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 簡體  《人与人权》简介  编辑部  编辑启示
Home
RYRQ

长寿湖右派李吾贞1957年重庆市劳动局干部
裴桑(四川)


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我太怀念我妈妈了!她一辈子吃的苦太多。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我当右派远离家乡,给她打击太大。我走时,她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每天晚上,她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看月亮一寸一寸移动,通宵不睡。妈妈后来生病,癌症,就和她长期忧郁、伤心、孤独有关。她到重医去看病,瘦得像干柴,医生担心她走不回家,就说,老太婆,你啷个不喊你娃儿陪你来?医生还说,你身体太弱,要多喝点牛奶。我妈妈说不出话,要有钱喝牛奶,也就有钱住院了。有一次,一个护士看我妈妈实在站不起,赶紧给她找了一碗牛奶喝,她才挣扎走回家。

妈妈孤身一人,有病,没工作,勉强挣扎去帮人家干点杂活,挣点小钱。我在长寿湖没日没夜的劳动、挖土、喂猪、挑粪,哪里需要就把我赶到哪里去干活,唯独妈妈需要我照顾,我去不了,尽不了一个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孝道。

(李吾贞泪水流出来)

你不晓得,我们当年春节回家探亲的那个心情!船走上水,慢,我们归心似箭,当然更觉得慢。路上我们数岸边的树,一棵,两棵,蜗牛似地往后移。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假,路途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惜,让人心痛。只要远远看见,甚至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了朝天门的灯光,就兴奋得心扑扑直跳,赶紧收拾自己的背兜、年货,早早的背在身上,站在船舱边。

到了朝天门,争先恐后下船。冬天,水枯,下船后要过一大片沙滩。我前面抱一个娃儿,背上背一个背兜,心急火燎往上赶。沙子往下陷,越急越走不动,每次过那片沙滩,我都出一身大汗,不过心情很愉快,要到家了!

妈妈没盼到我获得平反就去世了,她后半生太苦!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说他参加过反动帮会一贯道。一贯道是个民间帮会组织,我父亲是个普通市民,一个小人物,共产党把他判了一年管制,父亲胆子小,害怕,服毒自杀了。他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直到我下放长寿湖。

妈妈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思念她,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想哭。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缺吃,喝牛奶不成问题,又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她享受不到了,一天都没有享受过。

1955年搞肃反,把我关起来审查了几十天,反复追问我父亲那点问题。解放前他加入一贯道时我才十来岁,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去调查嘛,我真的不晓得。后来把我放了,不说个所以然,莫名其妙整一通。1957年我把这事拿出来说,同别人发生争执,我性子烈,一口给她啐去,厉声说,我不相信你还能把我打成右派!

我才25岁,说不上懂事,政治上的事更是不懂。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下农村,给我安的罪名是自由主义和思想问题。

我第一个女儿小小1960年生在长寿湖。你问她为啥叫小小?她......小小......她的身世很不幸,农场的人都知道。取名小小,当然......当然有原因。

(李吾贞欲言又止,我未追问,我已从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这段伤心事。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一个女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个人的隐私,此处隐去。)

1962年我在同心岛与孙静轩(重庆市文联右派,详见孙静轩)结婚,婚后还不到一年,孙静轩就调离长寿湖,去了成都。那时我已经怀了孕,好几个月了。

生了可可(第二个女儿)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拖两个女儿,天天上坡劳动,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个背兜(收工时捡点柴),一只手拖锄头,一只手拖小小,到了山坡上,我把两个娃儿放在土坑里,任风吹日晒。远远听见她俩在哭,我也想哭,不敢哭。每天的劳动量要完成,不完成要挨斗。收工时背一背柴,抱一个拖一个往回走。最缺德的是每天晚上学习思想改造,我累得死去活来,请求宽松一下,让我照看孩子,不行!思想改造雷打不动。

这个时候我妈妈病了,得了胃癌。我万分焦急,回不了家,又没有钱,这边,照顾不好女儿,重庆,照顾不了妈妈,成都,照顾不了丈夫,我一个女人,好难呐!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孙静轩提出离婚。我理解他,他独自一人在成都,长年累月,没人关照,也难。还有,我在长寿湖改造,遥遥无期,哪年是尽头?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在我最苦最苦最难最难的时候提出分手。

1965年,他来长寿湖办离婚,我抱着可可同他一块去邻封镇办手续。那天天气寒冷,阴惨惨的,我忍住眼泪,把可可递给他,说:你抱她一下。

他离开长寿湖时,我把平时腌的两只鸭子交给他,让他去看看我妈,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她。

(讲叙至此,李吾贞难以自抑,泪流满面)

我当时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有多大!

我当然想到过死,经常想,但我晓得我不能走这条路,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小小、可可和我妈妈。我一走了她们怎么活?而且还要给我再加一个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罪名。

那些年,最争气的是两个女儿,她俩从小在山坡上敞放,风吹日晒,居然不生病。幸亏没生病,否则她们可能完了(那偏僻荒岛,哪儿去求医?),我也可能完了。

1970年,我又结婚了,他是市总工会的右派,郑汉生。

孙静轩托他在长寿湖的好朋友聂云岚等人给我找个人,聂云岚他们很热心地为我张罗。同心岛有个右派郑汉生,40岁了还孤身一人。郑汉生自身条件不太好,个子矮,又不能干。黎民苏他们早早就找了个农村姑娘,郑汉生就不行。聂云岚说,郑汉生还是有个特长会劈柴。我同他结合当然不是看中这个特长。

