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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基督教的文化思考
张耀杰(北京)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申请了科技部关于基督教调查的软科学课题。从信访调查到农村组织化实验和农民失地问题调查,我与于建嵘之间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关调查的见证人和联络人。不过,调查期间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其中的一些思考贡献给了课题组,本文所记录的是另外一些还不成熟的思考,其中如果存在什么谬误,应该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
  

一、基督教信仰的乘虚而入
  
一般来说,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派系:新教、东正教、天主教。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新教,中国民间也称之为耶稣教。从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道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且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长达201年。

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又可以分为政府正式承认并且大力扶持的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和政府不予承认的家庭教会。一般的农村基督徒注重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的弟兄姊妹一起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而不太注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政策性区分。

对于30年来的中国农村来说,基督教的扩张是可以用乘虚而入来加以形容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些学者,对于老一代农民和他们读了大学或者进城务工的子女,满怀深情地怀念人民公社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大锅饭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我这个农村人看来,大多数农民是完全有理由缅怀那段时光的。

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的农村,从记事时起,印象中最为深刻的第一是饥饿,第二是斗人。那个时代以斗争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巫婆神汉、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之类的坏分子为代价,给大多数农民提供了集体狂欢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血泪与屈辱之上的,它所激发的是人性中最为黑暗的本能。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尽管狂欢之后依然是贫困和饥饿,尽管光棍村里的青壮年依然要孤身一人,他们在饥饿与痛苦之余毕竟还有集体狂欢的精神润滑剂,他们毕竟可以从斗争和迫害别人的集体狂欢中体验到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和荣耀感,从而凭借着别人的血泪屈辱淡化转移自己的饥饿痛苦,同时还可以获得生产被包办、思想被统一、权利被代表、收入被分配、生活被安排的集体安全感。

改革承包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宣告破产,以前一直通过掌握农民的口粮抓革命,促生产的乡村政权,再也不能发挥令行禁止的社会组织作用。以前承诺给农民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和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也于突然间宣告终结。已经习惯于被包办、被统一、被代表、被分配、被安排的公社社员,一下子变成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无依无靠的双重孤儿。

我1980年参加高考时是16岁,体重只有38公斤,相当于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当时的农村虽然实现了包产到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营养不良现象依然严重,几十年饥寒交迫的男女农民,有许多患有慢性疾病。一个家庭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和意外灾害,马上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而在此前的人民公社时代里,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依然可以从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里分到一份基本口粮,得到一份最低保障,并且可以从乡村的赤脚医生那里免费领取一些廉价药品。

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人都是精神生命体,或者说是需要集体生活和精神信仰的社会动物。农民与城市人一样,除了温饱还需要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甚至于对最高权威的顺服依靠和信仰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毕竟起到了统一思想、控制精神的神奇作用。包产到户之后,依靠垄断生存资源实施刚性控制的乡村政权丧失权威,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农民自发组织农会的权利意识又被政府部门长期禁锢。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便出现了虚空状态。乘虚而入的不是缺少公共关怀和公民意识的佛教与道教,也不是门槛较高的天主教,及伊斯兰教,而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博爱福音为主要使命的基督教新教,以及号称能够健身治病的各种功法。

在我读农村中学的1978年前后,经常会看到村干部到处追逐从事基督教地下聚会的农村妇女,这些农村妇女要么是精力旺盛却没有机会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精英人物,要么是身患疾病、家庭不和、多灾多难、孤苦无助的弱势者。

直到现在,农村基督教依然是以四多为其显著特点,第一是病人多,第二是老人多,第三是女人多,第四是文盲多。其中50%以上的基督徒家庭最初信仰基督教的契机,是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患上重病后医治无效,然后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得到基督徒的登门祈祷,并且出现了病情好转的种种神迹。

我们在湖南湘潭调查时,遇到一位经销医药用品的女商人,她自己的妈妈是基督徒。她带领我们参加了一位姓朱的退休女教师在郊区农户家里举行的讲道活动。这位朱老师属于三自系统,她不顾三自教会的阻挠,自发组织了四个家庭聚会点,并且每周用两天时间到遭遇生活困境或者发生家庭纠纷的教友家里探访慰问。这位女商人在为我们提供帮助之后,却对基督教表示了否定意见。她的理由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文化素质很低的老人、病人和文盲,基督教宣传的不用吃药开刀就可以治病是愚昧迷信的表现。我当时反问了一句:假如一个人贫困到住不起医院,政府部门又不肯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救济,有几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门为病人祈祷祝福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难道不是在替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吗?难道你作为药品商人,愿意并且能够无偿捐赠药品治病救人并且给予精神安慰吗?!
  

二、基督教会的大锅饭
  
在基督教内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礼拜会有领饼(圣体)、领杯(圣血)的圣餐仪式,基督徒分享了象征耶稣基督血肉的圣餐,就得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神圣祝福。在河南的嵩县和浙江温州的乐清、浙江绍兴的柯桥、浙江杭州的萧山等地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具中国特色也极具人情味的有趣现象:无论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只要有足够的场地和条件,都会为参加主日礼拜的弟兄姊妹提供大锅饭,他们自己叫做爱宴。

我到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专门考察过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并且咨询过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专业人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欧美国家的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在教会里面共享大锅饭,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乡村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在我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并不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而是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下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永恒情结和文化载体。《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给子游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陈胜、吴广所讲的苟富贵,勿相忘;东汉末年黄巾军宣扬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水浒传》里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所贯穿的都是一条被孔子称为大道也就是天道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群体意识,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私自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均衡和谐的普世价值。

从1952年开始,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极端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吃大锅饭的共产集权制度。

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四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集体生产大锅吃饭的共产风,其直接结果是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我的爷爷和大爷爷就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施了很短时间的包产到户和种自留地的政策,把全国农民从大面积饥饿的状态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体生产小锅吃饭。也就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安排社员下田劳动,然后把口粮相对平均地分配到每家每户,由每家每户自己生火做饭。这种分配方式恰好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集体怠工然后又一起饿肚子,胆子大一点的农民就千方百计到集体农田里偷盗一切能够充饥的东西。

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和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忆苦思甜大锅饭,也就是每家每户的妇女把自己最拿手的野菜汤和杂面馒头凑在一起,让大家敞开肚皮一起分享。忆苦思甜过程中由村干部宣讲的旧社会生活如何苦、新社会生活如何甜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每个人关心的只是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集体狂欢的大锅饭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之后,村民之间除了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之外,几乎再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大锅饭。

现在想一想,像当年的共产主义大食堂那样强迫老百姓成年累月吃大锅饭,肯定是违背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但是,像基督教会那样按照自愿原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又分明是合乎于人性的。像北朝鲜那样由政府包办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又显然是合乎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
  

三、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
  
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园的犹太人的宗教,也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势者的苦难宗教。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救赎以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门槛越来越低,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调是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而不是战无不胜的圣战暴力。在现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贴近于大同人性,也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乘虚而入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基督教特别是农村基督教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当局不积极主动地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不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由人民公社大集体转向承包、自主经营的过程中,没有及时转变角色,变统治者为公共管理服务者;农民自己又不被允许自由组织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甚至于农村的中共党员也很少集中学习,从而导致农民大面积丧失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其二,毛泽东的去世,导致大多数农民失去了精神依靠和精神崇拜的对象。中国民间现有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在1949年之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大伤、缺乏活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严重匮乏,留给广大农民的是无依无靠、精神空虚的孤独感。

其三,刚刚实现温饱的农民,很容易跌破贫困线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基层政府官员不仅不给走投无路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底线救济,他们的野蛮收费、野蛮摊派、野蛮罚款、野蛮拆迁、野蛮征地,更是公然突破了广大农民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的底线正义。

其四、台湾的蒋经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均衡和谐,曾经有意识地扶持慈济、佛光山等历史文化传统更加悠久的佛教及道教团体,参照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普世教义和公正透明的组织模式,自觉主动地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大陆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蒋经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政府的各级宗教局更是热衷于与寺庙的主持、道观的道长一同分享香火钱。全国各地的宗教局局长乘坐的小汽车,大部分是用寺庙道观的香火钱购置的。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台湾的慈济、佛光山等宗教团体都出现在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队,一直活跃在地震灾区。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画面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局长和尚、处长道士带领自己的团队亲临一线抗震救灾。

农村基督教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

从信仰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自古就有多神教或者说是泛神教的信仰传统,传统戏曲舞台上最为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敬畏神道的三尺之上有神明。戏不够,神来凑,更是中国传统戏曲最为基本的编剧套路。1949年之后,执政党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理想,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打压民众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信仰。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的有形部分虽然被强行压制,潜伏于人性深处的鬼神崇拜、灵魂救赎、精神超越的宗教诉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彻底根除。在毛泽东时代有伟大领袖的神圣偶像充当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全民性的信仰真空。

在中国大陆现有的几种宗教信仰中,坚持政教分离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普世博爱的基督教,不仅具有精神信仰方面的号召力,在教会内部更有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时颁布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神迹讲述给所有人,从而为基督教乘虚而入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永恒性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农村,一旦有某个家庭发生变故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出现久治不愈、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甚至于家破人亡的极端困境,登门关爱的往往不是掌握公共权力并且以为人民服务自居的政府官员,而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徒。信教者雪中送炭的真诚祈祷,连同他们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世俗帮助,确实能够缓解当事人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绝望,从而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不少人因此奇迹般振作精神或恢复健康,又给农村社会提供了活生生的真实见证,使得许多当事人以及周边的村民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的神奇力量,于是便纷纷皈依。

由于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组织农会的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又一直处于包而不办的失职状态,原本属灵的农村基督教会,在熟人社会里发挥了城市教会所少有的社区功能。农村基督徒大多是熟人社会的乡邻亲友,几乎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诵读圣经,而且可以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圣歌来感动自己和影响别人,从而在生活贫乏单调、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线。有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纽带,农村社会的基督徒之间有病时互相祷告,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互通有无。当某个教友的家庭出现困难时,其他教友便在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

