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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我们爱你!为包遵信先生送行
刘晓波 (北京)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其机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借;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约7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每个放风间有十平米左右,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意在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其机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借;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约7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每个放风间有十平米左右,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意在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其机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借;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约7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每个放风间有十平米左右,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意在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其机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借;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约7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每个放风间有十平米左右,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意在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其机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借;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约7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每个放风间有十平米左右,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意在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其机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借;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约7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每个放风间有十平米左右,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意在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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