他身体不好,自理能力又差,病了,躺在床上不吃饭。我煮点泡饭,叫可可端去,可可送去的饭,他都吃,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很同情。

结婚后,按我本意,我决不愿再要孩子,两个女儿已经把我磨得够惨,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再生养孩子我压力大。但是,郑汉生有权利要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我完全是为他着想才生的聪聪(第三个女儿)。

婚后我并不感到轻松,郑汉生这个人管不住他那张嘴,用重庆话叫干精火旺,经常张口叽叽呱呱一阵乱说。那是啥子年代?要惹事呀!孙静轩也敢说,又同捕鱼队那帮不服气的人抱成一团,经常有人警告我,弄得不好要出事,再抓一个反党集团容易得很。同郑汉生生活又是担惊受怕。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要对她们负责,要平平安安把她们养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怕惹事,只想有个安稳的家,过点小老百姓的安宁日子。

1974年,鉴于我妈孤苦一人,重病缠身,劳动局终于恩准我回到重庆。妈妈上医院总算有人陪了,可惜她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我与郑汉生的婚姻原本勉强,我回城两年后,我们分手了,女儿聪聪留给他。我不是不牵挂她,她才几岁,怎么不挂牵?没办法呀。聪聪长大后不理解我,觉得我抛弃了她和父亲,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我又结了婚,他也是长寿湖的右派,这你已经看到了。

我三个女儿,现在分别归属三个家庭,小小跟着我;可可判给孙静轩(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成都);聪聪同郑汉生生活。三个女儿都是我心头的肉,都让我牵肠挂肚。小小柔弱,胆小怕事,工作不顺心;可可性子野,倔,她讨厌政治,高考时坚决不复习,结果政治只考了19分,落榜。聪聪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们找关系反反复复说情,几个月前才给解决。

这种破碎怪谁?怪我?

你说今年到长寿湖聚会?不,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地点:重庆市杨家坪)









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我太怀念我妈妈了!她一辈子吃的苦太多。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我当右派远离家乡,给她打击太大。我走时,她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每天晚上,她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看月亮一寸一寸移动,通宵不睡。妈妈后来生病,癌症,就和她长期忧郁、伤心、孤独有关。她到重医去看病,瘦得像干柴,医生担心她走不回家,就说,老太婆,你啷个不喊你娃儿陪你来?医生还说,你身体太弱,要多喝点牛奶。我妈妈说不出话,要有钱喝牛奶,也就有钱住院了。有一次,一个护士看我妈妈实在站不起,赶紧给她找了一碗牛奶喝,她才挣扎走回家。

妈妈孤身一人,有病,没工作,勉强挣扎去帮人家干点杂活,挣点小钱。我在长寿湖没日没夜的劳动、挖土、喂猪、挑粪,哪里需要就把我赶到哪里去干活,唯独妈妈需要我照顾,我去不了,尽不了一个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孝道。

(李吾贞泪水流出来)

你不晓得,我们当年春节回家探亲的那个心情!船走上水,慢,我们归心似箭,当然更觉得慢。路上我们数岸边的树,一棵,两棵,蜗牛似地往后移。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假,路途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惜,让人心痛。只要远远看见,甚至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了朝天门的灯光,就兴奋得心扑扑直跳,赶紧收拾自己的背兜、年货,早早的背在身上,站在船舱边。

到了朝天门,争先恐后下船。冬天,水枯,下船后要过一大片沙滩。我前面抱一个娃儿,背上背一个背兜,心急火燎往上赶。沙子往下陷,越急越走不动,每次过那片沙滩,我都出一身大汗,不过心情很愉快,要到家了!

妈妈没盼到我获得平反就去世了,她后半生太苦!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说他参加过反动帮会一贯道。一贯道是个民间帮会组织,我父亲是个普通市民,一个小人物,共产党把他判了一年管制,父亲胆子小,害怕,服毒自杀了。他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直到我下放长寿湖。

妈妈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思念她,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想哭。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缺吃,喝牛奶不成问题,又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她享受不到了,一天都没有享受过。

1955年搞肃反,把我关起来审查了几十天,反复追问我父亲那点问题。解放前他加入一贯道时我才十来岁,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去调查嘛,我真的不晓得。后来把我放了,不说个所以然,莫名其妙整一通。1957年我把这事拿出来说,同别人发生争执,我性子烈,一口给她啐去,厉声说,我不相信你还能把我打成右派!

我才25岁,说不上懂事,政治上的事更是不懂。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下农村,给我安的罪名是自由主义和思想问题。

我第一个女儿小小1960年生在长寿湖。你问她为啥叫小小?她......小小......她的身世很不幸,农场的人都知道。取名小小,当然......当然有原因。

(李吾贞欲言又止,我未追问,我已从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这段伤心事。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一个女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个人的隐私,此处隐去。)

1962年我在同心岛与孙静轩(重庆市文联右派,详见孙静轩)结婚,婚后还不到一年,孙静轩就调离长寿湖,去了成都。那时我已经怀了孕,好几个月了。

生了可可(第二个女儿)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拖两个女儿,天天上坡劳动,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个背兜(收工时捡点柴),一只手拖锄头,一只手拖小小,到了山坡上,我把两个娃儿放在土坑里,任风吹日晒。远远听见她俩在哭,我也想哭,不敢哭。每天的劳动量要完成,不完成要挨斗。收工时背一背柴,抱一个拖一个往回走。最缺德的是每天晚上学习思想改造,我累得死去活来,请求宽松一下,让我照看孩子,不行!思想改造雷打不动。

