讯息”﹐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手段﹔到九七年﹐也是官办的“北京 电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首都热线”﹐用户无须登记或者预先付款﹐只要拨号就可直接上网﹐而费用会显示在用户每月的电话账单上﹐一时很受欢迎﹐但用户们 很快发现﹐到那里只能阅览中国内地的网址﹐要阅览外国网址就要付很高的费用。这种两层付费法﹐假如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形容﹐大概可以称为“用经济手段”把 中国老百姓和外部讯息隔离开来﹐以减低危险思想进入中国的机会。


中国特色的“网犯”   

国门可以打开﹐网络却要加锁﹐这种荒唐便造成中国网民一不小心就会“犯法”﹐并且是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这就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独 一无二的“网犯”﹐虽然“反革命犯”这种欲加之罪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中共在几年前很聪明地取消了它(代之以其它罪名)﹐但是为了应付“信息时代”﹐ 却又不得不罗致一个新的罪种出来。 

 这个罪种的第一个受刑人是林海﹐上海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由于那道“中国大火墙”缘故﹐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常常是只准出不准进﹐但“火墙”的技 术还不能挡住按照邮件信箱发进来的信息﹐林海因为提供中国网民的电子信箱给境外网站﹐就被判刑两年。林海的案子﹐是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到目前为止所知道 的唯一案例。这个组织说﹐其它“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象是古巴或塞拉利昂政府﹐还只逮捕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记者或人权活动者﹐林海是唯一由于互联网本 身的技术性事务而被监禁的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因触犯独裁体制某种禁忌而成为第一个受难者﹐林海就是今日的王实味和胡风﹐前者在四十年代大批理想青年投 奔延安之际被砍头﹐后者在五十年代初举国沉浸于“新社会”欢乐之时下狱。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林海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在信 息高速公路上设立关卡﹐防堵信息﹐中国政府这么做﹐是违反国际社会惯例在先﹐林海所做的﹐不过是让他的客户能够畅通得到被关卡堵住的信息﹐严格来说﹐他只 是在替他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服务也只是技术性质的﹐与政治毫不相干﹐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林海完全是无辜的。第一个受刑者的无辜﹐也就从一开始便 宣判了中共罗致“网络罪名”和钩陷“网犯”﹐是毫无司法公正可言的﹐而纵容这种司法体制的政权也是反人道的。 

迄今为止﹐仅凭极有限的信息﹐获知步林海之后尘而成“网犯”的﹐又是两位工程师﹐仿佛显示在“信息时代”里﹐涉及互联网的事务已经广泛到如何无论 也躲不开专制的禁区了﹐也好像越是纯技术性的职业也越容易“反革命”了似的。去年冬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拘捕十人。 这个消息在国内是被封锁的﹐却不胫而走海外﹐但是﹐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这条消息之后﹐就传出四川省安全局拘捕了一名工程师﹐攀枝花市邮电局互联网工程师刘海 荣﹐他被指控“在互联网上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境外敌对组织”。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刘海荣将此消息传给海外的﹐但在信息领域里自由流通和封锁堵截之间的缠斗﹐ 显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激化。但是﹐要把互联网封得点水不漏﹐不仅中共在技术上还做不到﹐更要命的是﹐网可以锁﹐人心则锁不住。十二月十日﹐重庆西南 政法大学爆发反对并校运动﹐近万名学生在校园内游行抗议﹐互联网上立刻出现“重大与西南政法并校引发最新万人学潮﹐重庆 BBC 有第一手消息”的连接(link)﹐网络上各种校园论坛的议论纷纷都一览无余﹕“你们今天还在游行吗﹖”“武警打死人了﹖我们学校的 BBC 都闹翻天了”……或许﹐重庆公安局也会追究消息如何泄露出去、也会逮捕某个工程师﹐但网却永远封不死。互联网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工具﹐这在法轮功事件中凸 现得最为清晰。法轮功信徒以电子邮件传递消息、秘密组织向中南海的和平请愿﹐已是令江泽民恼怒和西方媒体惊讶的一桩大新闻﹐自然也是导致中共视发轮功为 “秘密结社”的一个主因﹐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以此为联系工具的结社﹐的确也说明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安全防线﹐如果不能以人们心里的恐惧为 第一道防线﹐就只有徒劳地设在缥缈的电子空间里去了。吉林长春市也有一名设计法轮功网站的工程师张海涛﹐被长春人民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起诉﹐他是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旭日计算机公司”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他的网站是中国大陆唯一法轮功网站﹐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后﹐张海涛 在网页上发出“紧急呼吁书”﹐网页同时刊登有关各地示威最新消息。该网站七月二十四日被封﹐张海涛在七月二十九日被捕。

我们不知道﹐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西方网络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之后﹐未来还会有多少中国和外国的工程师、商人将成为“网犯”﹖


免于被侮辱的权利 

电子空间不再是一块?地﹐至少在所谓“网上中国”这个范畴里﹐权力污染、称霸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二十一世纪如果无望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至少会成为“网上中国人征战”的一个世纪。因为这种征战﹐在本世纪末其实已经开始。 

“中国跟台湾已经打起来了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但战场不是在陆地或海上﹐严格说甚至也不在空中 ── 他们选择“电子空间”(Cyberspace)作为战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壮烈捐躯。这个战场的士兵﹐是深藏在政府官员当中的隐形人物去黑客(hack) 敌对领域的计算机。今年七月九日台湾总统李登辉刚一发表‘两国论’﹐这种战争就加入进来了。当然﹐这种相当新式的技术却是用来故伎重演老把式的﹕北京的 ‘官方黑客’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照片﹐hack 在台湾情报部门的网页上﹐仿佛就是占领了对方的领土﹔接著﹐整个八月里﹐大陆的计算机发动了七万两千次‘电子空间’攻击﹐其中一百六十五次成功﹐例如侵入 某一个秘密网站﹐如同前述贴‘国旗’之举﹔当美国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另一次攻击就对准了美国政府机构﹐大量的‘邮件炸弹’瘫痪了这些机构的网 站。在中国那一边﹐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也设置一个特别部门来对付对方的黑客﹐或者如同他们的官方说法﹐是‘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文 攻’之中﹐朝对方网站贴旗和标语这类把戏﹐是行之多年粗糙战略的一种技术更复杂的变异……。”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以善写中国议题的美国自由撰稿人白汝莫(Ian Buruma)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一篇杂文﹐堪称西方人看“东洋景”的一篇佳作﹐但对于这场电子空间里的台湾海峡之战﹐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台湾媒体和民间却有些哗然﹐那里 有人这样写道﹕“一个晚上‘黑掉’数十个台湾的网站﹐上自监察院下至屏东地方政府以及学术单位的台湾大学图书馆网页都被有计划黑掉﹐实在是让人意外。这种 过程犹如在自己家门前被泼了油漆般的让人难以忍受。台湾黑客扬言报复﹐两岸的黑客手法宛如电影情节一般﹐两地的入侵与反击﹐信息人材互较苗头的意味较 浓……未来这个虚拟世界会发生怎样的事﹐都让人无法预料。在台湾﹐目前调查局或电信警察﹐办的多是抓补帖与色情站﹐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与之大陆有计划积极 培养网警或解放军信息兵的行动﹐是不能相比的。”

黑客行为﹐在新兴的电子空间大概也属于一种新型犯罪﹐目前连西方法制国家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黑客都是民间单独零星的个人行为﹐以政府的行政手 段组织对境外另一领土的大规模黑客行为﹐甚至动用军队“信息兵”﹐则除了交战状态之外﹐只有中共这么干﹐也是对台湾“文攻武吓”战术的一种延伸。但是﹐以 自家国旗去“黑掉”人家网站来获取某种“占领”的快感﹐与其说是恫吓﹐不如说是一种意淫﹐“统一”不遂之下的发泄﹐也因此﹐与其说这是用电子位元做武器的 一场“电子战”﹐不如说是一场用中文做武器的“唾沫战”﹐到头来谁也没有“壮烈牺牲”﹐却严重地污染、亵渎了作为中国人语言的中文。 