基督教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融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公共服务的匮乏缺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高战是我的朋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会长、陆口村名誉村主任和陆口村农村发展互助基金会发起人,我自己也给这个基金会捐过钱。这个基金会从2004年正月初三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吸纳了几个村庄的数百个储户,周转资金达到60多万元,为许多需要小额贷款的村民解决了燃眉之急。高战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先后在陆口村组织过入户调查、村民体检、捐款助学等乡村实验,并且用基金会的利息给农村街道安装过电灯,资助过村民剧团演出过柳琴戏。几年下来,高战花掉了仅有的一点私人积蓄,农协和基金会的活动又一直遭受当地政府的高度警惕与防范,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高战的父亲是以前的村干部,母亲是农村小学的退休教师。两位老人一方面千方百计支持配合高战的公益活动,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惹出什么麻烦。我在他们家里住过几天,每天都会听到两位老人在吵架。到了今年上半年,高战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在陆口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忽略了教会和教堂的存在。当地基督徒在邻近自然村的废弃荒地上自发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200多人的乡村教堂,这个教堂隶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体系,周围几个村子的基督徒都到这里做主日礼拜。自从高战的妈妈信仰基督教之后,很快成为教会中的骨干成员,她在教堂里读了圣经唱了圣歌,回到家里照顾腿部静脉曲张的老伴时就变得更加耐心周到了,对待亲友邻居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由此便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中国农村的文化事业与社会和谐的独特贡献。

再举一个小例子,上个月我们在湖南长沙进行调查时,一个姓徐的家庭教会牧师告诉我,他主持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同工是大学教师,校方找到这位同工谈话说,你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要信仰基督教呢?这位同工表态说:要不然我就申请退党吧!校方急忙拒绝说:你千万不要退党,只是以后参加教会活动时注意影响就可以了。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里更加常见,许多习惯于开会学习的老党员,摇身一变就成了基督教会的信仰者和组织者。无论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还是基督教的立场,这种现象都是不纯正、不正常的。但是,以人类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信仰调和所达成的恰恰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均衡和谐。
  

四、农村社会的坐标定位
  
综上所述,要想真心实意地建设安居乐业、均衡和谐的农村社会,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除了转变职能,充分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之外;一方面必须在世俗的物质技术层面上,把原本就归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并且充分保障农民从事民主选举和组织农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应该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民信仰与不信仰某一种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个人自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工商社会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和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于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贡献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在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粮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像微软、联想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所创造出的产值和利润,就可以超过上百万人的农业大县的产值和利润。水稻专家袁隆平一个人的科技贡献率,就可以超过上千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大多数没有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最为现实的追求并不是像城市居民那样富裕奢侈,或者动用国家权力强行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而是能够均衡和谐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宁静生活。明确了现代农村社会的这一坐标定位,再有人使用硬指标要求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纯属多事。在没有经商营市办企业的外部环境的内陆地区大肆占用耕地招商引资和强迫农村大拆大建大变样,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是让愿意创造更多财富的农村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同时让愿意追求宁静生活或者愿意奉献于农村社会的城市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城市进入农村。

作为一名非基督徒的研究者,我本人是不主张由基督教会过多承担世俗性的公益慈善和社团组织功能的。在我看来,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很难超过执政党7000多万的党员人数,而且不具备执政党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基督教信仰相对集中的区域,只有浙江、福建的沿海区域和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的淮河流域。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由农民自愿组织的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来承担更多社会功能,是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假如中国政府及其宗教局愿意承担历史使命的话,更应该像台湾的蒋经国先生扶持慈济和佛光山一样,大力扶持中国大陆佛、道两教的现代化转型,以便为本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提供自主比较与自由选择的多元空间。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申请了科技部关于基督教调查的软科学课题。从信访调查到农村组织化实验和农民失地问题调查,我与于建嵘之间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关调查的见证人和联络人。不过,调查期间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其中的一些思考贡献给了课题组,本文所记录的是另外一些还不成熟的思考,其中如果存在什么谬误,应该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
  

一、基督教信仰的乘虚而入
  
一般来说,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派系:新教、东正教、天主教。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新教,中国民间也称之为耶稣教。从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道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且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长达201年。

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又可以分为政府正式承认并且大力扶持的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和政府不予承认的家庭教会。一般的农村基督徒注重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的弟兄姊妹一起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而不太注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政策性区分。

对于30年来的中国农村来说,基督教的扩张是可以用乘虚而入来加以形容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些学者,对于老一代农民和他们读了大学或者进城务工的子女,满怀深情地怀念人民公社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大锅饭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我这个农村人看来,大多数农民是完全有理由缅怀那段时光的。

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的农村,从记事时起,印象中最为深刻的第一是饥饿,第二是斗人。那个时代以斗争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巫婆神汉、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之类的坏分子为代价,给大多数农民提供了集体狂欢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血泪与屈辱之上的,它所激发的是人性中最为黑暗的本能。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尽管狂欢之后依然是贫困和饥饿,尽管光棍村里的青壮年依然要孤身一人,他们在饥饿与痛苦之余毕竟还有集体狂欢的精神润滑剂,他们毕竟可以从斗争和迫害别人的集体狂欢中体验到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和荣耀感,从而凭借着别人的血泪屈辱淡化转移自己的饥饿痛苦,同时还可以获得生产被包办、思想被统一、权利被代表、收入被分配、生活被安排的集体安全感。

改革承包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宣告破产,以前一直通过掌握农民的口粮抓革命,促生产的乡村政权,再也不能发挥令行禁止的社会组织作用。以前承诺给农民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和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也于突然间宣告终结。已经习惯于被包办、被统一、被代表、被分配、被安排的公社社员,一下子变成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无依无靠的双重孤儿。

我1980年参加高考时是16岁,体重只有38公斤,相当于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当时的农村虽然实现了包产到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营养不良现象依然严重,几十年饥寒交迫的男女农民,有许多患有慢性疾病。一个家庭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和意外灾害,马上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而在此前的人民公社时代里,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依然可以从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里分到一份基本口粮,得到一份最低保障,并且可以从乡村的赤脚医生那里免费领取一些廉价药品。

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人都是精神生命体,或者说是需要集体生活和精神信仰的社会动物。农民与城市人一样,除了温饱还需要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甚至于对最高权威的顺服依靠和信仰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毕竟起到了统一思想、控制精神的神奇作用。包产到户之后,依靠垄断生存资源实施刚性控制的乡村政权丧失权威,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农民自发组织农会的权利意识又被政府部门长期禁锢。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便出现了虚空状态。乘虚而入的不是缺少公共关怀和公民意识的佛教与道教,也不是门槛较高的天主教,及伊斯兰教,而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博爱福音为主要使命的基督教新教,以及号称能够健身治病的各种功法。

在我读农村中学的1978年前后,经常会看到村干部到处追逐从事基督教地下聚会的农村妇女,这些农村妇女要么是精力旺盛却没有机会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精英人物,要么是身患疾病、家庭不和、多灾多难、孤苦无助的弱势者。

直到现在,农村基督教依然是以四多为其显著特点,第一是病人多,第二是老人多,第三是女人多,第四是文盲多。其中50%以上的基督徒家庭最初信仰基督教的契机,是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患上重病后医治无效,然后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得到基督徒的登门祈祷,并且出现了病情好转的种种神迹。

我们在湖南湘潭调查时,遇到一位经销医药用品的女商人,她自己的妈妈是基督徒。她带领我们参加了一位姓朱的退休女教师在郊区农户家里举行的讲道活动。这位朱老师属于三自系统,她不顾三自教会的阻挠,自发组织了四个家庭聚会点,并且每周用两天时间到遭遇生活困境或者发生家庭纠纷的教友家里探访慰问。这位女商人在为我们提供帮助之后,却对基督教表示了否定意见。她的理由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文化素质很低的老人、病人和文盲,基督教宣传的不用吃药开刀就可以治病是愚昧迷信的表现。我当时反问了一句:假如一个人贫困到住不起医院,政府部门又不肯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救济,有几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门为病人祈祷祝福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难道不是在替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吗?难道你作为药品商人,愿意并且能够无偿捐赠药品治病救人并且给予精神安慰吗?!
  

二、基督教会的大锅饭
  
在基督教内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礼拜会有领饼(圣体)、领杯(圣血)的圣餐仪式,基督徒分享了象征耶稣基督血肉的圣餐,就得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神圣祝福。在河南的嵩县和浙江温州的乐清、浙江绍兴的柯桥、浙江杭州的萧山等地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具中国特色也极具人情味的有趣现象:无论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只要有足够的场地和条件,都会为参加主日礼拜的弟兄姊妹提供大锅饭,他们自己叫做爱宴。

我到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专门考察过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并且咨询过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专业人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欧美国家的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在教会里面共享大锅饭,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乡村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在我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并不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而是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下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永恒情结和文化载体。《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给子游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陈胜、吴广所讲的苟富贵,勿相忘;东汉末年黄巾军宣扬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水浒传》里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所贯穿的都是一条被孔子称为大道也就是天道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群体意识,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私自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均衡和谐的普世价值。

从1952年开始,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极端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吃大锅饭的共产集权制度。

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四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集体生产大锅吃饭的共产风,其直接结果是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我的爷爷和大爷爷就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施了很短时间的包产到户和种自留地的政策,把全国农民从大面积饥饿的状态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体生产小锅吃饭。也就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安排社员下田劳动,然后把口粮相对平均地分配到每家每户,由每家每户自己生火做饭。这种分配方式恰好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集体怠工然后又一起饿肚子,胆子大一点的农民就千方百计到集体农田里偷盗一切能够充饥的东西。

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和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忆苦思甜大锅饭,也就是每家每户的妇女把自己最拿手的野菜汤和杂面馒头凑在一起,让大家敞开肚皮一起分享。忆苦思甜过程中由村干部宣讲的旧社会生活如何苦、新社会生活如何甜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每个人关心的只是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集体狂欢的大锅饭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之后,村民之间除了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之外,几乎再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大锅饭。

现在想一想,像当年的共产主义大食堂那样强迫老百姓成年累月吃大锅饭,肯定是违背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但是,像基督教会那样按照自愿原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又分明是合乎于人性的。像北朝鲜那样由政府包办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又显然是合乎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
  

