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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得有尊严:最后的人权 ——读黄文广的《红小兵》

2012年07月09日

读着黄文广的《红小兵》一书,我越发感到不安,禁不住问自己:我是否剽窃了黄的人生?或者,黄的家庭回忆录其实是把我的家史揉合在一起的小说?

黄的回忆录把我们带回到了四十年前,述说了发生在毛泽东共产党政权下的真实故事。本书讲述了作者在中国发生新、旧文化剧烈冲突年间成长的经历。它不仅重现了过去,而且也会激发我们的兴趣、帮助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和政治。

1974年十岁的黄作为家里的长子成了奶奶棺木的看护人,晚上他还睡在旁边。自从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后,政府废除了传统的土葬,但黄的奶奶坚持要死后土葬。随着年岁增加,她也愈发关心自己的归宿。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黄家不得不悄悄地做好棺木土葬的准备。这一下就是十五年。其间家庭时刻生活在担忧之中,唯恐被政府察觉,因为那个年代政府把传统的婚丧嫁娶方式斥责为“旧时代腐朽、残酷行为”,沿袭旧习惯会带来不测的惩罚,家里为此也时常爆发冲突。

我和黄文广的人生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有六年还在复旦校园相会。1964年黄出生在西北陕西省首府西安;一年后,我出生在邻近的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他生长在一个三世同堂的七人大家庭里,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员、单位干部;我也有一模一样的家庭结构。作为长子,黄受到更多疼爱,家庭对他也抱有最多希望;作为家里的小儿子(我父母喜欢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母也更疼我,尤其外婆娇惯我最多。我们俩人童年最温馨的记忆都来自我们的奶奶和外婆,她们都把我们当成没有暖气的严寒冬天的“脚焐子”。黄家的棺木让我想起了我父母为我外婆准备的黑色棺木,但由于有黄家父母同样的担忧,1984年我外婆去世后被送去火化,棺木并未派上用场。

我和黄文广都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远离家乡到上海复旦求学;黄比我晚一届。他是外文系英语专业的,我学的是国际政治(但我系有复旦“第二外语系”之称)。我们都同住七号楼宿舍。毛时代后的校园掀起了知识启蒙,康德、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风靡一时,对我们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美国之音”成了我们学英语和听新闻的伙伴。乔治∙奥威尔的《1984》让我们同样激动。我们的校园生活都被父亲的病逝打断,而且他们同样患的是肺癌;后来我们都不顾其他家人的反对,坚决支持我们的母亲再婚。

同样不顾父母的告诫,我们俩人都积极卷入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最终受到纪律处分。因为我当时已是教师,不再是“天真单纯”的学生,遭遇要惨些。后来我们又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解救:我们在校园结识的美国教授帮助我们进入美国的大学读研究生。1990年,黄怀揣60美元来到美国。在干过餐馆工等各种经历后,他毕业后成了作家,以英文写作为生。也就只有100美元,我到费城开始我的新生活。现在,这本书和书评又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对比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基本把本书的故事梗概说清了。如果说我们生命中的平行和交汇给我某种优势来品评本书,我对书中内容的熟悉又使我成了更加挑剔的读者。我必须说,作者把许多普通的人和事编制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通过一系列惊奇、讽刺和荒诞的小故事,作者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我们知道,要找到真实的故事不容易,要写出精彩的小说也不容易,而在此书中,黄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既真实而又精彩的故事。

在阅读本书时,我始终在想三个问题:作者都回忆了些什么?在描述一代中国人时,我们又看到了哪些缺失?通过写作,作者又发现了什么?