这也是大部份所谓“中文论坛”正在经历的一场文化灾难。让我们还是借西方人看“东洋景”的观感来照一照自己的尊容吧﹐白汝莫先生在上述一文中接著 说﹕“浏览北美的许多中文网站﹐仿佛进入一个国家既有知觉又混沌的下意识领域﹐充斥著幻觉、偏执、性冲动和满腔怨恨﹐互联网有趣的一点是﹐它缺乏某种‘超 自我’去过滤那从深渊里爬出来的妖魔。它也是‘阴谋论’的最大集散地﹐任何人在那里都可以被诬为‘特务’、‘娼妓’、‘歹徒’、‘中共代理人’、‘卖国贼 ’等等﹔海外民运不同派系之间的缠斗所普遍使用的术语﹐肮脏得如同在公共厕所的墙上一样﹔互联网也用来公布隐私﹐向成千上万人散布流言、谣诼、毁谤。但所 有这些都是不具名的﹐或者使用一个笔名﹐有些乃是政府机构直接所为﹐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说了什么以及理由是什么……” 

作为使用英语的白汝莫﹐转而就有些愤怒了﹕“如果你为了某种离奇的经验而去访问一些中文网站﹐你就仿佛走进一家发出无数暴躁的、间歇性嘶喊的精神 病院。如果钻进深层处﹐那里就更是野草茂盛﹐中文网站也大量出现蹩脚英文(Broken English)﹐常常在所谓‘自由谈’的冠冕堂皇名目之下﹐冒出‘fuck you’一类的评语或回应﹐英语被用作这样的交流是莫名其妙的﹐这是因为如今英文被广泛应用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们喜欢它比母语更甚﹖还是 因为中国人都对中文书写软件不感兴趣﹖或者这类语言就象敲击音乐(rap music)似的乃是一种美国文化的出口﹖”白汝莫觉得他们的母语被亵渎了﹐这种语言的自尊﹐多少中国人还有呢﹖ 

这里当然也涉及到更多的权利问题﹕一个网络使用者有何权利匿名肆意诋毁、辱骂、攻击另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是否就有权利对政敌作人身攻击﹖人们 有没有权利免于在网络上遭到匿名者侮辱的恐惧﹖这些问题﹐一如美国网络使用者已经提出的电子邮件性骚扰﹐包含了权利、法律、文化诸多因素。 

在互联网这个新领域所显示的“中国特色”﹐是所有使用者都面临著被专制控制的威胁﹐但是权利在被收缴之前已经先在地被蹧踏了﹐则是比丧失权利更深 层的危机。未被收缴的天然权利﹐其平等的单纯性遍及所有人﹐它的起点就在于任何人都尊重另一个人的那一份﹐而尊重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包括“语 言暴力”﹐这在“言论自由”范畴里尤其明显﹐“语言暴力”曾是专制的有效工具﹐但它必须建立在剥夺对方发言权的前提上﹐可是﹐在具有同等发言权的前提下﹐ 用“语言暴力”互相攻伐的结果﹐不是意味著双方都在行使权利﹐而是权利“共同丧失”的另一种形态而已。也正由于权利的自然属性乃是“不是共同拥有就是共同 丧失”﹐因此要维持这种平等﹐需要成熟、健康的另一种力量、支持意识﹐那就是人文﹐the humanities。中国文化的危机﹐没有因为科技发达而减弱﹐反而深重了。

2001-12-10



人类无论进入怎样的新领域﹐原先有权利(Rights)的依然还有﹐那些原先就没有的﹐到了新世界﹐还是一个被权力(Power)控制的族群。 

有一个时事知识小测验问﹕哪一个国家﹐目前在国际互联网的地位处于最底层﹐而到二零零五年会发展到一亿四千一百万个互联网用户﹐成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大的市场﹖ 

答案是﹕中国。 

中国人在那些传统的领域﹐如言论、结社、信仰等方面﹐没有基本权利的保障﹐那么﹐他们在互联网﹐或者称为 Cyberspace 的一个崭新领域里﹐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呢﹖ 

通常而言﹐新领域总是干净的、单纯的、尚未被权力污染的﹐当权力体制也还需要学习、摸索如何去控制它之前﹐那里相对来说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的权 利都还没有被剥夺的。可以说﹐那个浩瀚无际的电子空间﹐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利的“试验田”-- 那里是被权力更污染﹐还是权利更得到保障﹖全世界都可以从那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自然是中国的专制势力如何不遗余力地迅速收缴、剥夺所有人在那里的 天然权利﹔但更值得深思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权利﹖是否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主动放弃权利﹖甚至在放弃它之前就蹧踏了它呢﹖


长城筑到电子空间 

人类生存对信息的依赖﹐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也因此﹐人们获得信息的权利﹐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天经地义。在权利的意义 上﹐信息权比获知权、新闻权﹐更加凸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限制。电子空间﹐是人类科技发展开拓出来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无疆界、无边境、无民族国家文 化语言之区隔的“大同世界”﹐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终端机并付费﹐就可以自由地去那里遨游﹐也没有任何权力体制有权阻挡、剥夺人们的这种自由。今天﹐即使在 并非发达国家的中国﹐互联网也已经成为那里数百万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他们获取新闻信息、订购机票、购买日常用品、处理商务、接收电子信件等等的主要 手段。 

但是﹐这个“自由领域”立刻同时成为检验所有专制体制的试金石。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四十五个限制国内互连网自 由发展的国家中﹐有二十个“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伊朗、伊拉克﹐还有许多前苏联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通过种种途径﹐限制民众使用互 联网的自由﹐其中包括强制民众通过国家管理的网络入站上网﹔要求网民登记详细的个人资料﹐以掌握网民的信息﹔建立防火墙封锁一部份境外的网站﹔以维护国家 安全、主权完整等借口﹐压制民众在网上的表达自由﹐等等。 

由此可见﹐对自由的压制﹐不仅必定首先是以政府剥夺人民权利的侵权方式开始的﹐而且﹐一以惯之是传统的控制手段﹐只不过在技术上是“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显示了任何先进的科技都是工具性的﹐“科学”并不能自然地带来自由和人权﹐毋宁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迪斯尼《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基尼﹐在 谁手里替谁效劳。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只喊“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之误区﹐从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遭遇就可窥出一斑。至今依然自称“五四产儿”的中共﹐ 居然沿袭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伎﹐来对付信息高速公路﹐几乎是二十世纪末传遍世界的一个大幽默﹐同时也露出了邓式“市场经济”的专制底色﹕这个市场不止是“鸟 笼式”的﹐更是被一道万里长城圈起来的﹐这道长城同毛泽东的“钢铁长城”的唯一区别是﹐老百姓破天荒被允许“发财”﹐但必须是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先 富起来”之后﹔更要害的是﹐长城之内是不存在自由和人权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必须同时配备古老的“长城意识”﹐这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 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复苏”的最鲜明标志。 

