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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中求生存2007年《律师法》修订案有感
李方平 (北京)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改案的当天,新华网发布这么一则快讯,北京10月28日电:律师法为律师执业划出红线。 修改后的《律师法》竟有九道红线规制律师,道道都可敲掉律师饭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给弱小不堪的中国律师套上了新的枷锁。自司法部公证与律师工作指导司2004年5月提出《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到2005年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今年10月28日通过,三年来中国律师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一、修法起因:商业化取向下的执业道德危机

自1993年律师制度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律师行业的存在和发展。90年代中期,多位中央领导的发言和表态,都是将律师行业等同视为与会计师、税务师想类似的社会中介机构,区别只在于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整个律师行业日益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追求经济利益甚至成为很多律师追求的唯一目标。这种律师职业存在价值的扭曲,导致了律师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以至于出现不少律师和法官相互勾兑的浊流,严重污染了司法公正。仅2003年,广州、武汉、宜昌、苏州、东莞、珠海六城市司法机关在查处法官受贿案中,牵连出行贿或介绍行贿的律师竟多达88名。

2004年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相关报送材料中对律师工作作出批示,认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针对司法腐败的严厉批评犹如一声惊雷,瞬间全国法院、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式的行业整顿活动:
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2004年3月1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2004年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意见》。
2004年4月起,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宣传动员之下,全国律师行业开展了所谓的律师教育整顿年。

为了迎合执政党提出的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的政治宣示,扭转律师行业过度商业化的趋向,2004年5月,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日前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的通知。该《通知》在肯定律师的民间性的同时,更期冀律师能够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


二、修法中的变因: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引发高层关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建立健全了形式上的法制,无法无天、无法可依的时代已经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可是,法治精神还没有生根发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各级政府依然习惯性的滥用、扩张法律上没有授予他们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法制的熏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更多的公民完成了权利认识三步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还身体力行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进而争取自己实然、应然的权利。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公民维权活动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并进而推动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

公民维权活动是我们国家转型期法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激发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培育和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当下中国,因为公权力的蛮横和漫无边际经常引发和制造众多的公民权利受损事件。公民维权活动本身也迫切需要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和协助。律师制度创设和存在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延伸公民权利来约束强大公权力的滥用。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职业群体,正是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维护当事人(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律师与公民维权活动的结合,客观上把公民维权活动引入和平、理性、合法、有序的法治轨道,成功扮演了一种政权体制外的良性监督力量,一定程度制约了国家行政、司法权的专横,增进公民社会的自由和福祉。律师通过服务公民委托的维权活动,捍卫人权、践行法治,有助于推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早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005年是公民维权活动的高涨之年,也是变故之年,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公民维权事件是陕石油收井、太石村选举、临沂计生。这三个公民维权事件共同的特点是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介入的群体性事件,且引起了国际、国内广泛的关注。

针对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执政党高层确实有表示警惕和关注的政治解读。2006年初,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别针对性地出台管制律师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特别措施。

2006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后,应通过正当渠道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律师事务所要建立报告备案制度。案件要合伙人集体讨论,加强督导。

2006年4月13日,司法部发布《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工伤赔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对群体性案件的严管和禁止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进行风险代理,事实上切断了这部分弱势人群通过寻求律师帮助以诉讼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常路径,不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


三、修法结果:忽视人权保障、强化律师管制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入宪。如果说1996年《律师法》出台,国家还没有认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在人权入宪后三年的《律师法》修改,应该增加律师对保障人权重要意义。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第14条规定:律师在保护其委托人的权利和促进维护正义的事业中,应努力维护受到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法律和公认的准则以及律师的职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除律师之外,没有任何一项职业与人权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此次《律师法》修改却刻意的忽略律师捍卫人权的当然职责。

1996年《律师法》的出台,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势主导的结果。从整个律师法结构看,有非常强的律师义务本位特征。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广大律师均寄以厚望,推出了各种民间修改版本,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和扩展律师的执业权利。但事与愿违的是,最终《律师法》的修订草案却继续强化了对律师业的管制。

