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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第一案
巩胜利(广州)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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