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致函给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尔，为目前正被中国安全部门关押的旅美学者高瞻的释放发出呼吁。

中国人权今天致函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尔（见附件一），要求他们会见中国主管外交的副总理钱其琛时，向中国政府提出立即释放被已经非法关押一个多月的旅美学者高瞻。 高瞻是美国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研究人员，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今年 2 月 11 日，薛东华和高瞻夫妇及美籍幼子安德鲁・薛，在回中国省亲时被安全部绑架式失踪，夫妻及五岁幼子安德鲁・薛被警察强迫拆散分别关押，根本不顾薛东华将孩子交亲属照看的要求和孩子每天的哭泣，薛东华和幼子关押近一个月现已返回美国，高瞻女士仍关押秘密地点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薛东华说关押原因仅是高瞻女士曾经二次受邀访问台湾及发表过两岸问题的学术文章。

中国人权於 3 月 20 日分别致函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尔，要求他们在会见中国副总理钱其琛时，向中国政府提出立即释放回国省亲被关押的旅美学者高瞻女士。

中国人权强烈谴责中国政府非法拘押薛东华、高瞻一家，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对五岁幼儿安德鲁・薛也施加人身拘禁，造成他精神和心理的严重伤害。中国政府对居住国外回国探亲的华人或者华裔，采取非法随意拘押的手段任意侵犯人权，并非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1999 年，美国迪肯森大学的历史研究员宋永毅，在回国探亲、参加会议和蒐集文革的研究资料时，被拘留了 6 个多月。在国际社会强烈的呼吁下，他才得以获释。近期更有不少这类的人权侵犯个案，例如耶鲁大学的一位学者，在返回中国探亲时，被中国警察非法秘密拘押，由於美国国务院出面大力营救，才在保证不将拘押情况公开后，被警方释放遣返美国。再如美国某广播电台的女记者，在入籍美国后回到中国探亲仍然遭到拘押。这种日趋严重频繁的人权侵犯情况说明，仅仅靠美国国务院私下解决，反而有可能助长了中国政府类似的人权侵犯。针对中国政府随意非法拘禁回国探亲人士的严重情况，不仅美国国务院应该依循外交途径营救，同时也要有事实充份的揭露和严正谴责，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重要国际场合，公开事实施加有力的影响和压力，只有各种方式协同和相互补充，才能做到救援被拘押者并促使中国政府从根本上转变。中国人权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高瞻博士，并且对给他们一家造成的精神和物质损失予以赔偿。

>

>

尊敬的布什总统先生：

在您即将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之际，我们写这封信提请您关注高瞻博士的情况。高瞻是美国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研究人员，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现在她已在北京被强行拘留了 30 多天。我们吁请您在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瞻，以使她能跟家人团聚。她的儿子是美国公民，她和她的丈夫正在等待归化为公民。

2 月 11 日，高博士、她的丈夫薛东华以及他们五岁的儿子安德鲁，在回中国探亲返美的途中，在北京机场被中国国家安全部警察拦截。国安人员把他们的行李里里外外搜查了 90 分钟而一无所获后，把他们三个人分别拘留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被审讯并被拘留了 26 天之后，薛东华才被释放，儿子才重新回到父亲身边。

在被拘留期间，薛东华再三要求当局允许他的儿子跟着他，或者跟着他的妻子，哪怕是把儿子送回到他的祖父母身边。但他的这一要求跟他提出要请律师的要求一样都被拒绝了。他们的亲属和工作单位都不知他们的下落，美国驻华大使馆也不知道。薛东华被要求交待他妻子高博士的研究、出版和以前随团访问台湾的情况。

高博士、她的丈夫薛东华和他们的儿子安德鲁都没有犯任何罪。极显然，他们被不公正和被任意地拘留。这不仅违背了国际人权准则，也违背了中国自己的法律。高博士目前仍被拘留着。

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回国被拘留的情况，此已不属首例。1999年，美国迪肯森大学的历史研究员宋永毅，在回国探亲、参加会议和蒐集文革的研究资料时，被拘留了 6 个多月。在国际社会强烈的呼吁下，他才得以获释。

我们随信附上高博士的丈夫详细讲述他们被拘留的情况的报告。布什总统，我们敦请您把高瞻的案子提交给钱其琛副总理，并要求立即释放她。

您诚挚的

>

>

1 月 19 日，我跟我妻子高瞻博士和我五岁的儿子安德鲁・薛访问中国。我儿子是美国公民，我和我妻子是美国永久居民，正在等待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2 月11 日，在我们返回美国的途中，在北京机场，我们突然被中国国安局拘留。开始，他们用了一个半小时彻底搜查了我们的每一件行李，最后，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没有发现。但是，他们仍然强行把我们开车带到离北京机场两个小时车程的陌生的地方，而没有对我们做任何解释。我们三个人被隔离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互相没有音讯达 26 天，直到我和我儿子在 3 月 8 日被释放。自从 2 月 11 日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见到过我的妻子，不知道都有什么事发生到她身上。