三、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
  
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园的犹太人的宗教,也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势者的苦难宗教。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救赎以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门槛越来越低,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调是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而不是战无不胜的圣战暴力。在现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贴近于大同人性,也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乘虚而入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基督教特别是农村基督教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当局不积极主动地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不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由人民公社大集体转向承包、自主经营的过程中,没有及时转变角色,变统治者为公共管理服务者;农民自己又不被允许自由组织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甚至于农村的中共党员也很少集中学习,从而导致农民大面积丧失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其二,毛泽东的去世,导致大多数农民失去了精神依靠和精神崇拜的对象。中国民间现有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在1949年之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大伤、缺乏活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严重匮乏,留给广大农民的是无依无靠、精神空虚的孤独感。

其三,刚刚实现温饱的农民,很容易跌破贫困线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基层政府官员不仅不给走投无路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底线救济,他们的野蛮收费、野蛮摊派、野蛮罚款、野蛮拆迁、野蛮征地,更是公然突破了广大农民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的底线正义。

其四、台湾的蒋经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均衡和谐,曾经有意识地扶持慈济、佛光山等历史文化传统更加悠久的佛教及道教团体,参照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普世教义和公正透明的组织模式,自觉主动地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大陆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蒋经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政府的各级宗教局更是热衷于与寺庙的主持、道观的道长一同分享香火钱。全国各地的宗教局局长乘坐的小汽车,大部分是用寺庙道观的香火钱购置的。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台湾的慈济、佛光山等宗教团体都出现在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队,一直活跃在地震灾区。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画面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局长和尚、处长道士带领自己的团队亲临一线抗震救灾。

农村基督教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

从信仰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自古就有多神教或者说是泛神教的信仰传统,传统戏曲舞台上最为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敬畏神道的三尺之上有神明。戏不够,神来凑,更是中国传统戏曲最为基本的编剧套路。1949年之后,执政党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理想,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打压民众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信仰。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的有形部分虽然被强行压制,潜伏于人性深处的鬼神崇拜、灵魂救赎、精神超越的宗教诉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彻底根除。在毛泽东时代有伟大领袖的神圣偶像充当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全民性的信仰真空。

在中国大陆现有的几种宗教信仰中,坚持政教分离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普世博爱的基督教,不仅具有精神信仰方面的号召力,在教会内部更有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时颁布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神迹讲述给所有人,从而为基督教乘虚而入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永恒性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农村,一旦有某个家庭发生变故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出现久治不愈、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甚至于家破人亡的极端困境,登门关爱的往往不是掌握公共权力并且以为人民服务自居的政府官员,而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徒。信教者雪中送炭的真诚祈祷,连同他们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世俗帮助,确实能够缓解当事人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绝望,从而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不少人因此奇迹般振作精神或恢复健康,又给农村社会提供了活生生的真实见证,使得许多当事人以及周边的村民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的神奇力量,于是便纷纷皈依。

由于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组织农会的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又一直处于包而不办的失职状态,原本属灵的农村基督教会,在熟人社会里发挥了城市教会所少有的社区功能。农村基督徒大多是熟人社会的乡邻亲友,几乎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诵读圣经,而且可以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圣歌来感动自己和影响别人,从而在生活贫乏单调、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线。有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纽带,农村社会的基督徒之间有病时互相祷告,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互通有无。当某个教友的家庭出现困难时,其他教友便在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

基督教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融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公共服务的匮乏缺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高战是我的朋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会长、陆口村名誉村主任和陆口村农村发展互助基金会发起人,我自己也给这个基金会捐过钱。这个基金会从2004年正月初三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吸纳了几个村庄的数百个储户,周转资金达到60多万元,为许多需要小额贷款的村民解决了燃眉之急。高战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先后在陆口村组织过入户调查、村民体检、捐款助学等乡村实验,并且用基金会的利息给农村街道安装过电灯,资助过村民剧团演出过柳琴戏。几年下来,高战花掉了仅有的一点私人积蓄,农协和基金会的活动又一直遭受当地政府的高度警惕与防范,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高战的父亲是以前的村干部,母亲是农村小学的退休教师。两位老人一方面千方百计支持配合高战的公益活动,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惹出什么麻烦。我在他们家里住过几天,每天都会听到两位老人在吵架。到了今年上半年,高战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在陆口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忽略了教会和教堂的存在。当地基督徒在邻近自然村的废弃荒地上自发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200多人的乡村教堂,这个教堂隶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体系,周围几个村子的基督徒都到这里做主日礼拜。自从高战的妈妈信仰基督教之后,很快成为教会中的骨干成员,她在教堂里读了圣经唱了圣歌,回到家里照顾腿部静脉曲张的老伴时就变得更加耐心周到了,对待亲友邻居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由此便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中国农村的文化事业与社会和谐的独特贡献。

再举一个小例子,上个月我们在湖南长沙进行调查时,一个姓徐的家庭教会牧师告诉我,他主持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同工是大学教师,校方找到这位同工谈话说,你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要信仰基督教呢?这位同工表态说:要不然我就申请退党吧!校方急忙拒绝说:你千万不要退党,只是以后参加教会活动时注意影响就可以了。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里更加常见,许多习惯于开会学习的老党员,摇身一变就成了基督教会的信仰者和组织者。无论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还是基督教的立场,这种现象都是不纯正、不正常的。但是,以人类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信仰调和所达成的恰恰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均衡和谐。
  

四、农村社会的坐标定位
  
综上所述,要想真心实意地建设安居乐业、均衡和谐的农村社会,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除了转变职能,充分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之外;一方面必须在世俗的物质技术层面上,把原本就归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并且充分保障农民从事民主选举和组织农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应该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民信仰与不信仰某一种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个人自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工商社会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和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于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贡献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在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粮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像微软、联想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所创造出的产值和利润,就可以超过上百万人的农业大县的产值和利润。水稻专家袁隆平一个人的科技贡献率,就可以超过上千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大多数没有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最为现实的追求并不是像城市居民那样富裕奢侈,或者动用国家权力强行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而是能够均衡和谐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宁静生活。明确了现代农村社会的这一坐标定位,再有人使用硬指标要求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纯属多事。在没有经商营市办企业的外部环境的内陆地区大肆占用耕地招商引资和强迫农村大拆大建大变样,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是让愿意创造更多财富的农村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同时让愿意追求宁静生活或者愿意奉献于农村社会的城市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城市进入农村。

作为一名非基督徒的研究者,我本人是不主张由基督教会过多承担世俗性的公益慈善和社团组织功能的。在我看来,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很难超过执政党7000多万的党员人数,而且不具备执政党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基督教信仰相对集中的区域,只有浙江、福建的沿海区域和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的淮河流域。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由农民自愿组织的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来承担更多社会功能,是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假如中国政府及其宗教局愿意承担历史使命的话,更应该像台湾的蒋经国先生扶持慈济和佛光山一样,大力扶持中国大陆佛、道两教的现代化转型,以便为本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提供自主比较与自由选择的多元空间。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申请了科技部关于基督教调查的软科学课题。从信访调查到农村组织化实验和农民失地问题调查,我与于建嵘之间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关调查的见证人和联络人。不过,调查期间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其中的一些思考贡献给了课题组,本文所记录的是另外一些还不成熟的思考,其中如果存在什么谬误,应该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
  

一、基督教信仰的乘虚而入
  
一般来说,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派系:新教、东正教、天主教。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新教,中国民间也称之为耶稣教。从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道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且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长达201年。

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又可以分为政府正式承认并且大力扶持的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和政府不予承认的家庭教会。一般的农村基督徒注重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的弟兄姊妹一起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而不太注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政策性区分。

对于30年来的中国农村来说,基督教的扩张是可以用乘虚而入来加以形容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些学者,对于老一代农民和他们读了大学或者进城务工的子女,满怀深情地怀念人民公社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大锅饭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我这个农村人看来,大多数农民是完全有理由缅怀那段时光的。

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的农村,从记事时起,印象中最为深刻的第一是饥饿,第二是斗人。那个时代以斗争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巫婆神汉、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之类的坏分子为代价,给大多数农民提供了集体狂欢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血泪与屈辱之上的,它所激发的是人性中最为黑暗的本能。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尽管狂欢之后依然是贫困和饥饿,尽管光棍村里的青壮年依然要孤身一人,他们在饥饿与痛苦之余毕竟还有集体狂欢的精神润滑剂,他们毕竟可以从斗争和迫害别人的集体狂欢中体验到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和荣耀感,从而凭借着别人的血泪屈辱淡化转移自己的饥饿痛苦,同时还可以获得生产被包办、思想被统一、权利被代表、收入被分配、生活被安排的集体安全感。

改革承包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宣告破产,以前一直通过掌握农民的口粮抓革命,促生产的乡村政权,再也不能发挥令行禁止的社会组织作用。以前承诺给农民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和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也于突然间宣告终结。已经习惯于被包办、被统一、被代表、被分配、被安排的公社社员,一下子变成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无依无靠的双重孤儿。

我1980年参加高考时是16岁,体重只有38公斤,相当于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当时的农村虽然实现了包产到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营养不良现象依然严重,几十年饥寒交迫的男女农民,有许多患有慢性疾病。一个家庭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和意外灾害,马上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而在此前的人民公社时代里,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依然可以从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里分到一份基本口粮,得到一份最低保障,并且可以从乡村的赤脚医生那里免费领取一些廉价药品。

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人都是精神生命体,或者说是需要集体生活和精神信仰的社会动物。农民与城市人一样,除了温饱还需要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甚至于对最高权威的顺服依靠和信仰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毕竟起到了统一思想、控制精神的神奇作用。包产到户之后,依靠垄断生存资源实施刚性控制的乡村政权丧失权威,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农民自发组织农会的权利意识又被政府部门长期禁锢。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便出现了虚空状态。乘虚而入的不是缺少公共关怀和公民意识的佛教与道教,也不是门槛较高的天主教,及伊斯兰教,而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博爱福音为主要使命的基督教新教,以及号称能够健身治病的各种功法。

在我读农村中学的1978年前后,经常会看到村干部到处追逐从事基督教地下聚会的农村妇女,这些农村妇女要么是精力旺盛却没有机会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精英人物,要么是身患疾病、家庭不和、多灾多难、孤苦无助的弱势者。

直到现在,农村基督教依然是以四多为其显著特点,第一是病人多,第二是老人多,第三是女人多,第四是文盲多。其中50%以上的基督徒家庭最初信仰基督教的契机,是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患上重病后医治无效,然后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得到基督徒的登门祈祷,并且出现了病情好转的种种神迹。

我们在湖南湘潭调查时,遇到一位经销医药用品的女商人,她自己的妈妈是基督徒。她带领我们参加了一位姓朱的退休女教师在郊区农户家里举行的讲道活动。这位朱老师属于三自系统,她不顾三自教会的阻挠,自发组织了四个家庭聚会点,并且每周用两天时间到遭遇生活困境或者发生家庭纠纷的教友家里探访慰问。这位女商人在为我们提供帮助之后,却对基督教表示了否定意见。她的理由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文化素质很低的老人、病人和文盲,基督教宣传的不用吃药开刀就可以治病是愚昧迷信的表现。我当时反问了一句:假如一个人贫困到住不起医院,政府部门又不肯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救济,有几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门为病人祈祷祝福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难道不是在替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吗?难道你作为药品商人,愿意并且能够无偿捐赠药品治病救人并且给予精神安慰吗?!
  