对执业律师而言,致命性的管制莫过于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修改前的《律师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情形:(一)泄露国家秘密;(二)向司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三)提供伪证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伪证。

修改后的《律师法》在此基础上做了大幅度地扩充,其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九种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除原有的泄密、行贿、伪证外,律师执业又增加了更多的雷区,如: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八)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特别对于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律师而言,《律师法》修改后增加的第四十九条(六)(七)(八)款将给他们带来即刻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而中国律师不得不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但维权律师的队伍仍然会扩大,他们将在法治理想的感召之下,捍卫律师的尊严。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改案的当天,新华网发布这么一则快讯,北京10月28日电:律师法为律师执业划出红线。 修改后的《律师法》竟有九道红线规制律师,道道都可敲掉律师饭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给弱小不堪的中国律师套上了新的枷锁。自司法部公证与律师工作指导司2004年5月提出《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到2005年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今年10月28日通过,三年来中国律师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一、修法起因:商业化取向下的执业道德危机

自1993年律师制度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律师行业的存在和发展。90年代中期,多位中央领导的发言和表态,都是将律师行业等同视为与会计师、税务师想类似的社会中介机构,区别只在于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整个律师行业日益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追求经济利益甚至成为很多律师追求的唯一目标。这种律师职业存在价值的扭曲,导致了律师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以至于出现不少律师和法官相互勾兑的浊流,严重污染了司法公正。仅2003年,广州、武汉、宜昌、苏州、东莞、珠海六城市司法机关在查处法官受贿案中,牵连出行贿或介绍行贿的律师竟多达88名。

2004年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相关报送材料中对律师工作作出批示,认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针对司法腐败的严厉批评犹如一声惊雷,瞬间全国法院、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式的行业整顿活动:
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2004年3月1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2004年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意见》。
2004年4月起,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宣传动员之下,全国律师行业开展了所谓的律师教育整顿年。

为了迎合执政党提出的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的政治宣示,扭转律师行业过度商业化的趋向,2004年5月,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日前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的通知。该《通知》在肯定律师的民间性的同时,更期冀律师能够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


二、修法中的变因: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引发高层关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建立健全了形式上的法制,无法无天、无法可依的时代已经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可是,法治精神还没有生根发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各级政府依然习惯性的滥用、扩张法律上没有授予他们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法制的熏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更多的公民完成了权利认识三步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还身体力行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进而争取自己实然、应然的权利。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公民维权活动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并进而推动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

公民维权活动是我们国家转型期法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激发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培育和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当下中国,因为公权力的蛮横和漫无边际经常引发和制造众多的公民权利受损事件。公民维权活动本身也迫切需要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和协助。律师制度创设和存在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延伸公民权利来约束强大公权力的滥用。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职业群体,正是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维护当事人(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律师与公民维权活动的结合,客观上把公民维权活动引入和平、理性、合法、有序的法治轨道,成功扮演了一种政权体制外的良性监督力量,一定程度制约了国家行政、司法权的专横,增进公民社会的自由和福祉。律师通过服务公民委托的维权活动,捍卫人权、践行法治,有助于推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早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005年是公民维权活动的高涨之年,也是变故之年,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公民维权事件是陕石油收井、太石村选举、临沂计生。这三个公民维权事件共同的特点是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介入的群体性事件,且引起了国际、国内广泛的关注。

针对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执政党高层确实有表示警惕和关注的政治解读。2006年初,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别针对性地出台管制律师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特别措施。

2006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后,应通过正当渠道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律师事务所要建立报告备案制度。案件要合伙人集体讨论,加强督导。

2006年4月13日,司法部发布《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工伤赔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对群体性案件的严管和禁止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进行风险代理,事实上切断了这部分弱势人群通过寻求律师帮助以诉讼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常路径,不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


