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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王若望﹕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著﹐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林培瑞



我认识王若望先生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的。1980年初﹐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做研究﹐看了许多当时叫做伤痕文学或者揭发四人帮的作品。但少数作 品﹐比如刘真雁的《人妖之间》 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真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文字那么朴实、细腻﹐但总的效果又那么深刻、那么惊人。《饥饿三部曲》把作者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日 本侵略时期的关押之下和在毛泽东的牢房里的三次亲身经历如实地、不加以粉饰地写出来了。三个监狱之间﹐毛的是最残酷﹐远远最残酷。但作者在艺术上最可贵的 一点是并没有硬塞给读者这个结论﹐他只是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

这部作品问世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开始觉得伤痕文学已经过份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批评了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它两 部剧本﹐说这些作者没有考虑社会效果。之后报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批评﹐把那些敢说真话的作品都骂成忽略社会效果。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饥 饿三部曲》这么大胆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评的话呢﹖我问了中国朋友﹐他们说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太真实﹐无法反駮﹐批评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决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见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访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 脸对待任何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没脑子﹐但实际上有很会保护自己的老练政治头脑的那种可伶中国人。王先生却完全相反。人如其文﹐问什么话答什么话﹐不粉饰也 不拐弯。我好奇问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会这么直截了当﹖您不怕吗﹖他答的很动人﹐说﹕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著﹐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现在王先生不属于还活著之类了﹐该别人为他说话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为王先生说的话﹕

在 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像刘宾雁、方励之、魏京生等人一样﹐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 涯。在20世纪的一个最严酷、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酷刑、监狱之灾以及不间断的诽谤和攻击。他长期以来坚持扞卫人权、法治和人 道。他确知他每次张嘴说话的后果﹐但仍然去说。在这一点上﹐他是500年前的马丁.路德的精神伴侣。路德不得已时说埂.我只有此小 别无选择。
组 织王若望先生追悼会的中国朋友请我在会上发言﹐说我可以代表西洋学界。我愿意作这个代表﹐愿意替西洋学者向王先生鞠最后一躬。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我觉得我 们不应该提西洋和东方之别﹐学者和非学者之分﹐尤其是在王先生的那种直截了当、人人平等的精神前面﹐我们不必在人类之间再作分别。我们大 家都是若望先生所说的 活人﹐对死者有责任的 活人﹐对其它活人也有责任的活人﹐不说话白不说话的活人。这是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


(林培瑞,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相关文章:



我认识王若望先生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的。1980年初﹐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做研究﹐看了许多当时叫做伤痕文学或者揭发四人帮的作品。但少数作 品﹐比如刘真雁的《人妖之间》 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真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文字那么朴实、细腻﹐但总的效果又那么深刻、那么惊人。《饥饿三部曲》把作者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日 本侵略时期的关押之下和在毛泽东的牢房里的三次亲身经历如实地、不加以粉饰地写出来了。三个监狱之间﹐毛的是最残酷﹐远远最残酷。但作者在艺术上最可贵的 一点是并没有硬塞给读者这个结论﹐他只是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

这部作品问世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开始觉得伤痕文学已经过份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批评了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它两 部剧本﹐说这些作者没有考虑社会效果。之后报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批评﹐把那些敢说真话的作品都骂成忽略社会效果。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饥 饿三部曲》这么大胆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评的话呢﹖我问了中国朋友﹐他们说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太真实﹐无法反駮﹐批评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决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见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访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 脸对待任何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没脑子﹐但实际上有很会保护自己的老练政治头脑的那种可伶中国人。王先生却完全相反。人如其文﹐问什么话答什么话﹐不粉饰也 不拐弯。我好奇问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会这么直截了当﹖您不怕吗﹖他答的很动人﹐说﹕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著﹐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现在王先生不属于还活著之类了﹐该别人为他说话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为王先生说的话﹕