这个时候我妈妈病了,得了胃癌。我万分焦急,回不了家,又没有钱,这边,照顾不好女儿,重庆,照顾不了妈妈,成都,照顾不了丈夫,我一个女人,好难呐!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孙静轩提出离婚。我理解他,他独自一人在成都,长年累月,没人关照,也难。还有,我在长寿湖改造,遥遥无期,哪年是尽头?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在我最苦最苦最难最难的时候提出分手。

1965年,他来长寿湖办离婚,我抱着可可同他一块去邻封镇办手续。那天天气寒冷,阴惨惨的,我忍住眼泪,把可可递给他,说:你抱她一下。

他离开长寿湖时,我把平时腌的两只鸭子交给他,让他去看看我妈,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她。

(讲叙至此,李吾贞难以自抑,泪流满面)

我当时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有多大!

我当然想到过死,经常想,但我晓得我不能走这条路,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小小、可可和我妈妈。我一走了她们怎么活?而且还要给我再加一个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罪名。

那些年,最争气的是两个女儿,她俩从小在山坡上敞放,风吹日晒,居然不生病。幸亏没生病,否则她们可能完了(那偏僻荒岛,哪儿去求医?),我也可能完了。

1970年,我又结婚了,他是市总工会的右派,郑汉生。

孙静轩托他在长寿湖的好朋友聂云岚等人给我找个人,聂云岚他们很热心地为我张罗。同心岛有个右派郑汉生,40岁了还孤身一人。郑汉生自身条件不太好,个子矮,又不能干。黎民苏他们早早就找了个农村姑娘,郑汉生就不行。聂云岚说,郑汉生还是有个特长会劈柴。我同他结合当然不是看中这个特长。

他身体不好,自理能力又差,病了,躺在床上不吃饭。我煮点泡饭,叫可可端去,可可送去的饭,他都吃,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很同情。

结婚后,按我本意,我决不愿再要孩子,两个女儿已经把我磨得够惨,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再生养孩子我压力大。但是,郑汉生有权利要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我完全是为他着想才生的聪聪(第三个女儿)。

婚后我并不感到轻松,郑汉生这个人管不住他那张嘴,用重庆话叫干精火旺,经常张口叽叽呱呱一阵乱说。那是啥子年代?要惹事呀!孙静轩也敢说,又同捕鱼队那帮不服气的人抱成一团,经常有人警告我,弄得不好要出事,再抓一个反党集团容易得很。同郑汉生生活又是担惊受怕。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要对她们负责,要平平安安把她们养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怕惹事,只想有个安稳的家,过点小老百姓的安宁日子。

1974年,鉴于我妈孤苦一人,重病缠身,劳动局终于恩准我回到重庆。妈妈上医院总算有人陪了,可惜她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我与郑汉生的婚姻原本勉强,我回城两年后,我们分手了,女儿聪聪留给他。我不是不牵挂她,她才几岁,怎么不挂牵?没办法呀。聪聪长大后不理解我,觉得我抛弃了她和父亲,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我又结了婚,他也是长寿湖的右派,这你已经看到了。

我三个女儿,现在分别归属三个家庭,小小跟着我;可可判给孙静轩(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成都);聪聪同郑汉生生活。三个女儿都是我心头的肉,都让我牵肠挂肚。小小柔弱,胆小怕事,工作不顺心;可可性子野,倔,她讨厌政治,高考时坚决不复习,结果政治只考了19分,落榜。聪聪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们找关系反反复复说情,几个月前才给解决。

这种破碎怪谁?怪我?

你说今年到长寿湖聚会?不,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地点:重庆市杨家坪)









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我太怀念我妈妈了!她一辈子吃的苦太多。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我当右派远离家乡,给她打击太大。我走时,她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每天晚上,她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看月亮一寸一寸移动,通宵不睡。妈妈后来生病,癌症,就和她长期忧郁、伤心、孤独有关。她到重医去看病,瘦得像干柴,医生担心她走不回家,就说,老太婆,你啷个不喊你娃儿陪你来?医生还说,你身体太弱,要多喝点牛奶。我妈妈说不出话,要有钱喝牛奶,也就有钱住院了。有一次,一个护士看我妈妈实在站不起,赶紧给她找了一碗牛奶喝,她才挣扎走回家。

妈妈孤身一人,有病,没工作,勉强挣扎去帮人家干点杂活,挣点小钱。我在长寿湖没日没夜的劳动、挖土、喂猪、挑粪,哪里需要就把我赶到哪里去干活,唯独妈妈需要我照顾,我去不了,尽不了一个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孝道。

(李吾贞泪水流出来)

你不晓得,我们当年春节回家探亲的那个心情!船走上水,慢,我们归心似箭,当然更觉得慢。路上我们数岸边的树,一棵,两棵,蜗牛似地往后移。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假,路途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惜,让人心痛。只要远远看见,甚至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了朝天门的灯光,就兴奋得心扑扑直跳,赶紧收拾自己的背兜、年货,早早的背在身上,站在船舱边。

到了朝天门,争先恐后下船。冬天,水枯,下船后要过一大片沙滩。我前面抱一个娃儿,背上背一个背兜,心急火燎往上赶。沙子往下陷,越急越走不动,每次过那片沙滩,我都出一身大汗,不过心情很愉快,要到家了!