三、修法结果:忽视人权保障、强化律师管制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入宪。如果说1996年《律师法》出台,国家还没有认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在人权入宪后三年的《律师法》修改,应该增加律师对保障人权重要意义。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第14条规定:律师在保护其委托人的权利和促进维护正义的事业中,应努力维护受到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法律和公认的准则以及律师的职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除律师之外,没有任何一项职业与人权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此次《律师法》修改却刻意的忽略律师捍卫人权的当然职责。

1996年《律师法》的出台,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势主导的结果。从整个律师法结构看,有非常强的律师义务本位特征。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广大律师均寄以厚望,推出了各种民间修改版本,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和扩展律师的执业权利。但事与愿违的是,最终《律师法》的修订草案却继续强化了对律师业的管制。

对执业律师而言,致命性的管制莫过于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修改前的《律师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情形:(一)泄露国家秘密;(二)向司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三)提供伪证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伪证。

修改后的《律师法》在此基础上做了大幅度地扩充,其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九种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除原有的泄密、行贿、伪证外,律师执业又增加了更多的雷区,如: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八)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特别对于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律师而言,《律师法》修改后增加的第四十九条(六)(七)(八)款将给他们带来即刻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而中国律师不得不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但维权律师的队伍仍然会扩大,他们将在法治理想的感召之下,捍卫律师的尊严。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改案的当天,新华网发布这么一则快讯,北京10月28日电:律师法为律师执业划出红线。 修改后的《律师法》竟有九道红线规制律师,道道都可敲掉律师饭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给弱小不堪的中国律师套上了新的枷锁。自司法部公证与律师工作指导司2004年5月提出《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到2005年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今年10月28日通过,三年来中国律师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一、修法起因:商业化取向下的执业道德危机

自1993年律师制度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律师行业的存在和发展。90年代中期,多位中央领导的发言和表态,都是将律师行业等同视为与会计师、税务师想类似的社会中介机构,区别只在于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整个律师行业日益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追求经济利益甚至成为很多律师追求的唯一目标。这种律师职业存在价值的扭曲,导致了律师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以至于出现不少律师和法官相互勾兑的浊流,严重污染了司法公正。仅2003年,广州、武汉、宜昌、苏州、东莞、珠海六城市司法机关在查处法官受贿案中,牵连出行贿或介绍行贿的律师竟多达88名。

2004年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相关报送材料中对律师工作作出批示,认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针对司法腐败的严厉批评犹如一声惊雷,瞬间全国法院、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式的行业整顿活动:
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2004年3月1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2004年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意见》。
2004年4月起,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宣传动员之下,全国律师行业开展了所谓的律师教育整顿年。

为了迎合执政党提出的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的政治宣示,扭转律师行业过度商业化的趋向,2004年5月,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日前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的通知。该《通知》在肯定律师的民间性的同时,更期冀律师能够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


二、修法中的变因: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引发高层关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建立健全了形式上的法制,无法无天、无法可依的时代已经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可是,法治精神还没有生根发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各级政府依然习惯性的滥用、扩张法律上没有授予他们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法制的熏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更多的公民完成了权利认识三步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还身体力行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进而争取自己实然、应然的权利。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公民维权活动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并进而推动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

公民维权活动是我们国家转型期法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激发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培育和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当下中国,因为公权力的蛮横和漫无边际经常引发和制造众多的公民权利受损事件。公民维权活动本身也迫切需要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和协助。律师制度创设和存在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延伸公民权利来约束强大公权力的滥用。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职业群体,正是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维护当事人(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律师与公民维权活动的结合,客观上把公民维权活动引入和平、理性、合法、有序的法治轨道,成功扮演了一种政权体制外的良性监督力量,一定程度制约了国家行政、司法权的专横,增进公民社会的自由和福祉。律师通过服务公民委托的维权活动,捍卫人权、践行法治,有助于推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早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005年是公民维权活动的高涨之年,也是变故之年,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公民维权事件是陕石油收井、太石村选举、临沂计生。这三个公民维权事件共同的特点是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介入的群体性事件,且引起了国际、国内广泛的关注。