二、基督教会的大锅饭
  
在基督教内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礼拜会有领饼(圣体)、领杯(圣血)的圣餐仪式,基督徒分享了象征耶稣基督血肉的圣餐,就得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神圣祝福。在河南的嵩县和浙江温州的乐清、浙江绍兴的柯桥、浙江杭州的萧山等地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具中国特色也极具人情味的有趣现象:无论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只要有足够的场地和条件,都会为参加主日礼拜的弟兄姊妹提供大锅饭,他们自己叫做爱宴。

我到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专门考察过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并且咨询过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专业人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欧美国家的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在教会里面共享大锅饭,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乡村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在我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并不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而是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下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永恒情结和文化载体。《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给子游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陈胜、吴广所讲的苟富贵,勿相忘;东汉末年黄巾军宣扬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水浒传》里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所贯穿的都是一条被孔子称为大道也就是天道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群体意识,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私自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均衡和谐的普世价值。

从1952年开始,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极端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吃大锅饭的共产集权制度。

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四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集体生产大锅吃饭的共产风,其直接结果是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我的爷爷和大爷爷就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施了很短时间的包产到户和种自留地的政策,把全国农民从大面积饥饿的状态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体生产小锅吃饭。也就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安排社员下田劳动,然后把口粮相对平均地分配到每家每户,由每家每户自己生火做饭。这种分配方式恰好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集体怠工然后又一起饿肚子,胆子大一点的农民就千方百计到集体农田里偷盗一切能够充饥的东西。

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和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忆苦思甜大锅饭,也就是每家每户的妇女把自己最拿手的野菜汤和杂面馒头凑在一起,让大家敞开肚皮一起分享。忆苦思甜过程中由村干部宣讲的旧社会生活如何苦、新社会生活如何甜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每个人关心的只是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集体狂欢的大锅饭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之后,村民之间除了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之外,几乎再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大锅饭。

现在想一想,像当年的共产主义大食堂那样强迫老百姓成年累月吃大锅饭,肯定是违背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但是,像基督教会那样按照自愿原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又分明是合乎于人性的。像北朝鲜那样由政府包办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又显然是合乎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
  

三、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
  
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园的犹太人的宗教,也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势者的苦难宗教。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救赎以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门槛越来越低,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调是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而不是战无不胜的圣战暴力。在现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贴近于大同人性,也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乘虚而入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基督教特别是农村基督教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当局不积极主动地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不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由人民公社大集体转向承包、自主经营的过程中,没有及时转变角色,变统治者为公共管理服务者;农民自己又不被允许自由组织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甚至于农村的中共党员也很少集中学习,从而导致农民大面积丧失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其二,毛泽东的去世,导致大多数农民失去了精神依靠和精神崇拜的对象。中国民间现有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在1949年之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大伤、缺乏活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严重匮乏,留给广大农民的是无依无靠、精神空虚的孤独感。

其三,刚刚实现温饱的农民,很容易跌破贫困线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基层政府官员不仅不给走投无路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底线救济,他们的野蛮收费、野蛮摊派、野蛮罚款、野蛮拆迁、野蛮征地,更是公然突破了广大农民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的底线正义。

其四、台湾的蒋经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均衡和谐,曾经有意识地扶持慈济、佛光山等历史文化传统更加悠久的佛教及道教团体,参照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普世教义和公正透明的组织模式,自觉主动地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大陆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蒋经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政府的各级宗教局更是热衷于与寺庙的主持、道观的道长一同分享香火钱。全国各地的宗教局局长乘坐的小汽车,大部分是用寺庙道观的香火钱购置的。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台湾的慈济、佛光山等宗教团体都出现在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队,一直活跃在地震灾区。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画面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局长和尚、处长道士带领自己的团队亲临一线抗震救灾。

农村基督教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

从信仰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自古就有多神教或者说是泛神教的信仰传统,传统戏曲舞台上最为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敬畏神道的三尺之上有神明。戏不够,神来凑,更是中国传统戏曲最为基本的编剧套路。1949年之后,执政党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理想,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打压民众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信仰。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的有形部分虽然被强行压制,潜伏于人性深处的鬼神崇拜、灵魂救赎、精神超越的宗教诉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彻底根除。在毛泽东时代有伟大领袖的神圣偶像充当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全民性的信仰真空。

在中国大陆现有的几种宗教信仰中,坚持政教分离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普世博爱的基督教,不仅具有精神信仰方面的号召力,在教会内部更有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时颁布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神迹讲述给所有人,从而为基督教乘虚而入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永恒性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农村,一旦有某个家庭发生变故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出现久治不愈、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甚至于家破人亡的极端困境,登门关爱的往往不是掌握公共权力并且以为人民服务自居的政府官员,而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徒。信教者雪中送炭的真诚祈祷,连同他们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世俗帮助,确实能够缓解当事人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绝望,从而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不少人因此奇迹般振作精神或恢复健康,又给农村社会提供了活生生的真实见证,使得许多当事人以及周边的村民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的神奇力量,于是便纷纷皈依。

由于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组织农会的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又一直处于包而不办的失职状态,原本属灵的农村基督教会,在熟人社会里发挥了城市教会所少有的社区功能。农村基督徒大多是熟人社会的乡邻亲友,几乎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诵读圣经,而且可以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圣歌来感动自己和影响别人,从而在生活贫乏单调、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线。有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纽带,农村社会的基督徒之间有病时互相祷告,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互通有无。当某个教友的家庭出现困难时,其他教友便在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

基督教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融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公共服务的匮乏缺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高战是我的朋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会长、陆口村名誉村主任和陆口村农村发展互助基金会发起人,我自己也给这个基金会捐过钱。这个基金会从2004年正月初三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吸纳了几个村庄的数百个储户,周转资金达到60多万元,为许多需要小额贷款的村民解决了燃眉之急。高战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先后在陆口村组织过入户调查、村民体检、捐款助学等乡村实验,并且用基金会的利息给农村街道安装过电灯,资助过村民剧团演出过柳琴戏。几年下来,高战花掉了仅有的一点私人积蓄,农协和基金会的活动又一直遭受当地政府的高度警惕与防范,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高战的父亲是以前的村干部,母亲是农村小学的退休教师。两位老人一方面千方百计支持配合高战的公益活动,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惹出什么麻烦。我在他们家里住过几天,每天都会听到两位老人在吵架。到了今年上半年,高战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在陆口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忽略了教会和教堂的存在。当地基督徒在邻近自然村的废弃荒地上自发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200多人的乡村教堂,这个教堂隶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体系,周围几个村子的基督徒都到这里做主日礼拜。自从高战的妈妈信仰基督教之后,很快成为教会中的骨干成员,她在教堂里读了圣经唱了圣歌,回到家里照顾腿部静脉曲张的老伴时就变得更加耐心周到了,对待亲友邻居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由此便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中国农村的文化事业与社会和谐的独特贡献。

再举一个小例子,上个月我们在湖南长沙进行调查时,一个姓徐的家庭教会牧师告诉我,他主持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同工是大学教师,校方找到这位同工谈话说,你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要信仰基督教呢?这位同工表态说:要不然我就申请退党吧!校方急忙拒绝说:你千万不要退党,只是以后参加教会活动时注意影响就可以了。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里更加常见,许多习惯于开会学习的老党员,摇身一变就成了基督教会的信仰者和组织者。无论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还是基督教的立场,这种现象都是不纯正、不正常的。但是,以人类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信仰调和所达成的恰恰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均衡和谐。
  

四、农村社会的坐标定位
  
综上所述,要想真心实意地建设安居乐业、均衡和谐的农村社会,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除了转变职能,充分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之外;一方面必须在世俗的物质技术层面上,把原本就归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并且充分保障农民从事民主选举和组织农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应该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民信仰与不信仰某一种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个人自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工商社会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和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于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贡献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在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粮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像微软、联想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所创造出的产值和利润,就可以超过上百万人的农业大县的产值和利润。水稻专家袁隆平一个人的科技贡献率,就可以超过上千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大多数没有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最为现实的追求并不是像城市居民那样富裕奢侈,或者动用国家权力强行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而是能够均衡和谐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宁静生活。明确了现代农村社会的这一坐标定位,再有人使用硬指标要求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纯属多事。在没有经商营市办企业的外部环境的内陆地区大肆占用耕地招商引资和强迫农村大拆大建大变样,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是让愿意创造更多财富的农村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同时让愿意追求宁静生活或者愿意奉献于农村社会的城市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城市进入农村。

作为一名非基督徒的研究者,我本人是不主张由基督教会过多承担世俗性的公益慈善和社团组织功能的。在我看来,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很难超过执政党7000多万的党员人数,而且不具备执政党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基督教信仰相对集中的区域,只有浙江、福建的沿海区域和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的淮河流域。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由农民自愿组织的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来承担更多社会功能,是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假如中国政府及其宗教局愿意承担历史使命的话,更应该像台湾的蒋经国先生扶持慈济和佛光山一样,大力扶持中国大陆佛、道两教的现代化转型,以便为本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提供自主比较与自由选择的多元空间。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申请了科技部关于基督教调查的软科学课题。从信访调查到农村组织化实验和农民失地问题调查,我与于建嵘之间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关调查的见证人和联络人。不过,调查期间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其中的一些思考贡献给了课题组,本文所记录的是另外一些还不成熟的思考,其中如果存在什么谬误,应该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
  

