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女秘书童屹出狱后备受迫害凌辱，没工作没身份证遭关押要出国又遭刁难阻碍，美国人权报告说异议人士不是坐牢就是流亡还不完全，出狱后的异议人士更是死不了活不旺，中国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异议人士。

柯林顿政府本月三十日即将发表的九七年度人权报告指出，九六年中国的人权恶化倒退，中国活跃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关入监狱就是流亡海外。实际这一结论还不是全面的概括总结，因为离开监狱的异议人士所受到的迫害凌辱，没有能够涵盖在这一总结内。而异议人士历经监狱的改造洗脑，重新回到社会又遭受的人权侵犯和剥夺，其严重程度和性质是应该与监狱的关押迫害相提并论的。魏京生原来的女秘书童屹自九六年十月初，经过两年半劳改队的改造，回到家中几个月来的遭遇，就是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这类严重迫害的一个典型事例。

童屹九六年十月三日自劳改队返回家中，既开始找公安部门办理与自己身份有关的证件。这主要是在当地公安局申报自己的户口，向抓捕她的北京公安局索要她的身份证，以及她在北京政法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习成绩单等等。童屹知道，没有这些证件，她就是中国社会的“黑人”，既得不到承认和工作，也没有办法办理出国手续，前往早已录取她并还保留了她入学资格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单单是在她家的居住地登记户口，童屹和她的母亲在几个星期里每天从早找到晚，被劳改队和公安局派出所像皮球似的推来推去。一九九四年四月童屹当初在北京被抓的时候，个人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书等所有证件全被北京公安局收去，包括她原来的丈夫的打字机等私人财物在内，劳改期满回家时并没有还给她。而且她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也还在北京魏京生弟弟魏晓涛的家里。虽然童屹离开劳改队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强制措施，完全应该有人身行动自由，但童屹还是通过父亲向公安局打招呼，表明要前往北京索要证件和拿回自己的生活用品。公安局的干警对此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但是童屹於九六年十月十五日早晨四点多钟到达北京，却被二十多名守候在北京车站的警察强行抓走，关押到北京收容遣送站，是一所专门关押无家可归的游民流浪汉的收容所，里面极其肮脏混乱和管理专横。童屹失踪多日后，她武汉的父母和北京的姐姐多日打听寻找，才从北京公安局获知，已经被公安部门收容关押起来，理由是童屹来北京没有身份证。就这样，北京公安局非法收走了童屹的身份证，当童屹找警察要身份证时，又被以没有身份证关押起来。童屹一直被关押到十月二十六日，然后像盲流一样由北京押回武汉，由她的父母从收容遣送站领回家来。从小带大童屹的外祖父最近病危，童屹母亲希望童屹和她一起到无锡看望外祖父，以免留下未见最后一面天人永绝的遗憾。但是武汉警察拒绝了童屹母亲的要求，说童屹没有身份不得离开武汉，否则后果自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童屹在国内没有工作没有身份证，总是遭受各种骚扰刁难的情况下，决定仍然申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鉴於她未能上学是非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同意她可以继续前来学习，并很快给她寄去了入学通知书，要求她於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到学校报名入学。但是她在中国又遇上了种种刁难和阻力。高教局要求查看她的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并且要查看她的身份证，否则不给办理。这些东西全在公安局的手里，不论童屹和她的亲属如何寻找北京公安局、武汉公安局，公安干警都拒绝将童屹的这些私人证件归还，对他们的要求百般推诿或不加理睬。童屹只有试图补办新的证件，她和亲属费尽心力，在童屹本人不能去北京的情况下，终於从童屹的母校北京政法大学开出了毕业证明等证件。但是在办理身份证时，她又撞上了玻璃墙，只能看到而无法拿到身份证。公安局说童屹要办身份证首先要在派出所登记上户口。经过各种努力一个多月后才登记上户口，警察又说要办理身份证，派出所首先要调查了解童屹原来的身份证到哪里去了。警察明明知道童屹的身份证被公安局收走了，也知道童屹急需申办出国的护照，仍然说这项调查最少需要三四个月。童屹要求按照身份证管理条例的规定，有急需情况的时候可以先办理临时身份证，警察则说劳教回来的人不给办理临时身份证，必须按照申办正式身份证的手续一步一步来。因此，已经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时间，由於中国公安部门的有意刁难和设置障碍，童屹的身份证还不知道何时才可以领取，更不要说申办护照的事情要等到何时了。警察同时还常常警告和骚扰童屹及其亲属，如向童屹的父母要求：1.家长要教育童屹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不从事与党和国家作对的事情；2.不要利用境外的势力，境外势力再强大，也强大不过中共，想依靠境外势力，只会让童屹倒脢吃亏，家属倒脢吃亏，等等。

中国人权从国内所了解的情况看，像童屹一样离开劳改队后遭受各种迫害和欺辱者，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不少异议人士被这种迫害欺辱逼得死不了活不旺，处境十分悲惨。如南京的徐水良，离开监狱已经七年，由於警察的骚扰迫害，至今还没有工作，安徽的马良刚也已经离开监狱三年多，同样没有工作，他们还常常被警察无原无故的抓起来。正是由於这种迫害和欺辱，许多异议人士才被迫挺而走险，流亡或是逃亡国外。因此，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注意到中国异议人士不是被关入监狱，便是被迫流亡国外的同时，应该同样注意到离开监狱劳改队的异议人士的悲惨处境，对他们伸出援手，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他们的任意欺凌刁难，使异议人士的生存权和其他权利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