针对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执政党高层确实有表示警惕和关注的政治解读。2006年初,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别针对性地出台管制律师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特别措施。

2006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后,应通过正当渠道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律师事务所要建立报告备案制度。案件要合伙人集体讨论,加强督导。

2006年4月13日,司法部发布《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工伤赔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对群体性案件的严管和禁止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进行风险代理,事实上切断了这部分弱势人群通过寻求律师帮助以诉讼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常路径,不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


三、修法结果:忽视人权保障、强化律师管制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入宪。如果说1996年《律师法》出台,国家还没有认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在人权入宪后三年的《律师法》修改,应该增加律师对保障人权重要意义。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第14条规定:律师在保护其委托人的权利和促进维护正义的事业中,应努力维护受到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法律和公认的准则以及律师的职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除律师之外,没有任何一项职业与人权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此次《律师法》修改却刻意的忽略律师捍卫人权的当然职责。

1996年《律师法》的出台,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势主导的结果。从整个律师法结构看,有非常强的律师义务本位特征。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广大律师均寄以厚望,推出了各种民间修改版本,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和扩展律师的执业权利。但事与愿违的是,最终《律师法》的修订草案却继续强化了对律师业的管制。

对执业律师而言,致命性的管制莫过于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修改前的《律师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情形:(一)泄露国家秘密;(二)向司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三)提供伪证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伪证。

修改后的《律师法》在此基础上做了大幅度地扩充,其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九种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除原有的泄密、行贿、伪证外,律师执业又增加了更多的雷区,如: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八)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特别对于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律师而言,《律师法》修改后增加的第四十九条(六)(七)(八)款将给他们带来即刻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而中国律师不得不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但维权律师的队伍仍然会扩大,他们将在法治理想的感召之下,捍卫律师的尊严。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改案的当天,新华网发布这么一则快讯,北京10月28日电:律师法为律师执业划出红线。 修改后的《律师法》竟有九道红线规制律师,道道都可敲掉律师饭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给弱小不堪的中国律师套上了新的枷锁。自司法部公证与律师工作指导司2004年5月提出《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到2005年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今年10月28日通过,三年来中国律师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一、修法起因:商业化取向下的执业道德危机

自1993年律师制度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律师行业的存在和发展。90年代中期,多位中央领导的发言和表态,都是将律师行业等同视为与会计师、税务师想类似的社会中介机构,区别只在于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整个律师行业日益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追求经济利益甚至成为很多律师追求的唯一目标。这种律师职业存在价值的扭曲,导致了律师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以至于出现不少律师和法官相互勾兑的浊流,严重污染了司法公正。仅2003年,广州、武汉、宜昌、苏州、东莞、珠海六城市司法机关在查处法官受贿案中,牵连出行贿或介绍行贿的律师竟多达88名。

2004年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相关报送材料中对律师工作作出批示,认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针对司法腐败的严厉批评犹如一声惊雷,瞬间全国法院、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式的行业整顿活动:
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2004年3月1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2004年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意见》。
2004年4月起,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宣传动员之下,全国律师行业开展了所谓的律师教育整顿年。

为了迎合执政党提出的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的政治宣示,扭转律师行业过度商业化的趋向,2004年5月,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日前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的通知。该《通知》在肯定律师的民间性的同时,更期冀律师能够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


二、修法中的变因: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引发高层关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建立健全了形式上的法制,无法无天、无法可依的时代已经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可是,法治精神还没有生根发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各级政府依然习惯性的滥用、扩张法律上没有授予他们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法制的熏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更多的公民完成了权利认识三步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还身体力行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进而争取自己实然、应然的权利。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公民维权活动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并进而推动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