一、基督教信仰的乘虚而入
  
一般来说,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派系:新教、东正教、天主教。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新教,中国民间也称之为耶稣教。从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道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且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长达201年。

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又可以分为政府正式承认并且大力扶持的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和政府不予承认的家庭教会。一般的农村基督徒注重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的弟兄姊妹一起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而不太注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政策性区分。

对于30年来的中国农村来说,基督教的扩张是可以用乘虚而入来加以形容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些学者,对于老一代农民和他们读了大学或者进城务工的子女,满怀深情地怀念人民公社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大锅饭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我这个农村人看来,大多数农民是完全有理由缅怀那段时光的。

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的农村,从记事时起,印象中最为深刻的第一是饥饿,第二是斗人。那个时代以斗争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巫婆神汉、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之类的坏分子为代价,给大多数农民提供了集体狂欢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血泪与屈辱之上的,它所激发的是人性中最为黑暗的本能。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尽管狂欢之后依然是贫困和饥饿,尽管光棍村里的青壮年依然要孤身一人,他们在饥饿与痛苦之余毕竟还有集体狂欢的精神润滑剂,他们毕竟可以从斗争和迫害别人的集体狂欢中体验到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和荣耀感,从而凭借着别人的血泪屈辱淡化转移自己的饥饿痛苦,同时还可以获得生产被包办、思想被统一、权利被代表、收入被分配、生活被安排的集体安全感。

改革承包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宣告破产,以前一直通过掌握农民的口粮抓革命,促生产的乡村政权,再也不能发挥令行禁止的社会组织作用。以前承诺给农民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和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也于突然间宣告终结。已经习惯于被包办、被统一、被代表、被分配、被安排的公社社员,一下子变成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无依无靠的双重孤儿。

我1980年参加高考时是16岁,体重只有38公斤,相当于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当时的农村虽然实现了包产到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营养不良现象依然严重,几十年饥寒交迫的男女农民,有许多患有慢性疾病。一个家庭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和意外灾害,马上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而在此前的人民公社时代里,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依然可以从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里分到一份基本口粮,得到一份最低保障,并且可以从乡村的赤脚医生那里免费领取一些廉价药品。

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人都是精神生命体,或者说是需要集体生活和精神信仰的社会动物。农民与城市人一样,除了温饱还需要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甚至于对最高权威的顺服依靠和信仰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毕竟起到了统一思想、控制精神的神奇作用。包产到户之后,依靠垄断生存资源实施刚性控制的乡村政权丧失权威,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农民自发组织农会的权利意识又被政府部门长期禁锢。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便出现了虚空状态。乘虚而入的不是缺少公共关怀和公民意识的佛教与道教,也不是门槛较高的天主教,及伊斯兰教,而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博爱福音为主要使命的基督教新教,以及号称能够健身治病的各种功法。

在我读农村中学的1978年前后,经常会看到村干部到处追逐从事基督教地下聚会的农村妇女,这些农村妇女要么是精力旺盛却没有机会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精英人物,要么是身患疾病、家庭不和、多灾多难、孤苦无助的弱势者。

直到现在,农村基督教依然是以四多为其显著特点,第一是病人多,第二是老人多,第三是女人多,第四是文盲多。其中50%以上的基督徒家庭最初信仰基督教的契机,是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患上重病后医治无效,然后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得到基督徒的登门祈祷,并且出现了病情好转的种种神迹。

我们在湖南湘潭调查时,遇到一位经销医药用品的女商人,她自己的妈妈是基督徒。她带领我们参加了一位姓朱的退休女教师在郊区农户家里举行的讲道活动。这位朱老师属于三自系统,她不顾三自教会的阻挠,自发组织了四个家庭聚会点,并且每周用两天时间到遭遇生活困境或者发生家庭纠纷的教友家里探访慰问。这位女商人在为我们提供帮助之后,却对基督教表示了否定意见。她的理由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文化素质很低的老人、病人和文盲,基督教宣传的不用吃药开刀就可以治病是愚昧迷信的表现。我当时反问了一句:假如一个人贫困到住不起医院,政府部门又不肯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救济,有几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门为病人祈祷祝福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难道不是在替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吗?难道你作为药品商人,愿意并且能够无偿捐赠药品治病救人并且给予精神安慰吗?!
  

二、基督教会的大锅饭
  
在基督教内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礼拜会有领饼(圣体)、领杯(圣血)的圣餐仪式,基督徒分享了象征耶稣基督血肉的圣餐,就得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神圣祝福。在河南的嵩县和浙江温州的乐清、浙江绍兴的柯桥、浙江杭州的萧山等地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具中国特色也极具人情味的有趣现象:无论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只要有足够的场地和条件,都会为参加主日礼拜的弟兄姊妹提供大锅饭,他们自己叫做爱宴。

我到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专门考察过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并且咨询过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专业人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欧美国家的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在教会里面共享大锅饭,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乡村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在我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并不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而是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下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永恒情结和文化载体。《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给子游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陈胜、吴广所讲的苟富贵,勿相忘;东汉末年黄巾军宣扬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水浒传》里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所贯穿的都是一条被孔子称为大道也就是天道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群体意识,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私自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均衡和谐的普世价值。

从1952年开始,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极端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吃大锅饭的共产集权制度。

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四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集体生产大锅吃饭的共产风,其直接结果是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我的爷爷和大爷爷就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施了很短时间的包产到户和种自留地的政策,把全国农民从大面积饥饿的状态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体生产小锅吃饭。也就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安排社员下田劳动,然后把口粮相对平均地分配到每家每户,由每家每户自己生火做饭。这种分配方式恰好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集体怠工然后又一起饿肚子,胆子大一点的农民就千方百计到集体农田里偷盗一切能够充饥的东西。

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和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忆苦思甜大锅饭,也就是每家每户的妇女把自己最拿手的野菜汤和杂面馒头凑在一起,让大家敞开肚皮一起分享。忆苦思甜过程中由村干部宣讲的旧社会生活如何苦、新社会生活如何甜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每个人关心的只是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集体狂欢的大锅饭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之后,村民之间除了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之外,几乎再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大锅饭。

现在想一想,像当年的共产主义大食堂那样强迫老百姓成年累月吃大锅饭,肯定是违背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但是,像基督教会那样按照自愿原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又分明是合乎于人性的。像北朝鲜那样由政府包办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又显然是合乎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
  

三、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
  
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园的犹太人的宗教,也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势者的苦难宗教。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救赎以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门槛越来越低,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调是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而不是战无不胜的圣战暴力。在现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贴近于大同人性,也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乘虚而入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基督教特别是农村基督教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当局不积极主动地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不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由人民公社大集体转向承包、自主经营的过程中,没有及时转变角色,变统治者为公共管理服务者;农民自己又不被允许自由组织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甚至于农村的中共党员也很少集中学习,从而导致农民大面积丧失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其二,毛泽东的去世,导致大多数农民失去了精神依靠和精神崇拜的对象。中国民间现有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在1949年之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大伤、缺乏活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严重匮乏,留给广大农民的是无依无靠、精神空虚的孤独感。

其三,刚刚实现温饱的农民,很容易跌破贫困线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基层政府官员不仅不给走投无路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底线救济,他们的野蛮收费、野蛮摊派、野蛮罚款、野蛮拆迁、野蛮征地,更是公然突破了广大农民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的底线正义。

其四、台湾的蒋经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均衡和谐,曾经有意识地扶持慈济、佛光山等历史文化传统更加悠久的佛教及道教团体,参照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普世教义和公正透明的组织模式,自觉主动地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大陆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蒋经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政府的各级宗教局更是热衷于与寺庙的主持、道观的道长一同分享香火钱。全国各地的宗教局局长乘坐的小汽车,大部分是用寺庙道观的香火钱购置的。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台湾的慈济、佛光山等宗教团体都出现在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队,一直活跃在地震灾区。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画面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局长和尚、处长道士带领自己的团队亲临一线抗震救灾。

农村基督教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

从信仰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自古就有多神教或者说是泛神教的信仰传统,传统戏曲舞台上最为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敬畏神道的三尺之上有神明。戏不够,神来凑,更是中国传统戏曲最为基本的编剧套路。1949年之后,执政党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理想,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打压民众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信仰。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的有形部分虽然被强行压制,潜伏于人性深处的鬼神崇拜、灵魂救赎、精神超越的宗教诉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彻底根除。在毛泽东时代有伟大领袖的神圣偶像充当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全民性的信仰真空。

在中国大陆现有的几种宗教信仰中,坚持政教分离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普世博爱的基督教,不仅具有精神信仰方面的号召力,在教会内部更有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时颁布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神迹讲述给所有人,从而为基督教乘虚而入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永恒性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农村,一旦有某个家庭发生变故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出现久治不愈、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甚至于家破人亡的极端困境,登门关爱的往往不是掌握公共权力并且以为人民服务自居的政府官员,而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徒。信教者雪中送炭的真诚祈祷,连同他们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世俗帮助,确实能够缓解当事人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绝望,从而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不少人因此奇迹般振作精神或恢复健康,又给农村社会提供了活生生的真实见证,使得许多当事人以及周边的村民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的神奇力量,于是便纷纷皈依。

由于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组织农会的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又一直处于包而不办的失职状态,原本属灵的农村基督教会,在熟人社会里发挥了城市教会所少有的社区功能。农村基督徒大多是熟人社会的乡邻亲友,几乎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诵读圣经,而且可以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圣歌来感动自己和影响别人,从而在生活贫乏单调、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线。有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纽带,农村社会的基督徒之间有病时互相祷告,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互通有无。当某个教友的家庭出现困难时,其他教友便在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