在 26 天的拘留期间，第一个星期，国安局再三地问我几个问题，其后就不再理我了。我被关在一个单人房间里面，不能读书、看电视、听收音机、打电话等等。他们不停问我的问题是我妻子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的细节和她 1995 年和 1999 年的两次台湾之行，包括她所写的东西（1997 年她拿到了 Syracuse 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 ），她研究的资料来源，谁组织和发起的台湾旅行，在台湾她都见了谁。我能想像我妻子直到现在一直会被问同样的问题。过去海外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和大陆人访问过台湾，包括中国高阶层的官员，我确实弄不明白她公开发表东西、跟团访问台湾有什么错。

当我们被分别拘留的时候，我被告知我儿子被搁在幼稚园。我正式要求他们让我儿子跟我们两人中的其中一人呆在一起，或者至少把他送到我父母或岳父母那里，让他跟他们呆在一起，因为我儿子认识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了我的反复要求。他们告诉我，见我儿子的唯一方式是告诉他们不利於我妻子的更多的故事。事实上，他们是用我儿子作人质，强迫我说出一些反对我妻子的事情。但是，我从来不相信我妻子会做反对中国政府的任何错事，我完全相信我妻子是无辜的。

我的另一项要求找律师的正式请求也被国安局拒绝了。他们告诉我他们只是想跟我谈谈，还没到我要找律师的时候，但事实上他们在我被拘留的长时间里只是在最初几天跟我谈话。

而且，在我们被拘留后，国安局也没有通知我们在中国的家人，我的美国公司EDS ( Electronic Database System ) 的老板，我妻子工作的学校美国大学。我们的家人和公司至少有两个星期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为我本来应该在到家后给在中国的家人打电话，并且在 2 月 12 日，即被拘留的第二天要到公司报到的。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家人和在美国的老板都相信我们被绑架了，甚至料想我们可能已经被绑架者杀害了。EDS 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律咨询委员会花了几个星期在全中国寻找我们。我们的教堂失去了我们能生还的希望，甚至为我们的全家－─当然包括这个五岁的可怜的孩子－在准备一个悼念仪式。大约在 2 月底，EDS 终於通过在北京的美国使馆发现了事实真相。感谢 EDS 和美国大使馆的努力，我和我儿子在 3 月 8 日被释放。国安局只是告诉我，“谈话”期已经结束，我必须尽快离开中国。他们不仅没有对他们对我和我儿子所做的一切道歉，反而迫使我签署一份书面保证，保证不将这 26 天拘留中他们做的任何事告诉任何人。他们威胁我，如果我说出被拘押期间他们的所为，将对我仍被拘押着的妻子产生严重的消极的后果。我要求在我离开中国之前见见我妻子，至少让我可怜的儿子见一眼他的妈妈。但是我的这一点起码的要求也被他们残忍地拒绝了。

我们被非法拘押之中，有几点要着重突指出：

．我妻子一直被拘押，只是由於她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她已经被拘押了一个多月，目前仍没有任何理由<<和和>>法律手续的被拘押着。

．我没有任何原因和手续的被拘押。作为 EDS 司的一个高级电脑系统的经理，自从 2 月 11 日，我一直未能工作。这对於我自己的职业和我的公司－一个排名在世界前 50 名的信息技术公司－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的幼小的儿子，一个美国公民，以一种除了那群没有人性的中国国安局人员没有人能理解的奇怪的理由被拘押。他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

．国安局人员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国安局人员在他们拘留任何人后，必须立即通知被拘留者的家人或亲属。拘留期不得超过 15 天。按照国际条约，如果中国政府拘留美国公民，必须知会美国驻华使馆。在我被拘押的第一天，我就提醒国安人员就我儿子的处境通知美国大使馆，但他们说这不关我的事。然而当我儿子获释后，他们却告诉美国大使馆说他们起初并不知道我儿子是美国公民。

我相信，美国是以它的利益来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的这个案子，特别关系到旅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以及出版的自由问题。

我衷心希望美国政府、美国大学和其他机构尽最大努力来帮助我的妻子，以使她尽快获释。鉴於她身体素质差，又有心脏病，我怀疑她是否能度过漫长的拘留期。我也非常担懮我儿子的精神健康问题，因为他不停地问妈妈在那里。

我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大学和其他机构在跟中国政府进行人权对话时，特别是在中国副总理钱其琛下周访问华盛顿期间把这件不寻常的残忍的案件提交给中国政府。 我们所要的是旅行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遵照中国法律的合法正当的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