公民维权活动是我们国家转型期法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激发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培育和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当下中国,因为公权力的蛮横和漫无边际经常引发和制造众多的公民权利受损事件。公民维权活动本身也迫切需要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和协助。律师制度创设和存在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延伸公民权利来约束强大公权力的滥用。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职业群体,正是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维护当事人(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律师与公民维权活动的结合,客观上把公民维权活动引入和平、理性、合法、有序的法治轨道,成功扮演了一种政权体制外的良性监督力量,一定程度制约了国家行政、司法权的专横,增进公民社会的自由和福祉。律师通过服务公民委托的维权活动,捍卫人权、践行法治,有助于推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早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005年是公民维权活动的高涨之年,也是变故之年,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公民维权事件是陕石油收井、太石村选举、临沂计生。这三个公民维权事件共同的特点是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介入的群体性事件,且引起了国际、国内广泛的关注。

针对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执政党高层确实有表示警惕和关注的政治解读。2006年初,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别针对性地出台管制律师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特别措施。

2006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后,应通过正当渠道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律师事务所要建立报告备案制度。案件要合伙人集体讨论,加强督导。

2006年4月13日,司法部发布《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工伤赔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对群体性案件的严管和禁止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进行风险代理,事实上切断了这部分弱势人群通过寻求律师帮助以诉讼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常路径,不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


三、修法结果:忽视人权保障、强化律师管制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入宪。如果说1996年《律师法》出台,国家还没有认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在人权入宪后三年的《律师法》修改,应该增加律师对保障人权重要意义。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第14条规定:律师在保护其委托人的权利和促进维护正义的事业中,应努力维护受到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法律和公认的准则以及律师的职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除律师之外,没有任何一项职业与人权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此次《律师法》修改却刻意的忽略律师捍卫人权的当然职责。

1996年《律师法》的出台,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势主导的结果。从整个律师法结构看,有非常强的律师义务本位特征。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广大律师均寄以厚望,推出了各种民间修改版本,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和扩展律师的执业权利。但事与愿违的是,最终《律师法》的修订草案却继续强化了对律师业的管制。

对执业律师而言,致命性的管制莫过于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修改前的《律师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情形:(一)泄露国家秘密;(二)向司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三)提供伪证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伪证。

修改后的《律师法》在此基础上做了大幅度地扩充,其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九种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除原有的泄密、行贿、伪证外,律师执业又增加了更多的雷区,如: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八)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特别对于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律师而言,《律师法》修改后增加的第四十九条(六)(七)(八)款将给他们带来即刻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而中国律师不得不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但维权律师的队伍仍然会扩大,他们将在法治理想的感召之下,捍卫律师的尊严。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改案的当天,新华网发布这么一则快讯,北京10月28日电:律师法为律师执业划出红线。 修改后的《律师法》竟有九道红线规制律师,道道都可敲掉律师饭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给弱小不堪的中国律师套上了新的枷锁。自司法部公证与律师工作指导司2004年5月提出《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到2005年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今年10月28日通过,三年来中国律师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一、修法起因:商业化取向下的执业道德危机

自1993年律师制度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律师行业的存在和发展。90年代中期,多位中央领导的发言和表态,都是将律师行业等同视为与会计师、税务师想类似的社会中介机构,区别只在于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整个律师行业日益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追求经济利益甚至成为很多律师追求的唯一目标。这种律师职业存在价值的扭曲,导致了律师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以至于出现不少律师和法官相互勾兑的浊流,严重污染了司法公正。仅2003年,广州、武汉、宜昌、苏州、东莞、珠海六城市司法机关在查处法官受贿案中,牵连出行贿或介绍行贿的律师竟多达88名。

2004年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相关报送材料中对律师工作作出批示,认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针对司法腐败的严厉批评犹如一声惊雷,瞬间全国法院、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式的行业整顿活动:
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2004年3月1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2004年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意见》。
2004年4月起,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宣传动员之下,全国律师行业开展了所谓的律师教育整顿年。