妈妈没盼到我获得平反就去世了,她后半生太苦!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说他参加过反动帮会一贯道。一贯道是个民间帮会组织,我父亲是个普通市民,一个小人物,共产党把他判了一年管制,父亲胆子小,害怕,服毒自杀了。他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直到我下放长寿湖。

妈妈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思念她,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想哭。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缺吃,喝牛奶不成问题,又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她享受不到了,一天都没有享受过。

1955年搞肃反,把我关起来审查了几十天,反复追问我父亲那点问题。解放前他加入一贯道时我才十来岁,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去调查嘛,我真的不晓得。后来把我放了,不说个所以然,莫名其妙整一通。1957年我把这事拿出来说,同别人发生争执,我性子烈,一口给她啐去,厉声说,我不相信你还能把我打成右派!

我才25岁,说不上懂事,政治上的事更是不懂。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下农村,给我安的罪名是自由主义和思想问题。

我第一个女儿小小1960年生在长寿湖。你问她为啥叫小小?她......小小......她的身世很不幸,农场的人都知道。取名小小,当然......当然有原因。

(李吾贞欲言又止,我未追问,我已从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这段伤心事。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一个女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个人的隐私,此处隐去。)

1962年我在同心岛与孙静轩(重庆市文联右派,详见孙静轩)结婚,婚后还不到一年,孙静轩就调离长寿湖,去了成都。那时我已经怀了孕,好几个月了。

生了可可(第二个女儿)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拖两个女儿,天天上坡劳动,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个背兜(收工时捡点柴),一只手拖锄头,一只手拖小小,到了山坡上,我把两个娃儿放在土坑里,任风吹日晒。远远听见她俩在哭,我也想哭,不敢哭。每天的劳动量要完成,不完成要挨斗。收工时背一背柴,抱一个拖一个往回走。最缺德的是每天晚上学习思想改造,我累得死去活来,请求宽松一下,让我照看孩子,不行!思想改造雷打不动。

这个时候我妈妈病了,得了胃癌。我万分焦急,回不了家,又没有钱,这边,照顾不好女儿,重庆,照顾不了妈妈,成都,照顾不了丈夫,我一个女人,好难呐!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孙静轩提出离婚。我理解他,他独自一人在成都,长年累月,没人关照,也难。还有,我在长寿湖改造,遥遥无期,哪年是尽头?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在我最苦最苦最难最难的时候提出分手。

1965年,他来长寿湖办离婚,我抱着可可同他一块去邻封镇办手续。那天天气寒冷,阴惨惨的,我忍住眼泪,把可可递给他,说:你抱她一下。

他离开长寿湖时,我把平时腌的两只鸭子交给他,让他去看看我妈,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她。

(讲叙至此,李吾贞难以自抑,泪流满面)

我当时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有多大!

我当然想到过死,经常想,但我晓得我不能走这条路,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小小、可可和我妈妈。我一走了她们怎么活?而且还要给我再加一个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罪名。

那些年,最争气的是两个女儿,她俩从小在山坡上敞放,风吹日晒,居然不生病。幸亏没生病,否则她们可能完了(那偏僻荒岛,哪儿去求医?),我也可能完了。

1970年,我又结婚了,他是市总工会的右派,郑汉生。

孙静轩托他在长寿湖的好朋友聂云岚等人给我找个人,聂云岚他们很热心地为我张罗。同心岛有个右派郑汉生,40岁了还孤身一人。郑汉生自身条件不太好,个子矮,又不能干。黎民苏他们早早就找了个农村姑娘,郑汉生就不行。聂云岚说,郑汉生还是有个特长会劈柴。我同他结合当然不是看中这个特长。

他身体不好,自理能力又差,病了,躺在床上不吃饭。我煮点泡饭,叫可可端去,可可送去的饭,他都吃,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很同情。

结婚后,按我本意,我决不愿再要孩子,两个女儿已经把我磨得够惨,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再生养孩子我压力大。但是,郑汉生有权利要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我完全是为他着想才生的聪聪(第三个女儿)。

婚后我并不感到轻松,郑汉生这个人管不住他那张嘴,用重庆话叫干精火旺,经常张口叽叽呱呱一阵乱说。那是啥子年代?要惹事呀!孙静轩也敢说,又同捕鱼队那帮不服气的人抱成一团,经常有人警告我,弄得不好要出事,再抓一个反党集团容易得很。同郑汉生生活又是担惊受怕。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要对她们负责,要平平安安把她们养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怕惹事,只想有个安稳的家,过点小老百姓的安宁日子。

1974年,鉴于我妈孤苦一人,重病缠身,劳动局终于恩准我回到重庆。妈妈上医院总算有人陪了,可惜她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我与郑汉生的婚姻原本勉强,我回城两年后,我们分手了,女儿聪聪留给他。我不是不牵挂她,她才几岁,怎么不挂牵?没办法呀。聪聪长大后不理解我,觉得我抛弃了她和父亲,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我又结了婚,他也是长寿湖的右派,这你已经看到了。

我三个女儿,现在分别归属三个家庭,小小跟着我;可可判给孙静轩(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成都);聪聪同郑汉生生活。三个女儿都是我心头的肉,都让我牵肠挂肚。小小柔弱,胆小怕事,工作不顺心;可可性子野,倔,她讨厌政治,高考时坚决不复习,结果政治只考了19分,落榜。聪聪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们找关系反反复复说情,几个月前才给解决。

这种破碎怪谁?怪我?