“网上长城”不再是用厚实的秦砖来垒砌的了﹐而是用“电子位元”修筑的一道“中国大火墙”﹐但是﹐构成这道大火墙的﹐还有比这些数码更要害的东西 ﹐那就是政府行政手段 ── 每一个在乎自己权利的人﹐可以不必理会那些神秘的数码﹐却不能忽略赤裸裸的、带有强制性质的法规文字。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上网民众那些内容 能够浏览、哪些内容看都不能看﹐公安部也颁布了《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 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包括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宣扬封建迷信、淫 秽、色情等。依据这种规定﹐民众上网查阅、复制和传播新闻、信息、知识等等﹐哪些属于“违法”﹐这个尺度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而所谓“破坏”、“煽 动”、“颠覆”之类的政治定性﹐在这个共产党专制的社会里﹐全都不过是“良心犯”的代名词﹐并且全都可以“莫须有”。一言以蔽之﹐从这个仅仅作用于互联网 范围内的法规就可以看出﹐剥夺信息权成为可能﹐前提是从剥夺人权开始﹔剥夺人权﹐又必须首先剥夺政治参与权﹔凡是剥夺权利﹐就是一种彻底的剥夺。另一点比 较值得人们研究的是﹐事实上﹐无论什么类型的现代化﹐“信息社会”也好、“数码时代”也好﹐独占社会资源并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势力﹐说什么都比赤手空拳毫 无权利的老百姓﹐更容易学会、创造并驾驭一套新的控制技术手段。中共在这方面的“成熟”是惊人的﹐西方媒体讥讽道﹕在中国的“信息大跃进”中﹐公安部门居 领先地位。从硬件方面来说﹐国家公安部特别成立了所谓“网络警察局”﹐训练特殊警察专门监控互联网﹐既严密监督国内网络服务商、计算机用户﹐也封锁境外新 闻媒体、政治网站。因此﹐正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是无所不在地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的 ── 这是在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不可能发生也绝对非法的行为﹐却在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本来﹐信检、电话监听一类侵权行为﹐在中共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据来自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这次中共对法轮功的围剿﹐又在互联网上公 然大规模使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公安部门从去年九月起﹐已经开始抄录许多法轮功网友私人计算机中存放的电子邮件通讯录﹐并与中国最大一家免费提供电 子邮件信箱的公司配合﹐检查网民的邮件﹔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的互联网部门﹐也都从 ISP(网络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获取法轮功网友的账户密码﹐利用特殊软件二十四小时阅读他们的往来邮件。不过﹐中共除了明目张胆的监控之外﹐也摸索许多更 不易为人觉察的控制手段﹐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专制“软件”﹐这包括政府柯断信息产业﹐既不许民间经营﹐也不准外国公司投资﹐后一条﹐曾经是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之中美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如今已经签字﹐但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垂涎已久的国际网络公司进去以后会遭遇什么﹐还拭目以待。中共在这方面有很多灵 活的“招数”﹐对国内官办信息业者的控制﹐已经使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强制民众通过国家控制的网络入站上网﹐用户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雇主 姓名﹐而且必需签署一份声明﹐表示用户绝对不会传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资料讯息”﹐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手段﹔到九七年﹐也是官办的“北京 电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首都热线”﹐用户无须登记或者预先付款﹐只要拨号就可直接上网﹐而费用会显示在用户每月的电话账单上﹐一时很受欢迎﹐但用户们 很快发现﹐到那里只能阅览中国内地的网址﹐要阅览外国网址就要付很高的费用。这种两层付费法﹐假如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形容﹐大概可以称为“用经济手段”把 中国老百姓和外部讯息隔离开来﹐以减低危险思想进入中国的机会。


中国特色的“网犯”   

国门可以打开﹐网络却要加锁﹐这种荒唐便造成中国网民一不小心就会“犯法”﹐并且是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这就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独 一无二的“网犯”﹐虽然“反革命犯”这种欲加之罪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中共在几年前很聪明地取消了它(代之以其它罪名)﹐但是为了应付“信息时代”﹐ 却又不得不罗致一个新的罪种出来。 

 这个罪种的第一个受刑人是林海﹐上海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由于那道“中国大火墙”缘故﹐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常常是只准出不准进﹐但“火墙”的技 术还不能挡住按照邮件信箱发进来的信息﹐林海因为提供中国网民的电子信箱给境外网站﹐就被判刑两年。林海的案子﹐是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到目前为止所知道 的唯一案例。这个组织说﹐其它“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象是古巴或塞拉利昂政府﹐还只逮捕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记者或人权活动者﹐林海是唯一由于互联网本 身的技术性事务而被监禁的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因触犯独裁体制某种禁忌而成为第一个受难者﹐林海就是今日的王实味和胡风﹐前者在四十年代大批理想青年投 奔延安之际被砍头﹐后者在五十年代初举国沉浸于“新社会”欢乐之时下狱。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林海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在信 息高速公路上设立关卡﹐防堵信息﹐中国政府这么做﹐是违反国际社会惯例在先﹐林海所做的﹐不过是让他的客户能够畅通得到被关卡堵住的信息﹐严格来说﹐他只 是在替他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服务也只是技术性质的﹐与政治毫不相干﹐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林海完全是无辜的。第一个受刑者的无辜﹐也就从一开始便 宣判了中共罗致“网络罪名”和钩陷“网犯”﹐是毫无司法公正可言的﹐而纵容这种司法体制的政权也是反人道的。 

迄今为止﹐仅凭极有限的信息﹐获知步林海之后尘而成“网犯”的﹐又是两位工程师﹐仿佛显示在“信息时代”里﹐涉及互联网的事务已经广泛到如何无论 也躲不开专制的禁区了﹐也好像越是纯技术性的职业也越容易“反革命”了似的。去年冬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拘捕十人。 这个消息在国内是被封锁的﹐却不胫而走海外﹐但是﹐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这条消息之后﹐就传出四川省安全局拘捕了一名工程师﹐攀枝花市邮电局互联网工程师刘海 荣﹐他被指控“在互联网上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境外敌对组织”。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刘海荣将此消息传给海外的﹐但在信息领域里自由流通和封锁堵截之间的缠斗﹐ 显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激化。但是﹐要把互联网封得点水不漏﹐不仅中共在技术上还做不到﹐更要命的是﹐网可以锁﹐人心则锁不住。十二月十日﹐重庆西南 政法大学爆发反对并校运动﹐近万名学生在校园内游行抗议﹐互联网上立刻出现“重大与西南政法并校引发最新万人学潮﹐重庆 BBC 有第一手消息”的连接(link)﹐网络上各种校园论坛的议论纷纷都一览无余﹕“你们今天还在游行吗﹖”“武警打死人了﹖我们学校的 BBC 都闹翻天了”……或许﹐重庆公安局也会追究消息如何泄露出去、也会逮捕某个工程师﹐但网却永远封不死。互联网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工具﹐这在法轮功事件中凸 现得最为清晰。法轮功信徒以电子邮件传递消息、秘密组织向中南海的和平请愿﹐已是令江泽民恼怒和西方媒体惊讶的一桩大新闻﹐自然也是导致中共视发轮功为 “秘密结社”的一个主因﹐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以此为联系工具的结社﹐的确也说明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安全防线﹐如果不能以人们心里的恐惧为 第一道防线﹐就只有徒劳地设在缥缈的电子空间里去了。吉林长春市也有一名设计法轮功网站的工程师张海涛﹐被长春人民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起诉﹐他是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旭日计算机公司”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他的网站是中国大陆唯一法轮功网站﹐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后﹐张海涛 在网页上发出“紧急呼吁书”﹐网页同时刊登有关各地示威最新消息。该网站七月二十四日被封﹐张海涛在七月二十九日被捕。

我们不知道﹐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西方网络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之后﹐未来还会有多少中国和外国的工程师、商人将成为“网犯”﹖


免于被侮辱的权利 

电子空间不再是一块?地﹐至少在所谓“网上中国”这个范畴里﹐权力污染、称霸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二十一世纪如果无望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至少会成为“网上中国人征战”的一个世纪。因为这种征战﹐在本世纪末其实已经开始。 

“中国跟台湾已经打起来了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但战场不是在陆地或海上﹐严格说甚至也不在空中 ── 他们选择“电子空间”(Cyberspace)作为战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壮烈捐躯。这个战场的士兵﹐是深藏在政府官员当中的隐形人物去黑客(hack) 敌对领域的计算机。今年七月九日台湾总统李登辉刚一发表‘两国论’﹐这种战争就加入进来了。当然﹐这种相当新式的技术却是用来故伎重演老把式的﹕北京的 ‘官方黑客’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照片﹐hack 在台湾情报部门的网页上﹐仿佛就是占领了对方的领土﹔接著﹐整个八月里﹐大陆的计算机发动了七万两千次‘电子空间’攻击﹐其中一百六十五次成功﹐例如侵入 某一个秘密网站﹐如同前述贴‘国旗’之举﹔当美国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另一次攻击就对准了美国政府机构﹐大量的‘邮件炸弹’瘫痪了这些机构的网 站。在中国那一边﹐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也设置一个特别部门来对付对方的黑客﹐或者如同他们的官方说法﹐是‘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文 攻’之中﹐朝对方网站贴旗和标语这类把戏﹐是行之多年粗糙战略的一种技术更复杂的变异……。”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以善写中国议题的美国自由撰稿人白汝莫(Ian Buruma)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一篇杂文﹐堪称西方人看“东洋景”的一篇佳作﹐但对于这场电子空间里的台湾海峡之战﹐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台湾媒体和民间却有些哗然﹐那里 有人这样写道﹕“一个晚上‘黑掉’数十个台湾的网站﹐上自监察院下至屏东地方政府以及学术单位的台湾大学图书馆网页都被有计划黑掉﹐实在是让人意外。这种 过程犹如在自己家门前被泼了油漆般的让人难以忍受。台湾黑客扬言报复﹐两岸的黑客手法宛如电影情节一般﹐两地的入侵与反击﹐信息人材互较苗头的意味较 浓……未来这个虚拟世界会发生怎样的事﹐都让人无法预料。在台湾﹐目前调查局或电信警察﹐办的多是抓补帖与色情站﹐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与之大陆有计划积极 培养网警或解放军信息兵的行动﹐是不能相比的。”

