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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屠杀场

2012年11月20日

《毛的大饥荒:中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灾难,1958-1962》
作者:弗兰克•迪卡特尔
出版:瓦克尔出版社
精装本:2010年9月,420页
平装本:2011年10月,448页

《墓碑:中国大饥荒,1958-1962》
作者:杨继绳
编辑:爱德华•弗里德曼、郭建、毛雪萍
翻译:毛雪萍、郭建
出版: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
精装本:2012年10月,656页

《中国大饥荒,1958-1962:历史的记录》
编辑:周逊
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精装本:2012年7月,204页

这几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证明了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共领导人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场最严重的灾难。

迪卡特尔、周逊和杨继绳撰写的书,主要是根据他们从中国大陆官方档案中搜集到的文件,同时对一些幸存者和退休干部所进行的采访写成。迪卡特尔和周逊在香港联合进行一个合作项目,他们搜集了1000份文件;杨继绳居住在中国大陆,搜集了3000份文件,总共将近400万字(杨的《墓碑》英文版根据中文原著翻译,原著篇幅要比英文版长很多;毛雪萍和郭建的翻译非常精彩)。三位作家都得益于1990年代早期开始放松的档案政策。大部分文件来自省、市一级或下属机构的中共档案。他们虽然仍难于进入中央档案馆,但可以利用外交部、粮食部的档案。有了这个途径,加上他们分析和组织海量材料的技巧,使得他们的书对大跃进这段历史的叙述,在权威性、全面性和详尽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迪卡特尔写道:“档案证明……1958至1962年大饥荒期间,保守估计,过早死亡的人数至少在4500万。”杨继绳估计“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出生率下降是因为男女被分在不同的集体宿舍睡觉,劳累、疾病和饥饿导致男人精子减少,妇女停经、子宫脱落。

死亡和无法怀孕是这一悲剧的两个方面,但是除此之外,作者还写出了道德、社会和经济崩溃带来的恐惧。极度的苦难摧毁了人的道德敏感性和感受能力,杨继绳这样写道:“数千万人是在无言的冷漠中离开这个世界的……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

这场灾难的深度和广度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人的本性,以及人应不应该被如此统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序言中引用的俄罗斯谚语说,“生活在过去,你会失去一只眼晴;忘记过去,你会失去双眼。”《战国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杨继绳写《墓碑》,不仅为了纪念那些逝者,也为了使我们大家从中吸取政治教训。他认为“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主义”。迪卡特尔也赞同这一观点。读者可以从这三本书所提供的证据中自己得出结论。

由于大跃进发生在50多年前,中国的教科书没有对它做详细记载,外部世界对这一事件仍所知甚少,所以我要简单介绍一下。不过我知道,对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任何简短的描述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8年夏天,中共发起了一场社会经济革命,目的在于大幅度提高工农业产量,立即消灭贫困,将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在国际上的目标(虽未宣布却很显然)则是要争夺苏联的世界革命领袖地位。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实行集体化、军事化和战斗化。毛泽东提倡未经试验、非科学的农田耕种法,在未经专家检验的情况下,宣称这些方法可以将亩产提高十倍。他据此制定了国家粮食的生产目标,大大超过了可能性的界限。虽然有人对此大胆设想提出疑问,毛也将产量降低了些,但还是超出了可能性。同样的主观主义狂想和计划也被运用于钢铁生产、水利建设、灌溉、养猪和其它经济活动。那些灾情最严重的省——通常省领导都紧跟中央政策——狂热或玩世不恭地对指标不断加码,甚至比中央设定的指标还要高,把政策推向极端;而且在报告中弄虚作假,以掩盖无法达标的失败。

起先,丰产的承诺激励着信以为真的农民,容易上当的年轻人更是积极投身运动。1958年收成很好,在一片欢乐的、无限夸大成功和常识遭到批判的气氛中,人们甚至认为粮食多得成了问题。但是,严重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压力已经出现。动员群众大兴水利占用了基本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力;在后院高炉里炼出来的“钢”全是废铁;夜以继日的工作使人疲惫不堪;私人房屋和家庭生活被破坏殆尽;强迫人们在公社大食堂吃饭令人生厌。到了11月,党中央不得不对一些最具破坏性、最极端的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后退。