你说今年到长寿湖聚会?不,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地点:重庆市杨家坪)









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我太怀念我妈妈了!她一辈子吃的苦太多。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我当右派远离家乡,给她打击太大。我走时,她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每天晚上,她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看月亮一寸一寸移动,通宵不睡。妈妈后来生病,癌症,就和她长期忧郁、伤心、孤独有关。她到重医去看病,瘦得像干柴,医生担心她走不回家,就说,老太婆,你啷个不喊你娃儿陪你来?医生还说,你身体太弱,要多喝点牛奶。我妈妈说不出话,要有钱喝牛奶,也就有钱住院了。有一次,一个护士看我妈妈实在站不起,赶紧给她找了一碗牛奶喝,她才挣扎走回家。

妈妈孤身一人,有病,没工作,勉强挣扎去帮人家干点杂活,挣点小钱。我在长寿湖没日没夜的劳动、挖土、喂猪、挑粪,哪里需要就把我赶到哪里去干活,唯独妈妈需要我照顾,我去不了,尽不了一个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孝道。

(李吾贞泪水流出来)

你不晓得,我们当年春节回家探亲的那个心情!船走上水,慢,我们归心似箭,当然更觉得慢。路上我们数岸边的树,一棵,两棵,蜗牛似地往后移。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假,路途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惜,让人心痛。只要远远看见,甚至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了朝天门的灯光,就兴奋得心扑扑直跳,赶紧收拾自己的背兜、年货,早早的背在身上,站在船舱边。

到了朝天门,争先恐后下船。冬天,水枯,下船后要过一大片沙滩。我前面抱一个娃儿,背上背一个背兜,心急火燎往上赶。沙子往下陷,越急越走不动,每次过那片沙滩,我都出一身大汗,不过心情很愉快,要到家了!

妈妈没盼到我获得平反就去世了,她后半生太苦!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说他参加过反动帮会一贯道。一贯道是个民间帮会组织,我父亲是个普通市民,一个小人物,共产党把他判了一年管制,父亲胆子小,害怕,服毒自杀了。他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直到我下放长寿湖。

妈妈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思念她,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想哭。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缺吃,喝牛奶不成问题,又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她享受不到了,一天都没有享受过。

1955年搞肃反,把我关起来审查了几十天,反复追问我父亲那点问题。解放前他加入一贯道时我才十来岁,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去调查嘛,我真的不晓得。后来把我放了,不说个所以然,莫名其妙整一通。1957年我把这事拿出来说,同别人发生争执,我性子烈,一口给她啐去,厉声说,我不相信你还能把我打成右派!

我才25岁,说不上懂事,政治上的事更是不懂。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下农村,给我安的罪名是自由主义和思想问题。

我第一个女儿小小1960年生在长寿湖。你问她为啥叫小小?她......小小......她的身世很不幸,农场的人都知道。取名小小,当然......当然有原因。

(李吾贞欲言又止,我未追问,我已从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这段伤心事。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一个女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个人的隐私,此处隐去。)

1962年我在同心岛与孙静轩(重庆市文联右派,详见孙静轩)结婚,婚后还不到一年,孙静轩就调离长寿湖,去了成都。那时我已经怀了孕,好几个月了。

生了可可(第二个女儿)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拖两个女儿,天天上坡劳动,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个背兜(收工时捡点柴),一只手拖锄头,一只手拖小小,到了山坡上,我把两个娃儿放在土坑里,任风吹日晒。远远听见她俩在哭,我也想哭,不敢哭。每天的劳动量要完成,不完成要挨斗。收工时背一背柴,抱一个拖一个往回走。最缺德的是每天晚上学习思想改造,我累得死去活来,请求宽松一下,让我照看孩子,不行!思想改造雷打不动。

这个时候我妈妈病了,得了胃癌。我万分焦急,回不了家,又没有钱,这边,照顾不好女儿,重庆,照顾不了妈妈,成都,照顾不了丈夫,我一个女人,好难呐!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孙静轩提出离婚。我理解他,他独自一人在成都,长年累月,没人关照,也难。还有,我在长寿湖改造,遥遥无期,哪年是尽头?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在我最苦最苦最难最难的时候提出分手。

1965年,他来长寿湖办离婚,我抱着可可同他一块去邻封镇办手续。那天天气寒冷,阴惨惨的,我忍住眼泪,把可可递给他,说:你抱她一下。

他离开长寿湖时,我把平时腌的两只鸭子交给他,让他去看看我妈,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她。

(讲叙至此,李吾贞难以自抑,泪流满面)

我当时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有多大!

我当然想到过死,经常想,但我晓得我不能走这条路,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小小、可可和我妈妈。我一走了她们怎么活?而且还要给我再加一个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罪名。

那些年,最争气的是两个女儿,她俩从小在山坡上敞放,风吹日晒,居然不生病。幸亏没生病,否则她们可能完了(那偏僻荒岛,哪儿去求医?),我也可能完了。

1970年,我又结婚了,他是市总工会的右派,郑汉生。

孙静轩托他在长寿湖的好朋友聂云岚等人给我找个人,聂云岚他们很热心地为我张罗。同心岛有个右派郑汉生,40岁了还孤身一人。郑汉生自身条件不太好,个子矮,又不能干。黎民苏他们早早就找了个农村姑娘,郑汉生就不行。聂云岚说,郑汉生还是有个特长会劈柴。我同他结合当然不是看中这个特长。

他身体不好,自理能力又差,病了,躺在床上不吃饭。我煮点泡饭,叫可可端去,可可送去的饭,他都吃,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很同情。

结婚后,按我本意,我决不愿再要孩子,两个女儿已经把我磨得够惨,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再生养孩子我压力大。但是,郑汉生有权利要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我完全是为他着想才生的聪聪(第三个女儿)。