黑客行为﹐在新兴的电子空间大概也属于一种新型犯罪﹐目前连西方法制国家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黑客都是民间单独零星的个人行为﹐以政府的行政手 段组织对境外另一领土的大规模黑客行为﹐甚至动用军队“信息兵”﹐则除了交战状态之外﹐只有中共这么干﹐也是对台湾“文攻武吓”战术的一种延伸。但是﹐以 自家国旗去“黑掉”人家网站来获取某种“占领”的快感﹐与其说是恫吓﹐不如说是一种意淫﹐“统一”不遂之下的发泄﹐也因此﹐与其说这是用电子位元做武器的 一场“电子战”﹐不如说是一场用中文做武器的“唾沫战”﹐到头来谁也没有“壮烈牺牲”﹐却严重地污染、亵渎了作为中国人语言的中文。 

这也是大部份所谓“中文论坛”正在经历的一场文化灾难。让我们还是借西方人看“东洋景”的观感来照一照自己的尊容吧﹐白汝莫先生在上述一文中接著 说﹕“浏览北美的许多中文网站﹐仿佛进入一个国家既有知觉又混沌的下意识领域﹐充斥著幻觉、偏执、性冲动和满腔怨恨﹐互联网有趣的一点是﹐它缺乏某种‘超 自我’去过滤那从深渊里爬出来的妖魔。它也是‘阴谋论’的最大集散地﹐任何人在那里都可以被诬为‘特务’、‘娼妓’、‘歹徒’、‘中共代理人’、‘卖国贼 ’等等﹔海外民运不同派系之间的缠斗所普遍使用的术语﹐肮脏得如同在公共厕所的墙上一样﹔互联网也用来公布隐私﹐向成千上万人散布流言、谣诼、毁谤。但所 有这些都是不具名的﹐或者使用一个笔名﹐有些乃是政府机构直接所为﹐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说了什么以及理由是什么……” 

作为使用英语的白汝莫﹐转而就有些愤怒了﹕“如果你为了某种离奇的经验而去访问一些中文网站﹐你就仿佛走进一家发出无数暴躁的、间歇性嘶喊的精神 病院。如果钻进深层处﹐那里就更是野草茂盛﹐中文网站也大量出现蹩脚英文(Broken English)﹐常常在所谓‘自由谈’的冠冕堂皇名目之下﹐冒出‘fuck you’一类的评语或回应﹐英语被用作这样的交流是莫名其妙的﹐这是因为如今英文被广泛应用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们喜欢它比母语更甚﹖还是 因为中国人都对中文书写软件不感兴趣﹖或者这类语言就象敲击音乐(rap music)似的乃是一种美国文化的出口﹖”白汝莫觉得他们的母语被亵渎了﹐这种语言的自尊﹐多少中国人还有呢﹖ 

这里当然也涉及到更多的权利问题﹕一个网络使用者有何权利匿名肆意诋毁、辱骂、攻击另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是否就有权利对政敌作人身攻击﹖人们 有没有权利免于在网络上遭到匿名者侮辱的恐惧﹖这些问题﹐一如美国网络使用者已经提出的电子邮件性骚扰﹐包含了权利、法律、文化诸多因素。 

在互联网这个新领域所显示的“中国特色”﹐是所有使用者都面临著被专制控制的威胁﹐但是权利在被收缴之前已经先在地被蹧踏了﹐则是比丧失权利更深 层的危机。未被收缴的天然权利﹐其平等的单纯性遍及所有人﹐它的起点就在于任何人都尊重另一个人的那一份﹐而尊重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包括“语 言暴力”﹐这在“言论自由”范畴里尤其明显﹐“语言暴力”曾是专制的有效工具﹐但它必须建立在剥夺对方发言权的前提上﹐可是﹐在具有同等发言权的前提下﹐ 用“语言暴力”互相攻伐的结果﹐不是意味著双方都在行使权利﹐而是权利“共同丧失”的另一种形态而已。也正由于权利的自然属性乃是“不是共同拥有就是共同 丧失”﹐因此要维持这种平等﹐需要成熟、健康的另一种力量、支持意识﹐那就是人文﹐the humanities。中国文化的危机﹐没有因为科技发达而减弱﹐反而深重了。

2001-12-10



人类无论进入怎样的新领域﹐原先有权利(Rights)的依然还有﹐那些原先就没有的﹐到了新世界﹐还是一个被权力(Power)控制的族群。 

有一个时事知识小测验问﹕哪一个国家﹐目前在国际互联网的地位处于最底层﹐而到二零零五年会发展到一亿四千一百万个互联网用户﹐成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大的市场﹖ 

答案是﹕中国。 

中国人在那些传统的领域﹐如言论、结社、信仰等方面﹐没有基本权利的保障﹐那么﹐他们在互联网﹐或者称为 Cyberspace 的一个崭新领域里﹐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呢﹖ 

通常而言﹐新领域总是干净的、单纯的、尚未被权力污染的﹐当权力体制也还需要学习、摸索如何去控制它之前﹐那里相对来说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的权 利都还没有被剥夺的。可以说﹐那个浩瀚无际的电子空间﹐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利的“试验田”-- 那里是被权力更污染﹐还是权利更得到保障﹖全世界都可以从那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自然是中国的专制势力如何不遗余力地迅速收缴、剥夺所有人在那里的 天然权利﹔但更值得深思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权利﹖是否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主动放弃权利﹖甚至在放弃它之前就蹧踏了它呢﹖


长城筑到电子空间 

人类生存对信息的依赖﹐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也因此﹐人们获得信息的权利﹐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天经地义。在权利的意义 上﹐信息权比获知权、新闻权﹐更加凸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限制。电子空间﹐是人类科技发展开拓出来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无疆界、无边境、无民族国家文 化语言之区隔的“大同世界”﹐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终端机并付费﹐就可以自由地去那里遨游﹐也没有任何权力体制有权阻挡、剥夺人们的这种自由。今天﹐即使在 并非发达国家的中国﹐互联网也已经成为那里数百万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他们获取新闻信息、订购机票、购买日常用品、处理商务、接收电子信件等等的主要 手段。 

但是﹐这个“自由领域”立刻同时成为检验所有专制体制的试金石。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四十五个限制国内互连网自 由发展的国家中﹐有二十个“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伊朗、伊拉克﹐还有许多前苏联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通过种种途径﹐限制民众使用互 联网的自由﹐其中包括强制民众通过国家管理的网络入站上网﹔要求网民登记详细的个人资料﹐以掌握网民的信息﹔建立防火墙封锁一部份境外的网站﹔以维护国家 安全、主权完整等借口﹐压制民众在网上的表达自由﹐等等。 

由此可见﹐对自由的压制﹐不仅必定首先是以政府剥夺人民权利的侵权方式开始的﹐而且﹐一以惯之是传统的控制手段﹐只不过在技术上是“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显示了任何先进的科技都是工具性的﹐“科学”并不能自然地带来自由和人权﹐毋宁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迪斯尼《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基尼﹐在 谁手里替谁效劳。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只喊“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之误区﹐从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遭遇就可窥出一斑。至今依然自称“五四产儿”的中共﹐ 居然沿袭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伎﹐来对付信息高速公路﹐几乎是二十世纪末传遍世界的一个大幽默﹐同时也露出了邓式“市场经济”的专制底色﹕这个市场不止是“鸟 笼式”的﹐更是被一道万里长城圈起来的﹐这道长城同毛泽东的“钢铁长城”的唯一区别是﹐老百姓破天荒被允许“发财”﹐但必须是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先 富起来”之后﹔更要害的是﹐长城之内是不存在自由和人权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必须同时配备古老的“长城意识”﹐这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 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复苏”的最鲜明标志。 