毛的个人声誉和领导能力与他的大跃进政策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即便是为了他个人和国家的生存,他也拒绝接受超过最低限度的让步。从那以后,他一直坚持总路线是正确的,批评其他人在执行的时候犯了错误,无情打击敢于提出要诚实承认灾情严重性的人,极力阻挠在更大范围内为减少饥荒和瘟疫影响而采取的纠偏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及其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所有毛的战友无一不屈服于他的威胁,充当了他的帮凶。1959年3月,毛被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灾难现实,他的回答竟然是:“人没东西吃就会饿死。比较好的办法是一半人死掉,另外一半人就能吃饱。”此时,他对中国出现大规模死亡已经心知肚明,这可以从他在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得到印证。他说,如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间爆发战争,那么全世界“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这些话证明了毛在中国和世界革命中,首先关心的并不是世界上贫穷的劳苦大众。

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央对农民的粮食征购指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原因是中央认为,在政治上敏感的城市、外贸和对外援助需要比照顾农村更为优先。中央甚至指责农民在隐藏粮食,因而拒绝开放国库赈济灾区。中共在其内部通信中毫不掩饰其对农民发动的斗争。

发动大跃进后不久,在中央的怂恿下,暴力强制手段成了家常便饭。这三本书记录了中共干部如何在大饥荒中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滥用权力,强制落实指标,以保自己的饭碗,把中国农村变成了一个屠杀场。他们用酷刑和杀戮对付任何敢于挑战他们及其政策的人。他们强迫丈夫殴打他们的妻子、残杀不顺从的孩子。

许多地区由于粮食供应中断,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甚至有家长杀了自己的孩子吃,而孩子吃已经死去的父母才得以活下来。死人被成批埋进大土坑里,或饿毙倒地任其腐烂直到邻居把他们吃掉。

鉴于1928至1940年间苏联推行集体化导致历史灾难的惩罚,斯大林曾警告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同志不要重复苏联的错误。但是,他们对此置若罔闻。他们指望大跃进把中国带进人间乐园:一条快速通往天堂之路。

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他们才对大规模灾情在政治上做出反应。

在大跃进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三本书在中国大陆还是被禁,不允许从中吸取教训的公开讨论。这种强迫健忘症自有其政治上的逻辑: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党仍在垄断政治权力统治着德国,如果希特勒的遗体被安放在柏林的陵墓,他的肖像悬挂在勃兰登堡门上,那么这个党很可能会宣布,为了第三帝国的稳定,必须禁止对大屠杀进行反思。而事实正好相反,在德国和其它16个国家,否认大屠杀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中国领导人并没有下令去杀人,不像纳粹发动了大屠杀,但是,在一切为时过晚之前,他们眼看着他们的政策杀害了数百万人却没有去扭转;党的高级干部把执行他们命令的下级当做替罪羔羊,以此保护自己和他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

不能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毛一个人。虽然大跃进是他的首创,没有他不可能发生,但是这种灾难只有在专制独裁的政党统治下的中国才可能发生。毛是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老同志一起组建了这个党的。 1950年代初,他们严格按照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的改造,为大饥荒铺平了道路。他们消灭了私有财产,封锁了一切来自中国境外的信息,废除了言论自由,摧毁、批判了所有宗教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践踏了已有的法律。他们从来没有为使用恐怖手段和谎言来赢得、利用和掌握政权而退缩过。除了家庭,他们已经破坏和摧毁了反对他们滥用权力的每一道防线。那年夏天的疯狂行为把许多东西都扫除了。

1958年3月,毛泽东告诉中共:“真理在我们手中,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崇拜它?……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用杨继绳的话说,“中国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世俗神权政治,一个权力核心与真理核心的结合体”。它是一个把对最高统治者的中国传统式的尊崇,对暴君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列宁式独裁、对毛的崇拜的模仿,以及20世纪中叶高科技产生的空前强大的极权主义权力杂凑在一起的集合体。从这三本书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政策是如何从毛的嘴里传达到在中国最遥远农村的农民的头脑和内心的细节。