为了迎合执政党提出的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的政治宣示,扭转律师行业过度商业化的趋向,2004年5月,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日前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的通知。该《通知》在肯定律师的民间性的同时,更期冀律师能够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


二、修法中的变因: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引发高层关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建立健全了形式上的法制,无法无天、无法可依的时代已经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可是,法治精神还没有生根发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各级政府依然习惯性的滥用、扩张法律上没有授予他们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法制的熏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更多的公民完成了权利认识三步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还身体力行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进而争取自己实然、应然的权利。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公民维权活动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并进而推动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

公民维权活动是我们国家转型期法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激发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培育和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当下中国,因为公权力的蛮横和漫无边际经常引发和制造众多的公民权利受损事件。公民维权活动本身也迫切需要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和协助。律师制度创设和存在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延伸公民权利来约束强大公权力的滥用。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职业群体,正是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维护当事人(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律师与公民维权活动的结合,客观上把公民维权活动引入和平、理性、合法、有序的法治轨道,成功扮演了一种政权体制外的良性监督力量,一定程度制约了国家行政、司法权的专横,增进公民社会的自由和福祉。律师通过服务公民委托的维权活动,捍卫人权、践行法治,有助于推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早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005年是公民维权活动的高涨之年,也是变故之年,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公民维权事件是陕石油收井、太石村选举、临沂计生。这三个公民维权事件共同的特点是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介入的群体性事件,且引起了国际、国内广泛的关注。

针对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执政党高层确实有表示警惕和关注的政治解读。2006年初,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别针对性地出台管制律师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特别措施。

2006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后,应通过正当渠道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律师事务所要建立报告备案制度。案件要合伙人集体讨论,加强督导。

2006年4月13日,司法部发布《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工伤赔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对群体性案件的严管和禁止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进行风险代理,事实上切断了这部分弱势人群通过寻求律师帮助以诉讼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常路径,不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


三、修法结果:忽视人权保障、强化律师管制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入宪。如果说1996年《律师法》出台,国家还没有认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在人权入宪后三年的《律师法》修改,应该增加律师对保障人权重要意义。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第14条规定:律师在保护其委托人的权利和促进维护正义的事业中,应努力维护受到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法律和公认的准则以及律师的职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除律师之外,没有任何一项职业与人权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此次《律师法》修改却刻意的忽略律师捍卫人权的当然职责。

1996年《律师法》的出台,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势主导的结果。从整个律师法结构看,有非常强的律师义务本位特征。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广大律师均寄以厚望,推出了各种民间修改版本,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和扩展律师的执业权利。但事与愿违的是,最终《律师法》的修订草案却继续强化了对律师业的管制。

对执业律师而言,致命性的管制莫过于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修改前的《律师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情形:(一)泄露国家秘密;(二)向司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三)提供伪证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伪证。

修改后的《律师法》在此基础上做了大幅度地扩充,其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九种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除原有的泄密、行贿、伪证外,律师执业又增加了更多的雷区,如: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八)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特别对于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律师而言,《律师法》修改后增加的第四十九条(六)(七)(八)款将给他们带来即刻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而中国律师不得不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但维权律师的队伍仍然会扩大,他们将在法治理想的感召之下,捍卫律师的尊严。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改案的当天,新华网发布这么一则快讯,北京10月28日电:律师法为律师执业划出红线。 修改后的《律师法》竟有九道红线规制律师,道道都可敲掉律师饭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给弱小不堪的中国律师套上了新的枷锁。自司法部公证与律师工作指导司2004年5月提出《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到2005年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今年10月28日通过,三年来中国律师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一、修法起因:商业化取向下的执业道德危机

自1993年律师制度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律师行业的存在和发展。90年代中期,多位中央领导的发言和表态,都是将律师行业等同视为与会计师、税务师想类似的社会中介机构,区别只在于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整个律师行业日益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追求经济利益甚至成为很多律师追求的唯一目标。这种律师职业存在价值的扭曲,导致了律师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以至于出现不少律师和法官相互勾兑的浊流,严重污染了司法公正。仅2003年,广州、武汉、宜昌、苏州、东莞、珠海六城市司法机关在查处法官受贿案中,牵连出行贿或介绍行贿的律师竟多达88名。