在 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像刘宾雁、方励之、魏京生等人一样﹐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 涯。在20世纪的一个最严酷、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酷刑、监狱之灾以及不间断的诽谤和攻击。他长期以来坚持扞卫人权、法治和人 道。他确知他每次张嘴说话的后果﹐但仍然去说。在这一点上﹐他是500年前的马丁.路德的精神伴侣。路德不得已时说埂.我只有此小 别无选择。
组 织王若望先生追悼会的中国朋友请我在会上发言﹐说我可以代表西洋学界。我愿意作这个代表﹐愿意替西洋学者向王先生鞠最后一躬。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我觉得我 们不应该提西洋和东方之别﹐学者和非学者之分﹐尤其是在王先生的那种直截了当、人人平等的精神前面﹐我们不必在人类之间再作分别。我们大 家都是若望先生所说的 活人﹐对死者有责任的 活人﹐对其它活人也有责任的活人﹐不说话白不说话的活人。这是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


(林培瑞,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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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王若望先生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的。1980年初﹐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做研究﹐看了许多当时叫做伤痕文学或者揭发四人帮的作品。但少数作 品﹐比如刘真雁的《人妖之间》 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真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文字那么朴实、细腻﹐但总的效果又那么深刻、那么惊人。《饥饿三部曲》把作者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日 本侵略时期的关押之下和在毛泽东的牢房里的三次亲身经历如实地、不加以粉饰地写出来了。三个监狱之间﹐毛的是最残酷﹐远远最残酷。但作者在艺术上最可贵的 一点是并没有硬塞给读者这个结论﹐他只是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

这部作品问世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开始觉得伤痕文学已经过份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批评了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它两 部剧本﹐说这些作者没有考虑社会效果。之后报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批评﹐把那些敢说真话的作品都骂成忽略社会效果。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饥 饿三部曲》这么大胆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评的话呢﹖我问了中国朋友﹐他们说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太真实﹐无法反駮﹐批评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决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见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访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 脸对待任何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没脑子﹐但实际上有很会保护自己的老练政治头脑的那种可伶中国人。王先生却完全相反。人如其文﹐问什么话答什么话﹐不粉饰也 不拐弯。我好奇问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会这么直截了当﹖您不怕吗﹖他答的很动人﹐说﹕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著﹐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现在王先生不属于还活著之类了﹐该别人为他说话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为王先生说的话﹕

在 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像刘宾雁、方励之、魏京生等人一样﹐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 涯。在20世纪的一个最严酷、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酷刑、监狱之灾以及不间断的诽谤和攻击。他长期以来坚持扞卫人权、法治和人 道。他确知他每次张嘴说话的后果﹐但仍然去说。在这一点上﹐他是500年前的马丁.路德的精神伴侣。路德不得已时说埂.我只有此小 别无选择。
组 织王若望先生追悼会的中国朋友请我在会上发言﹐说我可以代表西洋学界。我愿意作这个代表﹐愿意替西洋学者向王先生鞠最后一躬。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我觉得我 们不应该提西洋和东方之别﹐学者和非学者之分﹐尤其是在王先生的那种直截了当、人人平等的精神前面﹐我们不必在人类之间再作分别。我们大 家都是若望先生所说的 活人﹐对死者有责任的 活人﹐对其它活人也有责任的活人﹐不说话白不说话的活人。这是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


(林培瑞,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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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王若望先生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的。1980年初﹐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做研究﹐看了许多当时叫做伤痕文学或者揭发四人帮的作品。但少数作 品﹐比如刘真雁的《人妖之间》 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真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文字那么朴实、细腻﹐但总的效果又那么深刻、那么惊人。《饥饿三部曲》把作者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日 本侵略时期的关押之下和在毛泽东的牢房里的三次亲身经历如实地、不加以粉饰地写出来了。三个监狱之间﹐毛的是最残酷﹐远远最残酷。但作者在艺术上最可贵的 一点是并没有硬塞给读者这个结论﹐他只是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

这部作品问世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开始觉得伤痕文学已经过份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批评了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它两 部剧本﹐说这些作者没有考虑社会效果。之后报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批评﹐把那些敢说真话的作品都骂成忽略社会效果。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饥 饿三部曲》这么大胆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评的话呢﹖我问了中国朋友﹐他们说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太真实﹐无法反駮﹐批评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决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见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访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 脸对待任何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没脑子﹐但实际上有很会保护自己的老练政治头脑的那种可伶中国人。王先生却完全相反。人如其文﹐问什么话答什么话﹐不粉饰也 不拐弯。我好奇问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会这么直截了当﹖您不怕吗﹖他答的很动人﹐说﹕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著﹐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现在王先生不属于还活著之类了﹐该别人为他说话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为王先生说的话﹕