杨继绳特别有兴趣作整体分析。他深刻揭示了这个制度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传播和放大了最高领导人的愚蠢和邪恶。党的干部集体殴打敢于捍卫真理的少数同事;暴力迫使人们在权力面前习惯于撒谎和无条件服从。在强权的中央,毛这样警告刘少奇:“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而在基层的公社食堂里,掌勺的生产队长掌控着人的生死大权。杨继绳这样生动地概括:不管什么人进入了这个极权制度,他们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则是奴隶。

杨继绳坚持认为,如果实行多党民主制,毛就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持续犯罪。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不应以此为满足。长期以来,中国的很多意见领袖,或出于懒惰,或有意否认,一直对大跃进的真相视而不见。这是无法原谅的。1958-1959年期间,我是一名派驻香港的年轻士兵。在那里,有关大跃进导致了严重饥荒和社会危机的消息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台湾新闻记者对此作了全面报道,部分美国媒体也是一样。但学术界却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真相,而一些非常杰出的汉学家至死都不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少数几位英籍美国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揭示了大饥荒的规模,加斯普·贝克尔在他1996年出版的《饿死鬼》一书中,对由这场灾难引发的大规模饿死人的惨状做了出色的描述。不过,我所评论的这三本书,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大跃进及其导致的全面灾难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大大超越了迄今为止任何一本英文出版物(或许也包括中文的)。他们不仅全面描述了恐怖的状况,而且还使我们了解了这场灾难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发生的。他们清楚而可信地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这场灾难被认为是超现实的。

迪卡特尔和杨继绳在书里展示了大跃进对“普通人”的影响,这在过去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毛的大饥荒》是迪卡特尔正在写的《人民三部曲》的第一卷。《人民三部曲》包括《解放的悲剧1945-57》、大跃进(本卷)和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在搜寻真相方面越来越有力地表现出开拓性的特征。他的认知和语言直白有力,并极其熟练地处理了大量复杂材料。

在记述大跃进的时候,这些书不可避免地要提供一桩桩冷酷的事实。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干部面对某种惩罚时,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英雄正直行为,而更多的则是一次次看到普通人在面临饥饿时只有 “邪恶”这一选择,如果他们想活下去的话。

杨继绳和迪卡特尔在书中都既有对政策的描述和分析,又有对事实的叙述,但杨继绳是把两者分开,将整个上篇用于前者。这些章节提供了某些对照也让读者松一口气, 也让读者,使内容更为鲜明,和他的叙述章节一样扣人心弦,因为这些题材是触目惊心的。他用生动的事例和上级的政策来说明其主题。他的前言“永久的墓碑”,无论从个人还是政治的角度,都是一篇深深打动人心的勇敢的证言。事实上,他的整部著作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道德严肃性这一最优秀传统。再加上他冷静的风格,使他书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周逊的书虽然篇幅较短,但很有价值。她和迪卡特尔一起进行的合作研究项目,从中共档案中搜集了1000份文件,从中平衡地挑选了120件,用以呈现大饥荒这段历史。她按主题来组织这些文件,比如,人民公社的饥荒、死亡的季节、人吃人等。她在每篇前加了小序,简洁地介绍了有关背景 。

三位作家不仅敢于接触这个最敏感的问题,而且使用外交技巧在一个通常不透明的系统里获得了接触档案的渠道,他们的成就值得祝贺。杨继绳沉潜10多年,小心谨慎、判断准确地追求其写书的目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他对共产党制造灾难的记录及其建立的极权制度进行了批判,但他现在仍有自由;今年上半年他获准访问美国,出席了一个有关大跃进的会议并发表了演讲。

《毛的大饥荒》大约14万字,篇幅比不包括附录就有约22万字的《墓碑》短很多。这两本书的作者,一位是欧洲人,一位是熟悉内情的中国人。这两本书相互补充印证,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扩大了材料来源的范围。他们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一个里程碑。

写这些书的过程,是对作者精神韧力的一个考验。即使是阅读这些书也需要一定的决心。它们是通往地狱之旅,迪卡特尔和杨继绳做我们的向导,就像维吉尔做但丁的向导一样;事实上,中国的屠杀场之旅与但丁的《地狱》的情景一样恐怖。

 

中国人权翻译

盖思德, 在中国“文革”期间和之后,他曾担任英国驻中国的外交官。他是《活过来:中国在毛泽东之后》的作者,该书于198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