“网上长城”不再是用厚实的秦砖来垒砌的了﹐而是用“电子位元”修筑的一道“中国大火墙”﹐但是﹐构成这道大火墙的﹐还有比这些数码更要害的东西 ﹐那就是政府行政手段 ── 每一个在乎自己权利的人﹐可以不必理会那些神秘的数码﹐却不能忽略赤裸裸的、带有强制性质的法规文字。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上网民众那些内容 能够浏览、哪些内容看都不能看﹐公安部也颁布了《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 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包括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宣扬封建迷信、淫 秽、色情等。依据这种规定﹐民众上网查阅、复制和传播新闻、信息、知识等等﹐哪些属于“违法”﹐这个尺度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而所谓“破坏”、“煽 动”、“颠覆”之类的政治定性﹐在这个共产党专制的社会里﹐全都不过是“良心犯”的代名词﹐并且全都可以“莫须有”。一言以蔽之﹐从这个仅仅作用于互联网 范围内的法规就可以看出﹐剥夺信息权成为可能﹐前提是从剥夺人权开始﹔剥夺人权﹐又必须首先剥夺政治参与权﹔凡是剥夺权利﹐就是一种彻底的剥夺。另一点比 较值得人们研究的是﹐事实上﹐无论什么类型的现代化﹐“信息社会”也好、“数码时代”也好﹐独占社会资源并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势力﹐说什么都比赤手空拳毫 无权利的老百姓﹐更容易学会、创造并驾驭一套新的控制技术手段。中共在这方面的“成熟”是惊人的﹐西方媒体讥讽道﹕在中国的“信息大跃进”中﹐公安部门居 领先地位。从硬件方面来说﹐国家公安部特别成立了所谓“网络警察局”﹐训练特殊警察专门监控互联网﹐既严密监督国内网络服务商、计算机用户﹐也封锁境外新 闻媒体、政治网站。因此﹐正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是无所不在地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的 ── 这是在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不可能发生也绝对非法的行为﹐却在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本来﹐信检、电话监听一类侵权行为﹐在中共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据来自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这次中共对法轮功的围剿﹐又在互联网上公 然大规模使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公安部门从去年九月起﹐已经开始抄录许多法轮功网友私人计算机中存放的电子邮件通讯录﹐并与中国最大一家免费提供电 子邮件信箱的公司配合﹐检查网民的邮件﹔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的互联网部门﹐也都从 ISP(网络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获取法轮功网友的账户密码﹐利用特殊软件二十四小时阅读他们的往来邮件。不过﹐中共除了明目张胆的监控之外﹐也摸索许多更 不易为人觉察的控制手段﹐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专制“软件”﹐这包括政府柯断信息产业﹐既不许民间经营﹐也不准外国公司投资﹐后一条﹐曾经是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之中美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如今已经签字﹐但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垂涎已久的国际网络公司进去以后会遭遇什么﹐还拭目以待。中共在这方面有很多灵 活的“招数”﹐对国内官办信息业者的控制﹐已经使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强制民众通过国家控制的网络入站上网﹐用户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雇主 姓名﹐而且必需签署一份声明﹐表示用户绝对不会传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资料讯息”﹐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手段﹔到九七年﹐也是官办的“北京 电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首都热线”﹐用户无须登记或者预先付款﹐只要拨号就可直接上网﹐而费用会显示在用户每月的电话账单上﹐一时很受欢迎﹐但用户们 很快发现﹐到那里只能阅览中国内地的网址﹐要阅览外国网址就要付很高的费用。这种两层付费法﹐假如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形容﹐大概可以称为“用经济手段”把 中国老百姓和外部讯息隔离开来﹐以减低危险思想进入中国的机会。


中国特色的“网犯”   

国门可以打开﹐网络却要加锁﹐这种荒唐便造成中国网民一不小心就会“犯法”﹐并且是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这就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独 一无二的“网犯”﹐虽然“反革命犯”这种欲加之罪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中共在几年前很聪明地取消了它(代之以其它罪名)﹐但是为了应付“信息时代”﹐ 却又不得不罗致一个新的罪种出来。 

 这个罪种的第一个受刑人是林海﹐上海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由于那道“中国大火墙”缘故﹐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常常是只准出不准进﹐但“火墙”的技 术还不能挡住按照邮件信箱发进来的信息﹐林海因为提供中国网民的电子信箱给境外网站﹐就被判刑两年。林海的案子﹐是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到目前为止所知道 的唯一案例。这个组织说﹐其它“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象是古巴或塞拉利昂政府﹐还只逮捕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记者或人权活动者﹐林海是唯一由于互联网本 身的技术性事务而被监禁的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因触犯独裁体制某种禁忌而成为第一个受难者﹐林海就是今日的王实味和胡风﹐前者在四十年代大批理想青年投 奔延安之际被砍头﹐后者在五十年代初举国沉浸于“新社会”欢乐之时下狱。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林海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在信 息高速公路上设立关卡﹐防堵信息﹐中国政府这么做﹐是违反国际社会惯例在先﹐林海所做的﹐不过是让他的客户能够畅通得到被关卡堵住的信息﹐严格来说﹐他只 是在替他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服务也只是技术性质的﹐与政治毫不相干﹐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林海完全是无辜的。第一个受刑者的无辜﹐也就从一开始便 宣判了中共罗致“网络罪名”和钩陷“网犯”﹐是毫无司法公正可言的﹐而纵容这种司法体制的政权也是反人道的。 

迄今为止﹐仅凭极有限的信息﹐获知步林海之后尘而成“网犯”的﹐又是两位工程师﹐仿佛显示在“信息时代”里﹐涉及互联网的事务已经广泛到如何无论 也躲不开专制的禁区了﹐也好像越是纯技术性的职业也越容易“反革命”了似的。去年冬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拘捕十人。 这个消息在国内是被封锁的﹐却不胫而走海外﹐但是﹐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这条消息之后﹐就传出四川省安全局拘捕了一名工程师﹐攀枝花市邮电局互联网工程师刘海 荣﹐他被指控“在互联网上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境外敌对组织”。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刘海荣将此消息传给海外的﹐但在信息领域里自由流通和封锁堵截之间的缠斗﹐ 显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激化。但是﹐要把互联网封得点水不漏﹐不仅中共在技术上还做不到﹐更要命的是﹐网可以锁﹐人心则锁不住。十二月十日﹐重庆西南 政法大学爆发反对并校运动﹐近万名学生在校园内游行抗议﹐互联网上立刻出现“重大与西南政法并校引发最新万人学潮﹐重庆 BBC 有第一手消息”的连接(link)﹐网络上各种校园论坛的议论纷纷都一览无余﹕“你们今天还在游行吗﹖”“武警打死人了﹖我们学校的 BBC 都闹翻天了”……或许﹐重庆公安局也会追究消息如何泄露出去、也会逮捕某个工程师﹐但网却永远封不死。互联网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工具﹐这在法轮功事件中凸 现得最为清晰。法轮功信徒以电子邮件传递消息、秘密组织向中南海的和平请愿﹐已是令江泽民恼怒和西方媒体惊讶的一桩大新闻﹐自然也是导致中共视发轮功为 “秘密结社”的一个主因﹐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以此为联系工具的结社﹐的确也说明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安全防线﹐如果不能以人们心里的恐惧为 第一道防线﹐就只有徒劳地设在缥缈的电子空间里去了。吉林长春市也有一名设计法轮功网站的工程师张海涛﹐被长春人民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起诉﹐他是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旭日计算机公司”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他的网站是中国大陆唯一法轮功网站﹐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后﹐张海涛 在网页上发出“紧急呼吁书”﹐网页同时刊登有关各地示威最新消息。该网站七月二十四日被封﹐张海涛在七月二十九日被捕。

我们不知道﹐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西方网络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之后﹐未来还会有多少中国和外国的工程师、商人将成为“网犯”﹖


免于被侮辱的权利 

电子空间不再是一块?地﹐至少在所谓“网上中国”这个范畴里﹐权力污染、称霸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二十一世纪如果无望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至少会成为“网上中国人征战”的一个世纪。因为这种征战﹐在本世纪末其实已经开始。 