2004年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相关报送材料中对律师工作作出批示,认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针对司法腐败的严厉批评犹如一声惊雷,瞬间全国法院、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式的行业整顿活动:
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2004年3月1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2004年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意见》。
2004年4月起,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宣传动员之下,全国律师行业开展了所谓的律师教育整顿年。

为了迎合执政党提出的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的政治宣示,扭转律师行业过度商业化的趋向,2004年5月,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日前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的通知。该《通知》在肯定律师的民间性的同时,更期冀律师能够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


二、修法中的变因: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引发高层关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建立健全了形式上的法制,无法无天、无法可依的时代已经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可是,法治精神还没有生根发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各级政府依然习惯性的滥用、扩张法律上没有授予他们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法制的熏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更多的公民完成了权利认识三步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还身体力行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进而争取自己实然、应然的权利。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公民维权活动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并进而推动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

公民维权活动是我们国家转型期法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激发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培育和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当下中国,因为公权力的蛮横和漫无边际经常引发和制造众多的公民权利受损事件。公民维权活动本身也迫切需要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和协助。律师制度创设和存在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延伸公民权利来约束强大公权力的滥用。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职业群体,正是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维护当事人(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律师与公民维权活动的结合,客观上把公民维权活动引入和平、理性、合法、有序的法治轨道,成功扮演了一种政权体制外的良性监督力量,一定程度制约了国家行政、司法权的专横,增进公民社会的自由和福祉。律师通过服务公民委托的维权活动,捍卫人权、践行法治,有助于推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早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005年是公民维权活动的高涨之年,也是变故之年,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公民维权事件是陕石油收井、太石村选举、临沂计生。这三个公民维权事件共同的特点是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介入的群体性事件,且引起了国际、国内广泛的关注。

针对律师参与勃兴中的公民维权,执政党高层确实有表示警惕和关注的政治解读。2006年初,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别针对性地出台管制律师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特别措施。

2006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后,应通过正当渠道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律师事务所要建立报告备案制度。案件要合伙人集体讨论,加强督导。

2006年4月13日,司法部发布《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工伤赔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对群体性案件的严管和禁止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进行风险代理,事实上切断了这部分弱势人群通过寻求律师帮助以诉讼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常路径,不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


三、修法结果:忽视人权保障、强化律师管制

宪政的三大基石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保障人权。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入宪。如果说1996年《律师法》出台,国家还没有认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在人权入宪后三年的《律师法》修改,应该增加律师对保障人权重要意义。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第14条规定:律师在保护其委托人的权利和促进维护正义的事业中,应努力维护受到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法律和公认的准则以及律师的职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除律师之外,没有任何一项职业与人权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此次《律师法》修改却刻意的忽略律师捍卫人权的当然职责。

1996年《律师法》的出台,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势主导的结果。从整个律师法结构看,有非常强的律师义务本位特征。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广大律师均寄以厚望,推出了各种民间修改版本,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和扩展律师的执业权利。但事与愿违的是,最终《律师法》的修订草案却继续强化了对律师业的管制。

对执业律师而言,致命性的管制莫过于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修改前的《律师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情形:(一)泄露国家秘密;(二)向司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三)提供伪证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伪证。

修改后的《律师法》在此基础上做了大幅度地扩充,其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九种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除原有的泄密、行贿、伪证外,律师执业又增加了更多的雷区,如: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八)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特别对于介入公民维权活动的律师而言,《律师法》修改后增加的第四十九条(六)(七)(八)款将给他们带来即刻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而中国律师不得不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但维权律师的队伍仍然会扩大,他们将在法治理想的感召之下,捍卫律师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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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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