基督教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融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公共服务的匮乏缺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高战是我的朋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会长、陆口村名誉村主任和陆口村农村发展互助基金会发起人,我自己也给这个基金会捐过钱。这个基金会从2004年正月初三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吸纳了几个村庄的数百个储户,周转资金达到60多万元,为许多需要小额贷款的村民解决了燃眉之急。高战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先后在陆口村组织过入户调查、村民体检、捐款助学等乡村实验,并且用基金会的利息给农村街道安装过电灯,资助过村民剧团演出过柳琴戏。几年下来,高战花掉了仅有的一点私人积蓄,农协和基金会的活动又一直遭受当地政府的高度警惕与防范,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高战的父亲是以前的村干部,母亲是农村小学的退休教师。两位老人一方面千方百计支持配合高战的公益活动,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惹出什么麻烦。我在他们家里住过几天,每天都会听到两位老人在吵架。到了今年上半年,高战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在陆口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忽略了教会和教堂的存在。当地基督徒在邻近自然村的废弃荒地上自发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200多人的乡村教堂,这个教堂隶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体系,周围几个村子的基督徒都到这里做主日礼拜。自从高战的妈妈信仰基督教之后,很快成为教会中的骨干成员,她在教堂里读了圣经唱了圣歌,回到家里照顾腿部静脉曲张的老伴时就变得更加耐心周到了,对待亲友邻居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由此便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中国农村的文化事业与社会和谐的独特贡献。

再举一个小例子,上个月我们在湖南长沙进行调查时,一个姓徐的家庭教会牧师告诉我,他主持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同工是大学教师,校方找到这位同工谈话说,你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要信仰基督教呢?这位同工表态说:要不然我就申请退党吧!校方急忙拒绝说:你千万不要退党,只是以后参加教会活动时注意影响就可以了。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里更加常见,许多习惯于开会学习的老党员,摇身一变就成了基督教会的信仰者和组织者。无论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还是基督教的立场,这种现象都是不纯正、不正常的。但是,以人类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信仰调和所达成的恰恰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均衡和谐。
  

四、农村社会的坐标定位
  
综上所述,要想真心实意地建设安居乐业、均衡和谐的农村社会,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除了转变职能,充分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之外;一方面必须在世俗的物质技术层面上,把原本就归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并且充分保障农民从事民主选举和组织农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应该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民信仰与不信仰某一种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个人自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工商社会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和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于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贡献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在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粮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像微软、联想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所创造出的产值和利润,就可以超过上百万人的农业大县的产值和利润。水稻专家袁隆平一个人的科技贡献率,就可以超过上千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大多数没有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最为现实的追求并不是像城市居民那样富裕奢侈,或者动用国家权力强行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而是能够均衡和谐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宁静生活。明确了现代农村社会的这一坐标定位,再有人使用硬指标要求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纯属多事。在没有经商营市办企业的外部环境的内陆地区大肆占用耕地招商引资和强迫农村大拆大建大变样,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是让愿意创造更多财富的农村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同时让愿意追求宁静生活或者愿意奉献于农村社会的城市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城市进入农村。

作为一名非基督徒的研究者,我本人是不主张由基督教会过多承担世俗性的公益慈善和社团组织功能的。在我看来,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很难超过执政党7000多万的党员人数,而且不具备执政党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基督教信仰相对集中的区域,只有浙江、福建的沿海区域和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的淮河流域。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由农民自愿组织的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来承担更多社会功能,是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假如中国政府及其宗教局愿意承担历史使命的话,更应该像台湾的蒋经国先生扶持慈济和佛光山一样,大力扶持中国大陆佛、道两教的现代化转型,以便为本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提供自主比较与自由选择的多元空间。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申请了科技部关于基督教调查的软科学课题。从信访调查到农村组织化实验和农民失地问题调查,我与于建嵘之间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关调查的见证人和联络人。不过,调查期间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其中的一些思考贡献给了课题组,本文所记录的是另外一些还不成熟的思考,其中如果存在什么谬误,应该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
  

一、基督教信仰的乘虚而入
  
一般来说,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派系:新教、东正教、天主教。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新教,中国民间也称之为耶稣教。从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道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且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长达201年。

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又可以分为政府正式承认并且大力扶持的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和政府不予承认的家庭教会。一般的农村基督徒注重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的弟兄姊妹一起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而不太注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政策性区分。

对于30年来的中国农村来说,基督教的扩张是可以用乘虚而入来加以形容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些学者,对于老一代农民和他们读了大学或者进城务工的子女,满怀深情地怀念人民公社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大锅饭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我这个农村人看来,大多数农民是完全有理由缅怀那段时光的。

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的农村,从记事时起,印象中最为深刻的第一是饥饿,第二是斗人。那个时代以斗争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巫婆神汉、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之类的坏分子为代价,给大多数农民提供了集体狂欢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血泪与屈辱之上的,它所激发的是人性中最为黑暗的本能。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尽管狂欢之后依然是贫困和饥饿,尽管光棍村里的青壮年依然要孤身一人,他们在饥饿与痛苦之余毕竟还有集体狂欢的精神润滑剂,他们毕竟可以从斗争和迫害别人的集体狂欢中体验到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和荣耀感,从而凭借着别人的血泪屈辱淡化转移自己的饥饿痛苦,同时还可以获得生产被包办、思想被统一、权利被代表、收入被分配、生活被安排的集体安全感。

改革承包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宣告破产,以前一直通过掌握农民的口粮抓革命,促生产的乡村政权,再也不能发挥令行禁止的社会组织作用。以前承诺给农民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和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也于突然间宣告终结。已经习惯于被包办、被统一、被代表、被分配、被安排的公社社员,一下子变成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无依无靠的双重孤儿。

我1980年参加高考时是16岁,体重只有38公斤,相当于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当时的农村虽然实现了包产到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营养不良现象依然严重,几十年饥寒交迫的男女农民,有许多患有慢性疾病。一个家庭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和意外灾害,马上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而在此前的人民公社时代里,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依然可以从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里分到一份基本口粮,得到一份最低保障,并且可以从乡村的赤脚医生那里免费领取一些廉价药品。

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人都是精神生命体,或者说是需要集体生活和精神信仰的社会动物。农民与城市人一样,除了温饱还需要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甚至于对最高权威的顺服依靠和信仰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毕竟起到了统一思想、控制精神的神奇作用。包产到户之后,依靠垄断生存资源实施刚性控制的乡村政权丧失权威,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农民自发组织农会的权利意识又被政府部门长期禁锢。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便出现了虚空状态。乘虚而入的不是缺少公共关怀和公民意识的佛教与道教,也不是门槛较高的天主教,及伊斯兰教,而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博爱福音为主要使命的基督教新教,以及号称能够健身治病的各种功法。

在我读农村中学的1978年前后,经常会看到村干部到处追逐从事基督教地下聚会的农村妇女,这些农村妇女要么是精力旺盛却没有机会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精英人物,要么是身患疾病、家庭不和、多灾多难、孤苦无助的弱势者。

直到现在,农村基督教依然是以四多为其显著特点,第一是病人多,第二是老人多,第三是女人多,第四是文盲多。其中50%以上的基督徒家庭最初信仰基督教的契机,是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患上重病后医治无效,然后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得到基督徒的登门祈祷,并且出现了病情好转的种种神迹。

我们在湖南湘潭调查时,遇到一位经销医药用品的女商人,她自己的妈妈是基督徒。她带领我们参加了一位姓朱的退休女教师在郊区农户家里举行的讲道活动。这位朱老师属于三自系统,她不顾三自教会的阻挠,自发组织了四个家庭聚会点,并且每周用两天时间到遭遇生活困境或者发生家庭纠纷的教友家里探访慰问。这位女商人在为我们提供帮助之后,却对基督教表示了否定意见。她的理由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文化素质很低的老人、病人和文盲,基督教宣传的不用吃药开刀就可以治病是愚昧迷信的表现。我当时反问了一句:假如一个人贫困到住不起医院,政府部门又不肯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救济,有几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门为病人祈祷祝福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难道不是在替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吗?难道你作为药品商人,愿意并且能够无偿捐赠药品治病救人并且给予精神安慰吗?!
  

二、基督教会的大锅饭
  
在基督教内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礼拜会有领饼(圣体)、领杯(圣血)的圣餐仪式,基督徒分享了象征耶稣基督血肉的圣餐,就得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神圣祝福。在河南的嵩县和浙江温州的乐清、浙江绍兴的柯桥、浙江杭州的萧山等地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具中国特色也极具人情味的有趣现象:无论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只要有足够的场地和条件,都会为参加主日礼拜的弟兄姊妹提供大锅饭,他们自己叫做爱宴。

我到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专门考察过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并且咨询过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专业人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欧美国家的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在教会里面共享大锅饭,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乡村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在我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并不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而是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下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永恒情结和文化载体。《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给子游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陈胜、吴广所讲的苟富贵,勿相忘;东汉末年黄巾军宣扬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水浒传》里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所贯穿的都是一条被孔子称为大道也就是天道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群体意识,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私自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均衡和谐的普世价值。

从1952年开始,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极端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吃大锅饭的共产集权制度。

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四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集体生产大锅吃饭的共产风,其直接结果是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我的爷爷和大爷爷就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施了很短时间的包产到户和种自留地的政策,把全国农民从大面积饥饿的状态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体生产小锅吃饭。也就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安排社员下田劳动,然后把口粮相对平均地分配到每家每户,由每家每户自己生火做饭。这种分配方式恰好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集体怠工然后又一起饿肚子,胆子大一点的农民就千方百计到集体农田里偷盗一切能够充饥的东西。

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和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忆苦思甜大锅饭,也就是每家每户的妇女把自己最拿手的野菜汤和杂面馒头凑在一起,让大家敞开肚皮一起分享。忆苦思甜过程中由村干部宣讲的旧社会生活如何苦、新社会生活如何甜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每个人关心的只是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集体狂欢的大锅饭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之后,村民之间除了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之外,几乎再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大锅饭。

现在想一想,像当年的共产主义大食堂那样强迫老百姓成年累月吃大锅饭,肯定是违背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但是,像基督教会那样按照自愿原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又分明是合乎于人性的。像北朝鲜那样由政府包办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又显然是合乎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
  