“中国跟台湾已经打起来了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但战场不是在陆地或海上﹐严格说甚至也不在空中 ── 他们选择“电子空间”(Cyberspace)作为战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壮烈捐躯。这个战场的士兵﹐是深藏在政府官员当中的隐形人物去黑客(hack) 敌对领域的计算机。今年七月九日台湾总统李登辉刚一发表‘两国论’﹐这种战争就加入进来了。当然﹐这种相当新式的技术却是用来故伎重演老把式的﹕北京的 ‘官方黑客’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照片﹐hack 在台湾情报部门的网页上﹐仿佛就是占领了对方的领土﹔接著﹐整个八月里﹐大陆的计算机发动了七万两千次‘电子空间’攻击﹐其中一百六十五次成功﹐例如侵入 某一个秘密网站﹐如同前述贴‘国旗’之举﹔当美国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另一次攻击就对准了美国政府机构﹐大量的‘邮件炸弹’瘫痪了这些机构的网 站。在中国那一边﹐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也设置一个特别部门来对付对方的黑客﹐或者如同他们的官方说法﹐是‘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文 攻’之中﹐朝对方网站贴旗和标语这类把戏﹐是行之多年粗糙战略的一种技术更复杂的变异……。”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以善写中国议题的美国自由撰稿人白汝莫(Ian Buruma)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一篇杂文﹐堪称西方人看“东洋景”的一篇佳作﹐但对于这场电子空间里的台湾海峡之战﹐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台湾媒体和民间却有些哗然﹐那里 有人这样写道﹕“一个晚上‘黑掉’数十个台湾的网站﹐上自监察院下至屏东地方政府以及学术单位的台湾大学图书馆网页都被有计划黑掉﹐实在是让人意外。这种 过程犹如在自己家门前被泼了油漆般的让人难以忍受。台湾黑客扬言报复﹐两岸的黑客手法宛如电影情节一般﹐两地的入侵与反击﹐信息人材互较苗头的意味较 浓……未来这个虚拟世界会发生怎样的事﹐都让人无法预料。在台湾﹐目前调查局或电信警察﹐办的多是抓补帖与色情站﹐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与之大陆有计划积极 培养网警或解放军信息兵的行动﹐是不能相比的。”

黑客行为﹐在新兴的电子空间大概也属于一种新型犯罪﹐目前连西方法制国家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黑客都是民间单独零星的个人行为﹐以政府的行政手 段组织对境外另一领土的大规模黑客行为﹐甚至动用军队“信息兵”﹐则除了交战状态之外﹐只有中共这么干﹐也是对台湾“文攻武吓”战术的一种延伸。但是﹐以 自家国旗去“黑掉”人家网站来获取某种“占领”的快感﹐与其说是恫吓﹐不如说是一种意淫﹐“统一”不遂之下的发泄﹐也因此﹐与其说这是用电子位元做武器的 一场“电子战”﹐不如说是一场用中文做武器的“唾沫战”﹐到头来谁也没有“壮烈牺牲”﹐却严重地污染、亵渎了作为中国人语言的中文。 

这也是大部份所谓“中文论坛”正在经历的一场文化灾难。让我们还是借西方人看“东洋景”的观感来照一照自己的尊容吧﹐白汝莫先生在上述一文中接著 说﹕“浏览北美的许多中文网站﹐仿佛进入一个国家既有知觉又混沌的下意识领域﹐充斥著幻觉、偏执、性冲动和满腔怨恨﹐互联网有趣的一点是﹐它缺乏某种‘超 自我’去过滤那从深渊里爬出来的妖魔。它也是‘阴谋论’的最大集散地﹐任何人在那里都可以被诬为‘特务’、‘娼妓’、‘歹徒’、‘中共代理人’、‘卖国贼 ’等等﹔海外民运不同派系之间的缠斗所普遍使用的术语﹐肮脏得如同在公共厕所的墙上一样﹔互联网也用来公布隐私﹐向成千上万人散布流言、谣诼、毁谤。但所 有这些都是不具名的﹐或者使用一个笔名﹐有些乃是政府机构直接所为﹐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说了什么以及理由是什么……” 

作为使用英语的白汝莫﹐转而就有些愤怒了﹕“如果你为了某种离奇的经验而去访问一些中文网站﹐你就仿佛走进一家发出无数暴躁的、间歇性嘶喊的精神 病院。如果钻进深层处﹐那里就更是野草茂盛﹐中文网站也大量出现蹩脚英文(Broken English)﹐常常在所谓‘自由谈’的冠冕堂皇名目之下﹐冒出‘fuck you’一类的评语或回应﹐英语被用作这样的交流是莫名其妙的﹐这是因为如今英文被广泛应用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们喜欢它比母语更甚﹖还是 因为中国人都对中文书写软件不感兴趣﹖或者这类语言就象敲击音乐(rap music)似的乃是一种美国文化的出口﹖”白汝莫觉得他们的母语被亵渎了﹐这种语言的自尊﹐多少中国人还有呢﹖ 

这里当然也涉及到更多的权利问题﹕一个网络使用者有何权利匿名肆意诋毁、辱骂、攻击另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是否就有权利对政敌作人身攻击﹖人们 有没有权利免于在网络上遭到匿名者侮辱的恐惧﹖这些问题﹐一如美国网络使用者已经提出的电子邮件性骚扰﹐包含了权利、法律、文化诸多因素。 

在互联网这个新领域所显示的“中国特色”﹐是所有使用者都面临著被专制控制的威胁﹐但是权利在被收缴之前已经先在地被蹧踏了﹐则是比丧失权利更深 层的危机。未被收缴的天然权利﹐其平等的单纯性遍及所有人﹐它的起点就在于任何人都尊重另一个人的那一份﹐而尊重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包括“语 言暴力”﹐这在“言论自由”范畴里尤其明显﹐“语言暴力”曾是专制的有效工具﹐但它必须建立在剥夺对方发言权的前提上﹐可是﹐在具有同等发言权的前提下﹐ 用“语言暴力”互相攻伐的结果﹐不是意味著双方都在行使权利﹐而是权利“共同丧失”的另一种形态而已。也正由于权利的自然属性乃是“不是共同拥有就是共同 丧失”﹐因此要维持这种平等﹐需要成熟、健康的另一种力量、支持意识﹐那就是人文﹐the humanities。中国文化的危机﹐没有因为科技发达而减弱﹐反而深重了。

2001-12-10



人类无论进入怎样的新领域﹐原先有权利(Rights)的依然还有﹐那些原先就没有的﹐到了新世界﹐还是一个被权力(Power)控制的族群。 

有一个时事知识小测验问﹕哪一个国家﹐目前在国际互联网的地位处于最底层﹐而到二零零五年会发展到一亿四千一百万个互联网用户﹐成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大的市场﹖ 

答案是﹕中国。 

中国人在那些传统的领域﹐如言论、结社、信仰等方面﹐没有基本权利的保障﹐那么﹐他们在互联网﹐或者称为 Cyberspace 的一个崭新领域里﹐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呢﹖ 

通常而言﹐新领域总是干净的、单纯的、尚未被权力污染的﹐当权力体制也还需要学习、摸索如何去控制它之前﹐那里相对来说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的权 利都还没有被剥夺的。可以说﹐那个浩瀚无际的电子空间﹐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利的“试验田”-- 那里是被权力更污染﹐还是权利更得到保障﹖全世界都可以从那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自然是中国的专制势力如何不遗余力地迅速收缴、剥夺所有人在那里的 天然权利﹔但更值得深思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权利﹖是否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主动放弃权利﹖甚至在放弃它之前就蹧踏了它呢﹖


长城筑到电子空间 

人类生存对信息的依赖﹐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也因此﹐人们获得信息的权利﹐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天经地义。在权利的意义 上﹐信息权比获知权、新闻权﹐更加凸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限制。电子空间﹐是人类科技发展开拓出来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无疆界、无边境、无民族国家文 化语言之区隔的“大同世界”﹐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终端机并付费﹐就可以自由地去那里遨游﹐也没有任何权力体制有权阻挡、剥夺人们的这种自由。今天﹐即使在 并非发达国家的中国﹐互联网也已经成为那里数百万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他们获取新闻信息、订购机票、购买日常用品、处理商务、接收电子信件等等的主要 手段。 