婚后我并不感到轻松,郑汉生这个人管不住他那张嘴,用重庆话叫干精火旺,经常张口叽叽呱呱一阵乱说。那是啥子年代?要惹事呀!孙静轩也敢说,又同捕鱼队那帮不服气的人抱成一团,经常有人警告我,弄得不好要出事,再抓一个反党集团容易得很。同郑汉生生活又是担惊受怕。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要对她们负责,要平平安安把她们养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怕惹事,只想有个安稳的家,过点小老百姓的安宁日子。

1974年,鉴于我妈孤苦一人,重病缠身,劳动局终于恩准我回到重庆。妈妈上医院总算有人陪了,可惜她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我与郑汉生的婚姻原本勉强,我回城两年后,我们分手了,女儿聪聪留给他。我不是不牵挂她,她才几岁,怎么不挂牵?没办法呀。聪聪长大后不理解我,觉得我抛弃了她和父亲,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我又结了婚,他也是长寿湖的右派,这你已经看到了。

我三个女儿,现在分别归属三个家庭,小小跟着我;可可判给孙静轩(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成都);聪聪同郑汉生生活。三个女儿都是我心头的肉,都让我牵肠挂肚。小小柔弱,胆小怕事,工作不顺心;可可性子野,倔,她讨厌政治,高考时坚决不复习,结果政治只考了19分,落榜。聪聪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们找关系反反复复说情,几个月前才给解决。

这种破碎怪谁?怪我?

你说今年到长寿湖聚会?不,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地点:重庆市杨家坪)









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我太怀念我妈妈了!她一辈子吃的苦太多。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我当右派远离家乡,给她打击太大。我走时,她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每天晚上,她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看月亮一寸一寸移动,通宵不睡。妈妈后来生病,癌症,就和她长期忧郁、伤心、孤独有关。她到重医去看病,瘦得像干柴,医生担心她走不回家,就说,老太婆,你啷个不喊你娃儿陪你来?医生还说,你身体太弱,要多喝点牛奶。我妈妈说不出话,要有钱喝牛奶,也就有钱住院了。有一次,一个护士看我妈妈实在站不起,赶紧给她找了一碗牛奶喝,她才挣扎走回家。

妈妈孤身一人,有病,没工作,勉强挣扎去帮人家干点杂活,挣点小钱。我在长寿湖没日没夜的劳动、挖土、喂猪、挑粪,哪里需要就把我赶到哪里去干活,唯独妈妈需要我照顾,我去不了,尽不了一个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孝道。

(李吾贞泪水流出来)

你不晓得,我们当年春节回家探亲的那个心情!船走上水,慢,我们归心似箭,当然更觉得慢。路上我们数岸边的树,一棵,两棵,蜗牛似地往后移。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假,路途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惜,让人心痛。只要远远看见,甚至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了朝天门的灯光,就兴奋得心扑扑直跳,赶紧收拾自己的背兜、年货,早早的背在身上,站在船舱边。

到了朝天门,争先恐后下船。冬天,水枯,下船后要过一大片沙滩。我前面抱一个娃儿,背上背一个背兜,心急火燎往上赶。沙子往下陷,越急越走不动,每次过那片沙滩,我都出一身大汗,不过心情很愉快,要到家了!

妈妈没盼到我获得平反就去世了,她后半生太苦!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说他参加过反动帮会一贯道。一贯道是个民间帮会组织,我父亲是个普通市民,一个小人物,共产党把他判了一年管制,父亲胆子小,害怕,服毒自杀了。他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直到我下放长寿湖。

妈妈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思念她,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想哭。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缺吃,喝牛奶不成问题,又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她享受不到了,一天都没有享受过。

1955年搞肃反,把我关起来审查了几十天,反复追问我父亲那点问题。解放前他加入一贯道时我才十来岁,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去调查嘛,我真的不晓得。后来把我放了,不说个所以然,莫名其妙整一通。1957年我把这事拿出来说,同别人发生争执,我性子烈,一口给她啐去,厉声说,我不相信你还能把我打成右派!

我才25岁,说不上懂事,政治上的事更是不懂。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下农村,给我安的罪名是自由主义和思想问题。

我第一个女儿小小1960年生在长寿湖。你问她为啥叫小小?她......小小......她的身世很不幸,农场的人都知道。取名小小,当然......当然有原因。

(李吾贞欲言又止,我未追问,我已从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这段伤心事。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一个女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个人的隐私,此处隐去。)

1962年我在同心岛与孙静轩(重庆市文联右派,详见孙静轩)结婚,婚后还不到一年,孙静轩就调离长寿湖,去了成都。那时我已经怀了孕,好几个月了。

生了可可(第二个女儿)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拖两个女儿,天天上坡劳动,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个背兜(收工时捡点柴),一只手拖锄头,一只手拖小小,到了山坡上,我把两个娃儿放在土坑里,任风吹日晒。远远听见她俩在哭,我也想哭,不敢哭。每天的劳动量要完成,不完成要挨斗。收工时背一背柴,抱一个拖一个往回走。最缺德的是每天晚上学习思想改造,我累得死去活来,请求宽松一下,让我照看孩子,不行!思想改造雷打不动。

这个时候我妈妈病了,得了胃癌。我万分焦急,回不了家,又没有钱,这边,照顾不好女儿,重庆,照顾不了妈妈,成都,照顾不了丈夫,我一个女人,好难呐!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孙静轩提出离婚。我理解他,他独自一人在成都,长年累月,没人关照,也难。还有,我在长寿湖改造,遥遥无期,哪年是尽头?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在我最苦最苦最难最难的时候提出分手。

1965年,他来长寿湖办离婚,我抱着可可同他一块去邻封镇办手续。那天天气寒冷,阴惨惨的,我忍住眼泪,把可可递给他,说:你抱她一下。

他离开长寿湖时,我把平时腌的两只鸭子交给他,让他去看看我妈,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她。

(讲叙至此,李吾贞难以自抑,泪流满面)

我当时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有多大!