三、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
  
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园的犹太人的宗教,也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势者的苦难宗教。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救赎以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门槛越来越低,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调是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而不是战无不胜的圣战暴力。在现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贴近于大同人性,也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乘虚而入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基督教特别是农村基督教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当局不积极主动地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不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由人民公社大集体转向承包、自主经营的过程中,没有及时转变角色,变统治者为公共管理服务者;农民自己又不被允许自由组织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甚至于农村的中共党员也很少集中学习,从而导致农民大面积丧失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其二,毛泽东的去世,导致大多数农民失去了精神依靠和精神崇拜的对象。中国民间现有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在1949年之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大伤、缺乏活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严重匮乏,留给广大农民的是无依无靠、精神空虚的孤独感。

其三,刚刚实现温饱的农民,很容易跌破贫困线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基层政府官员不仅不给走投无路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底线救济,他们的野蛮收费、野蛮摊派、野蛮罚款、野蛮拆迁、野蛮征地,更是公然突破了广大农民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的底线正义。

其四、台湾的蒋经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均衡和谐,曾经有意识地扶持慈济、佛光山等历史文化传统更加悠久的佛教及道教团体,参照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普世教义和公正透明的组织模式,自觉主动地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大陆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蒋经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政府的各级宗教局更是热衷于与寺庙的主持、道观的道长一同分享香火钱。全国各地的宗教局局长乘坐的小汽车,大部分是用寺庙道观的香火钱购置的。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台湾的慈济、佛光山等宗教团体都出现在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队,一直活跃在地震灾区。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画面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局长和尚、处长道士带领自己的团队亲临一线抗震救灾。

农村基督教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

从信仰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自古就有多神教或者说是泛神教的信仰传统,传统戏曲舞台上最为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敬畏神道的三尺之上有神明。戏不够,神来凑,更是中国传统戏曲最为基本的编剧套路。1949年之后,执政党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理想,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打压民众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信仰。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的有形部分虽然被强行压制,潜伏于人性深处的鬼神崇拜、灵魂救赎、精神超越的宗教诉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彻底根除。在毛泽东时代有伟大领袖的神圣偶像充当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全民性的信仰真空。

在中国大陆现有的几种宗教信仰中,坚持政教分离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普世博爱的基督教,不仅具有精神信仰方面的号召力,在教会内部更有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时颁布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神迹讲述给所有人,从而为基督教乘虚而入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永恒性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农村,一旦有某个家庭发生变故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出现久治不愈、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甚至于家破人亡的极端困境,登门关爱的往往不是掌握公共权力并且以为人民服务自居的政府官员,而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徒。信教者雪中送炭的真诚祈祷,连同他们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世俗帮助,确实能够缓解当事人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绝望,从而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不少人因此奇迹般振作精神或恢复健康,又给农村社会提供了活生生的真实见证,使得许多当事人以及周边的村民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的神奇力量,于是便纷纷皈依。

由于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组织农会的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又一直处于包而不办的失职状态,原本属灵的农村基督教会,在熟人社会里发挥了城市教会所少有的社区功能。农村基督徒大多是熟人社会的乡邻亲友,几乎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诵读圣经,而且可以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圣歌来感动自己和影响别人,从而在生活贫乏单调、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线。有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纽带,农村社会的基督徒之间有病时互相祷告,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互通有无。当某个教友的家庭出现困难时,其他教友便在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

基督教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融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公共服务的匮乏缺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高战是我的朋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会长、陆口村名誉村主任和陆口村农村发展互助基金会发起人,我自己也给这个基金会捐过钱。这个基金会从2004年正月初三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吸纳了几个村庄的数百个储户,周转资金达到60多万元,为许多需要小额贷款的村民解决了燃眉之急。高战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先后在陆口村组织过入户调查、村民体检、捐款助学等乡村实验,并且用基金会的利息给农村街道安装过电灯,资助过村民剧团演出过柳琴戏。几年下来,高战花掉了仅有的一点私人积蓄,农协和基金会的活动又一直遭受当地政府的高度警惕与防范,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高战的父亲是以前的村干部,母亲是农村小学的退休教师。两位老人一方面千方百计支持配合高战的公益活动,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惹出什么麻烦。我在他们家里住过几天,每天都会听到两位老人在吵架。到了今年上半年,高战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在陆口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忽略了教会和教堂的存在。当地基督徒在邻近自然村的废弃荒地上自发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200多人的乡村教堂,这个教堂隶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体系,周围几个村子的基督徒都到这里做主日礼拜。自从高战的妈妈信仰基督教之后,很快成为教会中的骨干成员,她在教堂里读了圣经唱了圣歌,回到家里照顾腿部静脉曲张的老伴时就变得更加耐心周到了,对待亲友邻居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由此便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中国农村的文化事业与社会和谐的独特贡献。

再举一个小例子,上个月我们在湖南长沙进行调查时,一个姓徐的家庭教会牧师告诉我,他主持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同工是大学教师,校方找到这位同工谈话说,你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要信仰基督教呢?这位同工表态说:要不然我就申请退党吧!校方急忙拒绝说:你千万不要退党,只是以后参加教会活动时注意影响就可以了。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里更加常见,许多习惯于开会学习的老党员,摇身一变就成了基督教会的信仰者和组织者。无论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还是基督教的立场,这种现象都是不纯正、不正常的。但是,以人类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信仰调和所达成的恰恰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均衡和谐。
  

四、农村社会的坐标定位
  
综上所述,要想真心实意地建设安居乐业、均衡和谐的农村社会,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除了转变职能,充分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之外;一方面必须在世俗的物质技术层面上,把原本就归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并且充分保障农民从事民主选举和组织农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应该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民信仰与不信仰某一种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个人自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工商社会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和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于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贡献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在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粮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像微软、联想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所创造出的产值和利润,就可以超过上百万人的农业大县的产值和利润。水稻专家袁隆平一个人的科技贡献率,就可以超过上千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大多数没有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最为现实的追求并不是像城市居民那样富裕奢侈,或者动用国家权力强行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而是能够均衡和谐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宁静生活。明确了现代农村社会的这一坐标定位,再有人使用硬指标要求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纯属多事。在没有经商营市办企业的外部环境的内陆地区大肆占用耕地招商引资和强迫农村大拆大建大变样,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是让愿意创造更多财富的农村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同时让愿意追求宁静生活或者愿意奉献于农村社会的城市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城市进入农村。

作为一名非基督徒的研究者,我本人是不主张由基督教会过多承担世俗性的公益慈善和社团组织功能的。在我看来,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很难超过执政党7000多万的党员人数,而且不具备执政党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基督教信仰相对集中的区域,只有浙江、福建的沿海区域和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的淮河流域。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由农民自愿组织的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来承担更多社会功能,是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假如中国政府及其宗教局愿意承担历史使命的话,更应该像台湾的蒋经国先生扶持慈济和佛光山一样,大力扶持中国大陆佛、道两教的现代化转型,以便为本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提供自主比较与自由选择的多元空间。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申请了科技部关于基督教调查的软科学课题。从信访调查到农村组织化实验和农民失地问题调查,我与于建嵘之间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关调查的见证人和联络人。不过,调查期间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其中的一些思考贡献给了课题组,本文所记录的是另外一些还不成熟的思考,其中如果存在什么谬误,应该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
  

一、基督教信仰的乘虚而入
  
一般来说,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派系:新教、东正教、天主教。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新教,中国民间也称之为耶稣教。从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道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且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长达201年。

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又可以分为政府正式承认并且大力扶持的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和政府不予承认的家庭教会。一般的农村基督徒注重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的弟兄姊妹一起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而不太注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政策性区分。

对于30年来的中国农村来说,基督教的扩张是可以用乘虚而入来加以形容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些学者,对于老一代农民和他们读了大学或者进城务工的子女,满怀深情地怀念人民公社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大锅饭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我这个农村人看来,大多数农民是完全有理由缅怀那段时光的。

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的农村,从记事时起,印象中最为深刻的第一是饥饿,第二是斗人。那个时代以斗争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巫婆神汉、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之类的坏分子为代价,给大多数农民提供了集体狂欢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血泪与屈辱之上的,它所激发的是人性中最为黑暗的本能。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尽管狂欢之后依然是贫困和饥饿,尽管光棍村里的青壮年依然要孤身一人,他们在饥饿与痛苦之余毕竟还有集体狂欢的精神润滑剂,他们毕竟可以从斗争和迫害别人的集体狂欢中体验到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和荣耀感,从而凭借着别人的血泪屈辱淡化转移自己的饥饿痛苦,同时还可以获得生产被包办、思想被统一、权利被代表、收入被分配、生活被安排的集体安全感。

改革承包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宣告破产,以前一直通过掌握农民的口粮抓革命,促生产的乡村政权,再也不能发挥令行禁止的社会组织作用。以前承诺给农民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和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也于突然间宣告终结。已经习惯于被包办、被统一、被代表、被分配、被安排的公社社员,一下子变成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无依无靠的双重孤儿。

我1980年参加高考时是16岁,体重只有38公斤,相当于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当时的农村虽然实现了包产到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营养不良现象依然严重,几十年饥寒交迫的男女农民,有许多患有慢性疾病。一个家庭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和意外灾害,马上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而在此前的人民公社时代里,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依然可以从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里分到一份基本口粮,得到一份最低保障,并且可以从乡村的赤脚医生那里免费领取一些廉价药品。

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人都是精神生命体,或者说是需要集体生活和精神信仰的社会动物。农民与城市人一样,除了温饱还需要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甚至于对最高权威的顺服依靠和信仰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毕竟起到了统一思想、控制精神的神奇作用。包产到户之后,依靠垄断生存资源实施刚性控制的乡村政权丧失权威,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农民自发组织农会的权利意识又被政府部门长期禁锢。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便出现了虚空状态。乘虚而入的不是缺少公共关怀和公民意识的佛教与道教,也不是门槛较高的天主教,及伊斯兰教,而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博爱福音为主要使命的基督教新教,以及号称能够健身治病的各种功法。

在我读农村中学的1978年前后,经常会看到村干部到处追逐从事基督教地下聚会的农村妇女,这些农村妇女要么是精力旺盛却没有机会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精英人物,要么是身患疾病、家庭不和、多灾多难、孤苦无助的弱势者。

直到现在,农村基督教依然是以四多为其显著特点,第一是病人多,第二是老人多,第三是女人多,第四是文盲多。其中50%以上的基督徒家庭最初信仰基督教的契机,是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患上重病后医治无效,然后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得到基督徒的登门祈祷,并且出现了病情好转的种种神迹。

我们在湖南湘潭调查时,遇到一位经销医药用品的女商人,她自己的妈妈是基督徒。她带领我们参加了一位姓朱的退休女教师在郊区农户家里举行的讲道活动。这位朱老师属于三自系统,她不顾三自教会的阻挠,自发组织了四个家庭聚会点,并且每周用两天时间到遭遇生活困境或者发生家庭纠纷的教友家里探访慰问。这位女商人在为我们提供帮助之后,却对基督教表示了否定意见。她的理由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文化素质很低的老人、病人和文盲,基督教宣传的不用吃药开刀就可以治病是愚昧迷信的表现。我当时反问了一句:假如一个人贫困到住不起医院,政府部门又不肯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救济,有几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门为病人祈祷祝福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难道不是在替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吗?难道你作为药品商人,愿意并且能够无偿捐赠药品治病救人并且给予精神安慰吗?!
  