但是﹐这个“自由领域”立刻同时成为检验所有专制体制的试金石。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四十五个限制国内互连网自 由发展的国家中﹐有二十个“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伊朗、伊拉克﹐还有许多前苏联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通过种种途径﹐限制民众使用互 联网的自由﹐其中包括强制民众通过国家管理的网络入站上网﹔要求网民登记详细的个人资料﹐以掌握网民的信息﹔建立防火墙封锁一部份境外的网站﹔以维护国家 安全、主权完整等借口﹐压制民众在网上的表达自由﹐等等。 

由此可见﹐对自由的压制﹐不仅必定首先是以政府剥夺人民权利的侵权方式开始的﹐而且﹐一以惯之是传统的控制手段﹐只不过在技术上是“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显示了任何先进的科技都是工具性的﹐“科学”并不能自然地带来自由和人权﹐毋宁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迪斯尼《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基尼﹐在 谁手里替谁效劳。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只喊“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之误区﹐从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遭遇就可窥出一斑。至今依然自称“五四产儿”的中共﹐ 居然沿袭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伎﹐来对付信息高速公路﹐几乎是二十世纪末传遍世界的一个大幽默﹐同时也露出了邓式“市场经济”的专制底色﹕这个市场不止是“鸟 笼式”的﹐更是被一道万里长城圈起来的﹐这道长城同毛泽东的“钢铁长城”的唯一区别是﹐老百姓破天荒被允许“发财”﹐但必须是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先 富起来”之后﹔更要害的是﹐长城之内是不存在自由和人权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必须同时配备古老的“长城意识”﹐这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 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复苏”的最鲜明标志。 

“网上长城”不再是用厚实的秦砖来垒砌的了﹐而是用“电子位元”修筑的一道“中国大火墙”﹐但是﹐构成这道大火墙的﹐还有比这些数码更要害的东西 ﹐那就是政府行政手段 ── 每一个在乎自己权利的人﹐可以不必理会那些神秘的数码﹐却不能忽略赤裸裸的、带有强制性质的法规文字。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上网民众那些内容 能够浏览、哪些内容看都不能看﹐公安部也颁布了《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 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包括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宣扬封建迷信、淫 秽、色情等。依据这种规定﹐民众上网查阅、复制和传播新闻、信息、知识等等﹐哪些属于“违法”﹐这个尺度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而所谓“破坏”、“煽 动”、“颠覆”之类的政治定性﹐在这个共产党专制的社会里﹐全都不过是“良心犯”的代名词﹐并且全都可以“莫须有”。一言以蔽之﹐从这个仅仅作用于互联网 范围内的法规就可以看出﹐剥夺信息权成为可能﹐前提是从剥夺人权开始﹔剥夺人权﹐又必须首先剥夺政治参与权﹔凡是剥夺权利﹐就是一种彻底的剥夺。另一点比 较值得人们研究的是﹐事实上﹐无论什么类型的现代化﹐“信息社会”也好、“数码时代”也好﹐独占社会资源并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势力﹐说什么都比赤手空拳毫 无权利的老百姓﹐更容易学会、创造并驾驭一套新的控制技术手段。中共在这方面的“成熟”是惊人的﹐西方媒体讥讽道﹕在中国的“信息大跃进”中﹐公安部门居 领先地位。从硬件方面来说﹐国家公安部特别成立了所谓“网络警察局”﹐训练特殊警察专门监控互联网﹐既严密监督国内网络服务商、计算机用户﹐也封锁境外新 闻媒体、政治网站。因此﹐正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是无所不在地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的 ── 这是在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不可能发生也绝对非法的行为﹐却在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本来﹐信检、电话监听一类侵权行为﹐在中共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据来自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这次中共对法轮功的围剿﹐又在互联网上公 然大规模使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公安部门从去年九月起﹐已经开始抄录许多法轮功网友私人计算机中存放的电子邮件通讯录﹐并与中国最大一家免费提供电 子邮件信箱的公司配合﹐检查网民的邮件﹔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的互联网部门﹐也都从 ISP(网络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获取法轮功网友的账户密码﹐利用特殊软件二十四小时阅读他们的往来邮件。不过﹐中共除了明目张胆的监控之外﹐也摸索许多更 不易为人觉察的控制手段﹐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专制“软件”﹐这包括政府柯断信息产业﹐既不许民间经营﹐也不准外国公司投资﹐后一条﹐曾经是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之中美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如今已经签字﹐但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垂涎已久的国际网络公司进去以后会遭遇什么﹐还拭目以待。中共在这方面有很多灵 活的“招数”﹐对国内官办信息业者的控制﹐已经使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强制民众通过国家控制的网络入站上网﹐用户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雇主 姓名﹐而且必需签署一份声明﹐表示用户绝对不会传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资料讯息”﹐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手段﹔到九七年﹐也是官办的“北京 电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首都热线”﹐用户无须登记或者预先付款﹐只要拨号就可直接上网﹐而费用会显示在用户每月的电话账单上﹐一时很受欢迎﹐但用户们 很快发现﹐到那里只能阅览中国内地的网址﹐要阅览外国网址就要付很高的费用。这种两层付费法﹐假如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形容﹐大概可以称为“用经济手段”把 中国老百姓和外部讯息隔离开来﹐以减低危险思想进入中国的机会。


中国特色的“网犯”   

国门可以打开﹐网络却要加锁﹐这种荒唐便造成中国网民一不小心就会“犯法”﹐并且是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这就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独 一无二的“网犯”﹐虽然“反革命犯”这种欲加之罪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中共在几年前很聪明地取消了它(代之以其它罪名)﹐但是为了应付“信息时代”﹐ 却又不得不罗致一个新的罪种出来。 

 这个罪种的第一个受刑人是林海﹐上海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由于那道“中国大火墙”缘故﹐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常常是只准出不准进﹐但“火墙”的技 术还不能挡住按照邮件信箱发进来的信息﹐林海因为提供中国网民的电子信箱给境外网站﹐就被判刑两年。林海的案子﹐是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到目前为止所知道 的唯一案例。这个组织说﹐其它“与互联网为敌”的国家﹐象是古巴或塞拉利昂政府﹐还只逮捕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记者或人权活动者﹐林海是唯一由于互联网本 身的技术性事务而被监禁的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因触犯独裁体制某种禁忌而成为第一个受难者﹐林海就是今日的王实味和胡风﹐前者在四十年代大批理想青年投 奔延安之际被砍头﹐后者在五十年代初举国沉浸于“新社会”欢乐之时下狱。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林海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在信 息高速公路上设立关卡﹐防堵信息﹐中国政府这么做﹐是违反国际社会惯例在先﹐林海所做的﹐不过是让他的客户能够畅通得到被关卡堵住的信息﹐严格来说﹐他只 是在替他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服务也只是技术性质的﹐与政治毫不相干﹐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林海完全是无辜的。第一个受刑者的无辜﹐也就从一开始便 宣判了中共罗致“网络罪名”和钩陷“网犯”﹐是毫无司法公正可言的﹐而纵容这种司法体制的政权也是反人道的。 

