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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贵阳
欧阳小戎 (贵州)


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


 
我的贵阳肮脏、混乱,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这其中或有难以言表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别人的贵阳相比,我的贵阳卓尔不群吧。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太过于混乱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能够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与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快乐。并且,就象你一样,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是不恰当的。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尽管他的女儿还未成年,但他毕竟已经年长。有时他会喃喃地念叨,似乎在自言自语:"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又抬头望我一眼,心情高兴起来。"但是你可以!你肯定能看到!"我很想回答:"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看到什么。"但是这话难以启齿。
 
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我在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四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那张床虽不算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那车似乎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去试图关怀别人。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但是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一次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夜色格外黑,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尽管未婚妻很快就要到来。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而这眼光里往往充满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未婚妻而带。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
 
在贵阳,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便迁到室外;等到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但是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似乎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丝毫没有寒酸感。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揠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揠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


 
我的贵阳肮脏、混乱,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这其中或有难以言表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别人的贵阳相比,我的贵阳卓尔不群吧。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太过于混乱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能够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与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快乐。并且,就象你一样,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是不恰当的。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尽管他的女儿还未成年,但他毕竟已经年长。有时他会喃喃地念叨,似乎在自言自语:"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又抬头望我一眼,心情高兴起来。"但是你可以!你肯定能看到!"我很想回答:"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看到什么。"但是这话难以启齿。
 
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我在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四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那张床虽不算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那车似乎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去试图关怀别人。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但是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一次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夜色格外黑,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尽管未婚妻很快就要到来。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而这眼光里往往充满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未婚妻而带。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
 
在贵阳,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便迁到室外;等到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但是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似乎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丝毫没有寒酸感。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揠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揠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


 
我的贵阳肮脏、混乱,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这其中或有难以言表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别人的贵阳相比,我的贵阳卓尔不群吧。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太过于混乱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能够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与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快乐。并且,就象你一样,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是不恰当的。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尽管他的女儿还未成年,但他毕竟已经年长。有时他会喃喃地念叨,似乎在自言自语:"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又抬头望我一眼,心情高兴起来。"但是你可以!你肯定能看到!"我很想回答:"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看到什么。"但是这话难以启齿。
 
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我在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四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那张床虽不算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那车似乎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去试图关怀别人。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但是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一次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夜色格外黑,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尽管未婚妻很快就要到来。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而这眼光里往往充满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未婚妻而带。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
 
在贵阳,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便迁到室外;等到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但是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似乎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丝毫没有寒酸感。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揠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揠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


 
我的贵阳肮脏、混乱,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这其中或有难以言表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别人的贵阳相比,我的贵阳卓尔不群吧。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太过于混乱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能够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与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快乐。并且,就象你一样,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是不恰当的。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尽管他的女儿还未成年,但他毕竟已经年长。有时他会喃喃地念叨,似乎在自言自语:"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又抬头望我一眼,心情高兴起来。"但是你可以!你肯定能看到!"我很想回答:"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看到什么。"但是这话难以启齿。
 
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我在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四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那张床虽不算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那车似乎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去试图关怀别人。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但是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一次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夜色格外黑,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尽管未婚妻很快就要到来。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而这眼光里往往充满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未婚妻而带。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
 
在贵阳,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便迁到室外;等到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但是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似乎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丝毫没有寒酸感。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揠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揠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


 
我的贵阳肮脏、混乱,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这其中或有难以言表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别人的贵阳相比,我的贵阳卓尔不群吧。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太过于混乱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能够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与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快乐。并且,就象你一样,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是不恰当的。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尽管他的女儿还未成年,但他毕竟已经年长。有时他会喃喃地念叨,似乎在自言自语:"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又抬头望我一眼,心情高兴起来。"但是你可以!你肯定能看到!"我很想回答:"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看到什么。"但是这话难以启齿。
 
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我在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四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那张床虽不算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那车似乎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去试图关怀别人。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但是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一次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夜色格外黑,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尽管未婚妻很快就要到来。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而这眼光里往往充满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未婚妻而带。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
 
在贵阳,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便迁到室外;等到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但是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似乎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丝毫没有寒酸感。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揠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揠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


 
我的贵阳肮脏、混乱,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这其中或有难以言表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别人的贵阳相比,我的贵阳卓尔不群吧。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太过于混乱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能够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与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快乐。并且,就象你一样,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是不恰当的。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尽管他的女儿还未成年,但他毕竟已经年长。有时他会喃喃地念叨,似乎在自言自语:"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又抬头望我一眼,心情高兴起来。"但是你可以!你肯定能看到!"我很想回答:"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看到什么。"但是这话难以启齿。
 
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我在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四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那张床虽不算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那车似乎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去试图关怀别人。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但是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一次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夜色格外黑,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尽管未婚妻很快就要到来。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而这眼光里往往充满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未婚妻而带。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
 
在贵阳,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便迁到室外;等到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但是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似乎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丝毫没有寒酸感。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揠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揠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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