在黄的回忆中,奶奶的棺材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不断提醒人们生命的不测、焦虑和死亡。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中,棺木具有多种含义。它既是装尸体的,是活人的最终归宿,是人们的“老屋”,又是超渡人们生死轮回的舟筏。传统的中国人信奉生死轮回、祖先保佑、阴间团聚和灵魂感应,为活人预备棺木是要让他熟悉“老屋”,减少对死亡的畏惧,同时加强代际之间的关系。书中的父亲不止一次地提到,体面的土葬是对父母尽自己的孝道和感恩。

但书中的悲剧在于,棺木成了家庭矛盾冲突的根源,结果老少两代最终都对它产生了某种不快。在中国物质匮乏的年代,做个棺木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存放也不容易,矛盾难免不产生。再说,政府力行“破除四旧”,其残忍方式使人心存畏惧,尤其对被控制得更严的城里人来说,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得跟对风向、站对立场。而1973年,在书中的奶奶要过七十三岁生日时,身体日渐衰老的她更是强烈地感到大限的临近。七十年代的自然灾害,例如频繁的地震,时刻提醒她死亡的威胁。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奶奶的焦虑更多产生于她日渐猜疑她的儿子是否会给她土葬。她的儿媳妇从未支持过做棺木、搞土葬,而全国推行火葬的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她的儿子是个党员,这些都让她信心不足。

如果说,在传统中国,家中的棺木使得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那在共产党中国,棺木却把生命用死亡笼罩起来,不断侵蚀着生命。中国共产革命打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引入了无神论和唯物论,剥夺了人们的灵魂、信仰和心灵安慰,使得死亡变得恐怖不堪。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人们还可以看到共产党统治的虚伪和矛盾:毛泽东禁止中国人依照传统自由选择死亡安葬仪式,他却给自己一个特权躺在水晶棺里,供世人瞻仰敬拜。

书中的奶奶最终并未送归故里与她的丈夫合葬一起;我自己的外婆也是送去火化,没能用上给她预备的棺木。保留棺木和土葬成了无数中国家庭保存传统、抵制党的控制的一种方式,但对中国无数的守棺人来说,共产主义的破坏力势不可挡。

棺木、丧葬和死亡构成了书的主旋律。传统观念让书中的奶奶笃信,只有安放在棺木中土葬,她才会与她的丈夫在阴间团聚——她不敢想象死后被丢进焚化炉里去烧。但共产党的宣传,尤其是阶级理论的一套,把传统的丧葬描绘成富人的死亡仪式:他们不忘牺牲穷人,尤其是穷人小女孩,让他们继续在阴间还服侍富人。作者用了近乎荒诞的手法描述了毛的追悼会,开始流露出他对传统丧葬的矛盾心理:他想让自己的奶奶也能享用同样的排场;另一方面,他这个孩子对大人们过火的表演又感到不适。他的一位爷爷辈的亲戚的丧事让他有了更多的负面看法。在大学里看过话剧《北京人》,行将就木的老太爷和他那口已反复漆了十五年的寿木给黄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沉溺于死亡既可是内心空虚的表现,又会变得荒诞。黄更进一步怀疑保留传统丧葬的必要,开始反叛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反叛部分解释了为何他缺席奶奶的丧事和在父亲的丧葬活动中表现欠佳。但我们从70年代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开发和利用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消失的又一因素:古董的商业化开发利用并未真正将中国人与传统在精神意义上连接起来,而只是把中国的传统暴露在更快速的风化雨蚀之中。黄家在河南的祖坟最终被埋在了新开发项目下,也再次证明市场化的列宁政权对中国传统的杀伤力。

在我看来,书中的棺木更可能是一个政治比喻。用美国作家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小说来比喻,中国始终生存在“死亡综合症”下:一方面,生存等同于无穷无尽的磨难,人们有向往死亡的冲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摧毁了人们最后的精神慰藉,对死亡的恐惧又无比强烈。就像珀西小说里的官员和科学家所作所为,共产主义政权把毒素注射进人民的精神意识层面,阻止越轨行为(比如“四旧”和“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之类),塑造整齐划一。这种控制体系却又在阶级斗争的掩盖下鼓励人们从事各种党认可的犯罪。

本书清楚地告诉读者: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生活是人的基本人权,但在中国它遭到了系统的剥夺;同时中国人也被剥夺了最后一项人权:死得有尊严。