迄今为止﹐仅凭极有限的信息﹐获知步林海之后尘而成“网犯”的﹐又是两位工程师﹐仿佛显示在“信息时代”里﹐涉及互联网的事务已经广泛到如何无论 也躲不开专制的禁区了﹐也好像越是纯技术性的职业也越容易“反革命”了似的。去年冬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拘捕十人。 这个消息在国内是被封锁的﹐却不胫而走海外﹐但是﹐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这条消息之后﹐就传出四川省安全局拘捕了一名工程师﹐攀枝花市邮电局互联网工程师刘海 荣﹐他被指控“在互联网上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境外敌对组织”。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刘海荣将此消息传给海外的﹐但在信息领域里自由流通和封锁堵截之间的缠斗﹐ 显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激化。但是﹐要把互联网封得点水不漏﹐不仅中共在技术上还做不到﹐更要命的是﹐网可以锁﹐人心则锁不住。十二月十日﹐重庆西南 政法大学爆发反对并校运动﹐近万名学生在校园内游行抗议﹐互联网上立刻出现“重大与西南政法并校引发最新万人学潮﹐重庆 BBC 有第一手消息”的连接(link)﹐网络上各种校园论坛的议论纷纷都一览无余﹕“你们今天还在游行吗﹖”“武警打死人了﹖我们学校的 BBC 都闹翻天了”……或许﹐重庆公安局也会追究消息如何泄露出去、也会逮捕某个工程师﹐但网却永远封不死。互联网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工具﹐这在法轮功事件中凸 现得最为清晰。法轮功信徒以电子邮件传递消息、秘密组织向中南海的和平请愿﹐已是令江泽民恼怒和西方媒体惊讶的一桩大新闻﹐自然也是导致中共视发轮功为 “秘密结社”的一个主因﹐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以此为联系工具的结社﹐的确也说明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安全防线﹐如果不能以人们心里的恐惧为 第一道防线﹐就只有徒劳地设在缥缈的电子空间里去了。吉林长春市也有一名设计法轮功网站的工程师张海涛﹐被长春人民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起诉﹐他是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旭日计算机公司”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他的网站是中国大陆唯一法轮功网站﹐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后﹐张海涛 在网页上发出“紧急呼吁书”﹐网页同时刊登有关各地示威最新消息。该网站七月二十四日被封﹐张海涛在七月二十九日被捕。

我们不知道﹐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西方网络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之后﹐未来还会有多少中国和外国的工程师、商人将成为“网犯”﹖


免于被侮辱的权利 

电子空间不再是一块?地﹐至少在所谓“网上中国”这个范畴里﹐权力污染、称霸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二十一世纪如果无望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至少会成为“网上中国人征战”的一个世纪。因为这种征战﹐在本世纪末其实已经开始。 

“中国跟台湾已经打起来了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但战场不是在陆地或海上﹐严格说甚至也不在空中 ── 他们选择“电子空间”(Cyberspace)作为战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壮烈捐躯。这个战场的士兵﹐是深藏在政府官员当中的隐形人物去黑客(hack) 敌对领域的计算机。今年七月九日台湾总统李登辉刚一发表‘两国论’﹐这种战争就加入进来了。当然﹐这种相当新式的技术却是用来故伎重演老把式的﹕北京的 ‘官方黑客’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照片﹐hack 在台湾情报部门的网页上﹐仿佛就是占领了对方的领土﹔接著﹐整个八月里﹐大陆的计算机发动了七万两千次‘电子空间’攻击﹐其中一百六十五次成功﹐例如侵入 某一个秘密网站﹐如同前述贴‘国旗’之举﹔当美国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另一次攻击就对准了美国政府机构﹐大量的‘邮件炸弹’瘫痪了这些机构的网 站。在中国那一边﹐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也设置一个特别部门来对付对方的黑客﹐或者如同他们的官方说法﹐是‘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文 攻’之中﹐朝对方网站贴旗和标语这类把戏﹐是行之多年粗糙战略的一种技术更复杂的变异……。”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以善写中国议题的美国自由撰稿人白汝莫(Ian Buruma)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一篇杂文﹐堪称西方人看“东洋景”的一篇佳作﹐但对于这场电子空间里的台湾海峡之战﹐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台湾媒体和民间却有些哗然﹐那里 有人这样写道﹕“一个晚上‘黑掉’数十个台湾的网站﹐上自监察院下至屏东地方政府以及学术单位的台湾大学图书馆网页都被有计划黑掉﹐实在是让人意外。这种 过程犹如在自己家门前被泼了油漆般的让人难以忍受。台湾黑客扬言报复﹐两岸的黑客手法宛如电影情节一般﹐两地的入侵与反击﹐信息人材互较苗头的意味较 浓……未来这个虚拟世界会发生怎样的事﹐都让人无法预料。在台湾﹐目前调查局或电信警察﹐办的多是抓补帖与色情站﹐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与之大陆有计划积极 培养网警或解放军信息兵的行动﹐是不能相比的。”

黑客行为﹐在新兴的电子空间大概也属于一种新型犯罪﹐目前连西方法制国家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黑客都是民间单独零星的个人行为﹐以政府的行政手 段组织对境外另一领土的大规模黑客行为﹐甚至动用军队“信息兵”﹐则除了交战状态之外﹐只有中共这么干﹐也是对台湾“文攻武吓”战术的一种延伸。但是﹐以 自家国旗去“黑掉”人家网站来获取某种“占领”的快感﹐与其说是恫吓﹐不如说是一种意淫﹐“统一”不遂之下的发泄﹐也因此﹐与其说这是用电子位元做武器的 一场“电子战”﹐不如说是一场用中文做武器的“唾沫战”﹐到头来谁也没有“壮烈牺牲”﹐却严重地污染、亵渎了作为中国人语言的中文。 

这也是大部份所谓“中文论坛”正在经历的一场文化灾难。让我们还是借西方人看“东洋景”的观感来照一照自己的尊容吧﹐白汝莫先生在上述一文中接著 说﹕“浏览北美的许多中文网站﹐仿佛进入一个国家既有知觉又混沌的下意识领域﹐充斥著幻觉、偏执、性冲动和满腔怨恨﹐互联网有趣的一点是﹐它缺乏某种‘超 自我’去过滤那从深渊里爬出来的妖魔。它也是‘阴谋论’的最大集散地﹐任何人在那里都可以被诬为‘特务’、‘娼妓’、‘歹徒’、‘中共代理人’、‘卖国贼 ’等等﹔海外民运不同派系之间的缠斗所普遍使用的术语﹐肮脏得如同在公共厕所的墙上一样﹔互联网也用来公布隐私﹐向成千上万人散布流言、谣诼、毁谤。但所 有这些都是不具名的﹐或者使用一个笔名﹐有些乃是政府机构直接所为﹐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说了什么以及理由是什么……” 

作为使用英语的白汝莫﹐转而就有些愤怒了﹕“如果你为了某种离奇的经验而去访问一些中文网站﹐你就仿佛走进一家发出无数暴躁的、间歇性嘶喊的精神 病院。如果钻进深层处﹐那里就更是野草茂盛﹐中文网站也大量出现蹩脚英文(Broken English)﹐常常在所谓‘自由谈’的冠冕堂皇名目之下﹐冒出‘fuck you’一类的评语或回应﹐英语被用作这样的交流是莫名其妙的﹐这是因为如今英文被广泛应用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们喜欢它比母语更甚﹖还是 因为中国人都对中文书写软件不感兴趣﹖或者这类语言就象敲击音乐(rap music)似的乃是一种美国文化的出口﹖”白汝莫觉得他们的母语被亵渎了﹐这种语言的自尊﹐多少中国人还有呢﹖ 

这里当然也涉及到更多的权利问题﹕一个网络使用者有何权利匿名肆意诋毁、辱骂、攻击另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是否就有权利对政敌作人身攻击﹖人们 有没有权利免于在网络上遭到匿名者侮辱的恐惧﹖这些问题﹐一如美国网络使用者已经提出的电子邮件性骚扰﹐包含了权利、法律、文化诸多因素。 

在互联网这个新领域所显示的“中国特色”﹐是所有使用者都面临著被专制控制的威胁﹐但是权利在被收缴之前已经先在地被蹧踏了﹐则是比丧失权利更深 层的危机。未被收缴的天然权利﹐其平等的单纯性遍及所有人﹐它的起点就在于任何人都尊重另一个人的那一份﹐而尊重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包括“语 言暴力”﹐这在“言论自由”范畴里尤其明显﹐“语言暴力”曾是专制的有效工具﹐但它必须建立在剥夺对方发言权的前提上﹐可是﹐在具有同等发言权的前提下﹐ 用“语言暴力”互相攻伐的结果﹐不是意味著双方都在行使权利﹐而是权利“共同丧失”的另一种形态而已。也正由于权利的自然属性乃是“不是共同拥有就是共同 丧失”﹐因此要维持这种平等﹐需要成熟、健康的另一种力量、支持意识﹐那就是人文﹐the humanities。中国文化的危机﹐没有因为科技发达而减弱﹐反而深重了。

200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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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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