二、基督教会的大锅饭
  
在基督教内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礼拜会有领饼(圣体)、领杯(圣血)的圣餐仪式,基督徒分享了象征耶稣基督血肉的圣餐,就得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神圣祝福。在河南的嵩县和浙江温州的乐清、浙江绍兴的柯桥、浙江杭州的萧山等地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具中国特色也极具人情味的有趣现象:无论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只要有足够的场地和条件,都会为参加主日礼拜的弟兄姊妹提供大锅饭,他们自己叫做爱宴。

我到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专门考察过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并且咨询过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专业人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欧美国家的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在教会里面共享大锅饭,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乡村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在我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并不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而是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下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永恒情结和文化载体。《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给子游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陈胜、吴广所讲的苟富贵,勿相忘;东汉末年黄巾军宣扬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水浒传》里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所贯穿的都是一条被孔子称为大道也就是天道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群体意识,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私自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均衡和谐的普世价值。

从1952年开始,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极端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吃大锅饭的共产集权制度。

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四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集体生产大锅吃饭的共产风,其直接结果是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我的爷爷和大爷爷就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施了很短时间的包产到户和种自留地的政策,把全国农民从大面积饥饿的状态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体生产小锅吃饭。也就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安排社员下田劳动,然后把口粮相对平均地分配到每家每户,由每家每户自己生火做饭。这种分配方式恰好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集体怠工然后又一起饿肚子,胆子大一点的农民就千方百计到集体农田里偷盗一切能够充饥的东西。

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和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忆苦思甜大锅饭,也就是每家每户的妇女把自己最拿手的野菜汤和杂面馒头凑在一起,让大家敞开肚皮一起分享。忆苦思甜过程中由村干部宣讲的旧社会生活如何苦、新社会生活如何甜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每个人关心的只是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集体狂欢的大锅饭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之后,村民之间除了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之外,几乎再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大锅饭。

现在想一想,像当年的共产主义大食堂那样强迫老百姓成年累月吃大锅饭,肯定是违背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但是,像基督教会那样按照自愿原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又分明是合乎于人性的。像北朝鲜那样由政府包办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又显然是合乎均衡和谐的自然人性的。
  

三、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
  
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园的犹太人的宗教,也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势者的苦难宗教。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救赎以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门槛越来越低,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调是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而不是战无不胜的圣战暴力。在现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贴近于大同人性,也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乘虚而入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既考验着执政党的宽容度和自信心,也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宽容度和自信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基督教特别是农村基督教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当局不积极主动地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不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由人民公社大集体转向承包、自主经营的过程中,没有及时转变角色,变统治者为公共管理服务者;农民自己又不被允许自由组织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甚至于农村的中共党员也很少集中学习,从而导致农民大面积丧失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其二,毛泽东的去世,导致大多数农民失去了精神依靠和精神崇拜的对象。中国民间现有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在1949年之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大伤、缺乏活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严重匮乏,留给广大农民的是无依无靠、精神空虚的孤独感。

其三,刚刚实现温饱的农民,很容易跌破贫困线陷入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基层政府官员不仅不给走投无路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底线救济,他们的野蛮收费、野蛮摊派、野蛮罚款、野蛮拆迁、野蛮征地,更是公然突破了广大农民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的底线正义。

其四、台湾的蒋经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均衡和谐,曾经有意识地扶持慈济、佛光山等历史文化传统更加悠久的佛教及道教团体,参照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普世教义和公正透明的组织模式,自觉主动地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大陆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蒋经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政府的各级宗教局更是热衷于与寺庙的主持、道观的道长一同分享香火钱。全国各地的宗教局局长乘坐的小汽车,大部分是用寺庙道观的香火钱购置的。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台湾的慈济、佛光山等宗教团体都出现在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队,一直活跃在地震灾区。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画面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局长和尚、处长道士带领自己的团队亲临一线抗震救灾。

农村基督教乘虚而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

从信仰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自古就有多神教或者说是泛神教的信仰传统,传统戏曲舞台上最为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敬畏神道的三尺之上有神明。戏不够,神来凑,更是中国传统戏曲最为基本的编剧套路。1949年之后,执政党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理想,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打压民众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信仰。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的有形部分虽然被强行压制,潜伏于人性深处的鬼神崇拜、灵魂救赎、精神超越的宗教诉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彻底根除。在毛泽东时代有伟大领袖的神圣偶像充当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全民性的信仰真空。

在中国大陆现有的几种宗教信仰中,坚持政教分离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普世博爱的基督教,不仅具有精神信仰方面的号召力,在教会内部更有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时颁布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神迹讲述给所有人,从而为基督教乘虚而入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永恒性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农村,一旦有某个家庭发生变故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出现久治不愈、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甚至于家破人亡的极端困境,登门关爱的往往不是掌握公共权力并且以为人民服务自居的政府官员,而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徒。信教者雪中送炭的真诚祈祷,连同他们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世俗帮助,确实能够缓解当事人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绝望,从而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不少人因此奇迹般振作精神或恢复健康,又给农村社会提供了活生生的真实见证,使得许多当事人以及周边的村民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的神奇力量,于是便纷纷皈依。

由于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组织农会的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又一直处于包而不办的失职状态,原本属灵的农村基督教会,在熟人社会里发挥了城市教会所少有的社区功能。农村基督徒大多是熟人社会的乡邻亲友,几乎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诵读圣经,而且可以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圣歌来感动自己和影响别人,从而在生活贫乏单调、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线。有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纽带,农村社会的基督徒之间有病时互相祷告,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互通有无。当某个教友的家庭出现困难时,其他教友便在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

基督教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融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公共服务的匮乏缺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高战是我的朋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会长、陆口村名誉村主任和陆口村农村发展互助基金会发起人,我自己也给这个基金会捐过钱。这个基金会从2004年正月初三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吸纳了几个村庄的数百个储户,周转资金达到60多万元,为许多需要小额贷款的村民解决了燃眉之急。高战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先后在陆口村组织过入户调查、村民体检、捐款助学等乡村实验,并且用基金会的利息给农村街道安装过电灯,资助过村民剧团演出过柳琴戏。几年下来,高战花掉了仅有的一点私人积蓄,农协和基金会的活动又一直遭受当地政府的高度警惕与防范,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高战的父亲是以前的村干部,母亲是农村小学的退休教师。两位老人一方面千方百计支持配合高战的公益活动,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惹出什么麻烦。我在他们家里住过几天,每天都会听到两位老人在吵架。到了今年上半年,高战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在陆口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忽略了教会和教堂的存在。当地基督徒在邻近自然村的废弃荒地上自发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200多人的乡村教堂,这个教堂隶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体系,周围几个村子的基督徒都到这里做主日礼拜。自从高战的妈妈信仰基督教之后,很快成为教会中的骨干成员,她在教堂里读了圣经唱了圣歌,回到家里照顾腿部静脉曲张的老伴时就变得更加耐心周到了,对待亲友邻居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由此便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中国农村的文化事业与社会和谐的独特贡献。

再举一个小例子,上个月我们在湖南长沙进行调查时,一个姓徐的家庭教会牧师告诉我,他主持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同工是大学教师,校方找到这位同工谈话说,你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要信仰基督教呢?这位同工表态说:要不然我就申请退党吧!校方急忙拒绝说:你千万不要退党,只是以后参加教会活动时注意影响就可以了。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里更加常见,许多习惯于开会学习的老党员,摇身一变就成了基督教会的信仰者和组织者。无论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还是基督教的立场,这种现象都是不纯正、不正常的。但是,以人类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信仰调和所达成的恰恰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均衡和谐。
  

四、农村社会的坐标定位
  
综上所述,要想真心实意地建设安居乐业、均衡和谐的农村社会,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除了转变职能,充分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之外;一方面必须在世俗的物质技术层面上,把原本就归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并且充分保障农民从事民主选举和组织农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应该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民信仰与不信仰某一种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个人自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工商社会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和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于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贡献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在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粮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像微软、联想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所创造出的产值和利润,就可以超过上百万人的农业大县的产值和利润。水稻专家袁隆平一个人的科技贡献率,就可以超过上千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大多数没有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最为现实的追求并不是像城市居民那样富裕奢侈,或者动用国家权力强行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而是能够均衡和谐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宁静生活。明确了现代农村社会的这一坐标定位,再有人使用硬指标要求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纯属多事。在没有经商营市办企业的外部环境的内陆地区大肆占用耕地招商引资和强迫农村大拆大建大变样,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是让愿意创造更多财富的农村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同时让愿意追求宁静生活或者愿意奉献于农村社会的城市人,自由便捷地离开城市进入农村。

作为一名非基督徒的研究者,我本人是不主张由基督教会过多承担世俗性的公益慈善和社团组织功能的。在我看来,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很难超过执政党7000多万的党员人数,而且不具备执政党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基督教信仰相对集中的区域,只有浙江、福建的沿海区域和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的淮河流域。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均衡和谐,由农民自愿组织的农会及其它民间社团来承担更多社会功能,是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假如中国政府及其宗教局愿意承担历史使命的话,更应该像台湾的蒋经国先生扶持慈济和佛光山一样,大力扶持中国大陆佛、道两教的现代化转型,以便为本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提供自主比较与自由选择的多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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