我当然想到过死,经常想,但我晓得我不能走这条路,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小小、可可和我妈妈。我一走了她们怎么活?而且还要给我再加一个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罪名。

那些年,最争气的是两个女儿,她俩从小在山坡上敞放,风吹日晒,居然不生病。幸亏没生病,否则她们可能完了(那偏僻荒岛,哪儿去求医?),我也可能完了。

1970年,我又结婚了,他是市总工会的右派,郑汉生。

孙静轩托他在长寿湖的好朋友聂云岚等人给我找个人,聂云岚他们很热心地为我张罗。同心岛有个右派郑汉生,40岁了还孤身一人。郑汉生自身条件不太好,个子矮,又不能干。黎民苏他们早早就找了个农村姑娘,郑汉生就不行。聂云岚说,郑汉生还是有个特长会劈柴。我同他结合当然不是看中这个特长。

他身体不好,自理能力又差,病了,躺在床上不吃饭。我煮点泡饭,叫可可端去,可可送去的饭,他都吃,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很同情。

结婚后,按我本意,我决不愿再要孩子,两个女儿已经把我磨得够惨,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再生养孩子我压力大。但是,郑汉生有权利要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我完全是为他着想才生的聪聪(第三个女儿)。

婚后我并不感到轻松,郑汉生这个人管不住他那张嘴,用重庆话叫干精火旺,经常张口叽叽呱呱一阵乱说。那是啥子年代?要惹事呀!孙静轩也敢说,又同捕鱼队那帮不服气的人抱成一团,经常有人警告我,弄得不好要出事,再抓一个反党集团容易得很。同郑汉生生活又是担惊受怕。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要对她们负责,要平平安安把她们养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怕惹事,只想有个安稳的家,过点小老百姓的安宁日子。

1974年,鉴于我妈孤苦一人,重病缠身,劳动局终于恩准我回到重庆。妈妈上医院总算有人陪了,可惜她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我与郑汉生的婚姻原本勉强,我回城两年后,我们分手了,女儿聪聪留给他。我不是不牵挂她,她才几岁,怎么不挂牵?没办法呀。聪聪长大后不理解我,觉得我抛弃了她和父亲,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我又结了婚,他也是长寿湖的右派,这你已经看到了。

我三个女儿,现在分别归属三个家庭,小小跟着我;可可判给孙静轩(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成都);聪聪同郑汉生生活。三个女儿都是我心头的肉,都让我牵肠挂肚。小小柔弱,胆小怕事,工作不顺心;可可性子野,倔,她讨厌政治,高考时坚决不复习,结果政治只考了19分,落榜。聪聪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们找关系反反复复说情,几个月前才给解决。

这种破碎怪谁?怪我?

你说今年到长寿湖聚会?不,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地点:重庆市杨家坪)









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我太怀念我妈妈了!她一辈子吃的苦太多。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我当右派远离家乡,给她打击太大。我走时,她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每天晚上,她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看月亮一寸一寸移动,通宵不睡。妈妈后来生病,癌症,就和她长期忧郁、伤心、孤独有关。她到重医去看病,瘦得像干柴,医生担心她走不回家,就说,老太婆,你啷个不喊你娃儿陪你来?医生还说,你身体太弱,要多喝点牛奶。我妈妈说不出话,要有钱喝牛奶,也就有钱住院了。有一次,一个护士看我妈妈实在站不起,赶紧给她找了一碗牛奶喝,她才挣扎走回家。

妈妈孤身一人,有病,没工作,勉强挣扎去帮人家干点杂活,挣点小钱。我在长寿湖没日没夜的劳动、挖土、喂猪、挑粪,哪里需要就把我赶到哪里去干活,唯独妈妈需要我照顾,我去不了,尽不了一个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孝道。

(李吾贞泪水流出来)

你不晓得,我们当年春节回家探亲的那个心情!船走上水,慢,我们归心似箭,当然更觉得慢。路上我们数岸边的树,一棵,两棵,蜗牛似地往后移。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假,路途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惜,让人心痛。只要远远看见,甚至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了朝天门的灯光,就兴奋得心扑扑直跳,赶紧收拾自己的背兜、年货,早早的背在身上,站在船舱边。

到了朝天门,争先恐后下船。冬天,水枯,下船后要过一大片沙滩。我前面抱一个娃儿,背上背一个背兜,心急火燎往上赶。沙子往下陷,越急越走不动,每次过那片沙滩,我都出一身大汗,不过心情很愉快,要到家了!

妈妈没盼到我获得平反就去世了,她后半生太苦!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说他参加过反动帮会一贯道。一贯道是个民间帮会组织,我父亲是个普通市民,一个小人物,共产党把他判了一年管制,父亲胆子小,害怕,服毒自杀了。他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直到我下放长寿湖。

妈妈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思念她,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想哭。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缺吃,喝牛奶不成问题,又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她享受不到了,一天都没有享受过。

1955年搞肃反,把我关起来审查了几十天,反复追问我父亲那点问题。解放前他加入一贯道时我才十来岁,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去调查嘛,我真的不晓得。后来把我放了,不说个所以然,莫名其妙整一通。1957年我把这事拿出来说,同别人发生争执,我性子烈,一口给她啐去,厉声说,我不相信你还能把我打成右派!