如黄在书中描写的,生活在毛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是物质匮乏和被剥夺,而仇视、挫折、恐惧、猜忌、出卖、荒诞、犬儒和拉关系充斥日常生活。生活中却鲜见个性、独立性、创造性、高远志向和对国内外人类生存状况的客观认识。在英国留学以后,同时见证了自己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内心觉醒后,作者猛然意识到,亲昵、温馨和爱情在中国家庭里是不存在的。黄在书中写到自己的觉悟:“我渴望生命中的自由,而不是受制于安排。我感到我已经有能力在生命中做出自己的独立选择,而不是按家庭或国家的要求去做。”

中国人的物质匮乏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中多多少少地得到了解决,但中国的问题远较此更为复杂。作者写道:“一夜之间把一个国家与悠久的历史传统割断开来是复杂的事。它最明显地反映在我父亲的矛盾性中。而我就在这种矛盾中长大,把意识形态和信念混杂了起来。”深层的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被剥夺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修复。作者的、也是我的同代人现正在运作和管理中国,也正在准备接任统治中国,但这是一个深深受到创伤的一代,即便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也未能经历良好的道德和精神教育。黄是少有的幸运者之一。在追溯整个二十世纪的家族史、访问自己的老家后,在欧美学习、工作和生活若干年后,作者有幸找到了爱、亲密和温馨的意义,发现了个性、人格完合,同时还有灵魂、转世和宗教信仰(即有佛教也有基督教)。书的结尾处让人感到某种希望,因为作者最终与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实现了精神上的沟通,也与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魂连为一体;但恰在此时,他遭到了中国政权更大的排斥。读到书的最后文字,却让我伤心:“每次从海外旅行归来,从飞机上看到熟悉的芝加哥,我都要悄悄对自己说:‘我回家了。’”我自己作为一个漂泊者,我知道我现在比我在中国时更中国;但只在纽约我才有归家感。尽管毛已死三十多年,但对中国人来说,肉体上的流放仍然是内心觉醒的前提或结果。具有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自省意识的思想家在中国仍然不受欢迎。这或许在提醒我们,一个黑色的棺木依然还沉沉地挂在中国上空,阻碍着中华民族真正回归到自己精神和文化的家园。

阅读此书不难引起我的共鸣。为了知道作者是否能跨越文化和代际的障碍,征服美国年青读者,我要我的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与我同读该书,并写出她的评论。竹力这样写道:

尽管我喜欢读书,但偏好小说胜过非小说类作品。黄文广的回忆录《红小兵》是今年我读的一部感人之作。黄把他的过去生动地再现出来。我尤其钦佩他把事件和故事串起来的技巧。老实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毛时代的政治更是如此。但读完本书后,我对共产党体制的弊端及其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冲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红小兵》展示了毛为首的中国政府的虚伪性和服从、压迫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这些主题一定会激发起美国年青人的兴趣。不仅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他们不熟悉的社会和文化,而且会更加珍惜自由和探索这些普世主题。我特别推荐高中的世界史课把它用作选读教材。几周以前我和我的同学们读了一本有关北朝鲜政权的书,激发了我们在课堂上和课外的许多讨论。我相信这本书会产生同样、甚至更大的效果。

我喜欢此书的又一个原因是,它的许多具体细节和内容让我想到我父母讲给我听的他们的童年。在对待政治问题上,黄和他父母的冲突使我联想到我父亲与他父母的冲突。黄和我的父亲就读的是同一所复旦大学。

读完《红小兵》,读者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自由的真谛是普世需求,而不是一项特权。不管是否面对奴役、政治压迫和社会不义,人性的力量和精神都会引领我们通向自由。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和他的合作者们在《专制人格》一书中写道:“如果恐惧和破坏是法西斯主义的情感源泉,那大爱则属于民主。”在一个正常社会,爱应该渗透到整个生活。人们不仅可以享受民主的生活方式,而且爱也应该充满死亡的过程。这也许就是我和我女儿从该书领悟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夏明是纽约市立大学史泰顿岛学院和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著有《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人大与中国治理》(卢特吉出版社2008年)和《中国民主维纳斯》(中文)等著作。他也是HBO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2009年)的共同制作人。目前,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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