在 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像刘宾雁、方励之、魏京生等人一样﹐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 涯。在20世纪的一个最严酷、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酷刑、监狱之灾以及不间断的诽谤和攻击。他长期以来坚持扞卫人权、法治和人 道。他确知他每次张嘴说话的后果﹐但仍然去说。在这一点上﹐他是500年前的马丁.路德的精神伴侣。路德不得已时说埂.我只有此小 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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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王若望先生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的。1980年初﹐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做研究﹐看了许多当时叫做伤痕文学或者揭发四人帮的作品。但少数作 品﹐比如刘真雁的《人妖之间》 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真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文字那么朴实、细腻﹐但总的效果又那么深刻、那么惊人。《饥饿三部曲》把作者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日 本侵略时期的关押之下和在毛泽东的牢房里的三次亲身经历如实地、不加以粉饰地写出来了。三个监狱之间﹐毛的是最残酷﹐远远最残酷。但作者在艺术上最可贵的 一点是并没有硬塞给读者这个结论﹐他只是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

这部作品问世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开始觉得伤痕文学已经过份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批评了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它两 部剧本﹐说这些作者没有考虑社会效果。之后报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批评﹐把那些敢说真话的作品都骂成忽略社会效果。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饥 饿三部曲》这么大胆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评的话呢﹖我问了中国朋友﹐他们说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太真实﹐无法反駮﹐批评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决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见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访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 脸对待任何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没脑子﹐但实际上有很会保护自己的老练政治头脑的那种可伶中国人。王先生却完全相反。人如其文﹐问什么话答什么话﹐不粉饰也 不拐弯。我好奇问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会这么直截了当﹖您不怕吗﹖他答的很动人﹐说﹕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著﹐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现在王先生不属于还活著之类了﹐该别人为他说话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为王先生说的话﹕

在 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像刘宾雁、方励之、魏京生等人一样﹐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 涯。在20世纪的一个最严酷、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酷刑、监狱之灾以及不间断的诽谤和攻击。他长期以来坚持扞卫人权、法治和人 道。他确知他每次张嘴说话的后果﹐但仍然去说。在这一点上﹐他是500年前的马丁.路德的精神伴侣。路德不得已时说埂.我只有此小 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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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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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问世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开始觉得伤痕文学已经过份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批评了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它两 部剧本﹐说这些作者没有考虑社会效果。之后报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批评﹐把那些敢说真话的作品都骂成忽略社会效果。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饥 饿三部曲》这么大胆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评的话呢﹖我问了中国朋友﹐他们说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太真实﹐无法反駮﹐批评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决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见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访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 脸对待任何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没脑子﹐但实际上有很会保护自己的老练政治头脑的那种可伶中国人。王先生却完全相反。人如其文﹐问什么话答什么话﹐不粉饰也 不拐弯。我好奇问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会这么直截了当﹖您不怕吗﹖他答的很动人﹐说﹕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著﹐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现在王先生不属于还活著之类了﹐该别人为他说话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为王先生说的话﹕

在 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像刘宾雁、方励之、魏京生等人一样﹐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 涯。在20世纪的一个最严酷、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酷刑、监狱之灾以及不间断的诽谤和攻击。他长期以来坚持扞卫人权、法治和人 道。他确知他每次张嘴说话的后果﹐但仍然去说。在这一点上﹐他是500年前的马丁.路德的精神伴侣。路德不得已时说埂.我只有此小 别无选择。
组 织王若望先生追悼会的中国朋友请我在会上发言﹐说我可以代表西洋学界。我愿意作这个代表﹐愿意替西洋学者向王先生鞠最后一躬。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我觉得我 们不应该提西洋和东方之别﹐学者和非学者之分﹐尤其是在王先生的那种直截了当、人人平等的精神前面﹐我们不必在人类之间再作分别。我们大 家都是若望先生所说的 活人﹐对死者有责任的 活人﹐对其它活人也有责任的活人﹐不说话白不说话的活人。这是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


(林培瑞,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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