我才25岁,说不上懂事,政治上的事更是不懂。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下农村,给我安的罪名是自由主义和思想问题。

我第一个女儿小小1960年生在长寿湖。你问她为啥叫小小?她......小小......她的身世很不幸,农场的人都知道。取名小小,当然......当然有原因。

(李吾贞欲言又止,我未追问,我已从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这段伤心事。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一个女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个人的隐私,此处隐去。)

1962年我在同心岛与孙静轩(重庆市文联右派,详见孙静轩)结婚,婚后还不到一年,孙静轩就调离长寿湖,去了成都。那时我已经怀了孕,好几个月了。

生了可可(第二个女儿)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拖两个女儿,天天上坡劳动,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个背兜(收工时捡点柴),一只手拖锄头,一只手拖小小,到了山坡上,我把两个娃儿放在土坑里,任风吹日晒。远远听见她俩在哭,我也想哭,不敢哭。每天的劳动量要完成,不完成要挨斗。收工时背一背柴,抱一个拖一个往回走。最缺德的是每天晚上学习思想改造,我累得死去活来,请求宽松一下,让我照看孩子,不行!思想改造雷打不动。

这个时候我妈妈病了,得了胃癌。我万分焦急,回不了家,又没有钱,这边,照顾不好女儿,重庆,照顾不了妈妈,成都,照顾不了丈夫,我一个女人,好难呐!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孙静轩提出离婚。我理解他,他独自一人在成都,长年累月,没人关照,也难。还有,我在长寿湖改造,遥遥无期,哪年是尽头?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在我最苦最苦最难最难的时候提出分手。

1965年,他来长寿湖办离婚,我抱着可可同他一块去邻封镇办手续。那天天气寒冷,阴惨惨的,我忍住眼泪,把可可递给他,说:你抱她一下。

他离开长寿湖时,我把平时腌的两只鸭子交给他,让他去看看我妈,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她。

(讲叙至此,李吾贞难以自抑,泪流满面)

我当时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有多大!

我当然想到过死,经常想,但我晓得我不能走这条路,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小小、可可和我妈妈。我一走了她们怎么活?而且还要给我再加一个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罪名。

那些年,最争气的是两个女儿,她俩从小在山坡上敞放,风吹日晒,居然不生病。幸亏没生病,否则她们可能完了(那偏僻荒岛,哪儿去求医?),我也可能完了。

1970年,我又结婚了,他是市总工会的右派,郑汉生。

孙静轩托他在长寿湖的好朋友聂云岚等人给我找个人,聂云岚他们很热心地为我张罗。同心岛有个右派郑汉生,40岁了还孤身一人。郑汉生自身条件不太好,个子矮,又不能干。黎民苏他们早早就找了个农村姑娘,郑汉生就不行。聂云岚说,郑汉生还是有个特长会劈柴。我同他结合当然不是看中这个特长。

他身体不好,自理能力又差,病了,躺在床上不吃饭。我煮点泡饭,叫可可端去,可可送去的饭,他都吃,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很同情。

结婚后,按我本意,我决不愿再要孩子,两个女儿已经把我磨得够惨,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再生养孩子我压力大。但是,郑汉生有权利要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我完全是为他着想才生的聪聪(第三个女儿)。

婚后我并不感到轻松,郑汉生这个人管不住他那张嘴,用重庆话叫干精火旺,经常张口叽叽呱呱一阵乱说。那是啥子年代?要惹事呀!孙静轩也敢说,又同捕鱼队那帮不服气的人抱成一团,经常有人警告我,弄得不好要出事,再抓一个反党集团容易得很。同郑汉生生活又是担惊受怕。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要对她们负责,要平平安安把她们养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怕惹事,只想有个安稳的家,过点小老百姓的安宁日子。

1974年,鉴于我妈孤苦一人,重病缠身,劳动局终于恩准我回到重庆。妈妈上医院总算有人陪了,可惜她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我与郑汉生的婚姻原本勉强,我回城两年后,我们分手了,女儿聪聪留给他。我不是不牵挂她,她才几岁,怎么不挂牵?没办法呀。聪聪长大后不理解我,觉得我抛弃了她和父亲,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我又结了婚,他也是长寿湖的右派,这你已经看到了。

我三个女儿,现在分别归属三个家庭,小小跟着我;可可判给孙静轩(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成都);聪聪同郑汉生生活。三个女儿都是我心头的肉,都让我牵肠挂肚。小小柔弱,胆小怕事,工作不顺心;可可性子野,倔,她讨厌政治,高考时坚决不复习,结果政治只考了19分,落榜。聪聪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们找关系反反复复说情,几个月前才给解决。

这种破碎怪谁?怪我?

你说今年到长寿湖聚会?不,我决不再去长寿湖,决不再去!不是你来,我提都不想提到它!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地点:重庆市杨家坪)









************************************************************


《人与人权》(http://www.renyurenquan.org)发表的文章文责自负,
均不代表中国人权http://www.hrichina.org/chs)的立场观点,除特别注明。

主编:胡平
责任编辑:一平
投稿和联系信箱:communications@hrichina.org

编辑部


 
编輯聯繫 | 輯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