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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35年前的1978年,挣脱出毛泽东式极权专制主义黑暗统治冰川期的中国开始“解冻”,一群群从封闭社会的底层和夹缝中奋身而出的年轻人纷纷聚集在一起,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主墙”上除了政治民主、人权自由的吁求外,也出现了张扬自我价值确认、追求美学创新的文学和诗歌的独特声音;在民间,纸张粗糙、形制简陋的油印出版物层出不穷,在渐亮的幽暗中被传递、被摘抄、被阅读、被吟诵,犹如微火闪烁、岩浆涌动…… 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尝试写作现代诗的文学青年,我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介入了社会,也介入了文学。这一年的10月,我进入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开始读大一。而4年前的1974年春天,...
2008年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灵灵看到我在整理我爷爷严苍山的资料时,问我:“这是谁?他很有名吗?”我说:“他是你曾祖父,也就是我的爷爷。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中医,而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也是有名的中医。” 灵灵又问:“那么再往上追,你曾祖父的爸爸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曾祖父的爸爸是一个有名的画家,他叫严明,他的指画很棒,指画就是用手指头当毛笔来画的画。” 我继续埋头整理资料。 灵灵好像想到了什么,她说:“以前听你说起过你的爷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为什么?” 我说:“自杀是因为自杀者有着受不了的痛苦,于是就索性中断了生命,中断了生命也就中断了痛苦的感受。 “他自杀的那年是1968年,...
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国,此行仅在尼克松访华后3个月!我陪同丈夫孔杰荣(Jerome Cohen)访华,他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一个小型代表团的中国顾问;该联合会在两国敌对23年之后,应邀与中国进行首次科学交流。从香港穿越罗湖桥进入“共产主义敌国”——红色中国——很具戏剧性,因为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政府禁止我们入境中国。 我们拖着行李,从香港边境过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候车室。室内放置着巨大的手扶皮椅沙发,沙发用沙发套保护着;还有一摞摞中英文杂志,宣传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英雄——工人、农民和士兵。 我们立刻被淹没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这种战斗的旋律随后在火车上充斥我们的耳膜,...
1960年9月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弋矶山医院(原是美国教会医院),父亲是芜湖造船厂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也曾任佩备手枪的保卫干事,执行保卫驻厂苏联专家和前来视察之高级领导人的保卫任务。1958年在动员干部下放的背景氛围下,父亲主动要求从保卫科回车间当工人,其实他内心想法是当高级技工——高级技工工资高,粮食定量也高于干部。 1962年父亲被借调到位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的408厂,这是一家50年代初开始由苏联专家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职工和家属合计超过一万六千多人,政审和业务要求都很严格。同年我妹妹出生,父亲为她起名“兴平”,后改为“兴萍”。...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文革——这一来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件大事,二来是因为年龄:1966年,我19岁,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届。后来,人们把高中66届、67届、68届以及初中的这三届统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老三届之所以成为相互认同感最强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特殊而又漫长的共同经历:先是在学校参加了两年半的文革--因此他们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然后又都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知青一代。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是共产党一手塑造的产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和农村生活的沉重艰辛,迫使他们思考与怀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识,...
【纪念林昭】清明节前夕,艾晓明撰文介绍了因批评中共暴政而在文革中被处死的民主先驱林昭的生平、其大量遗稿的收集整理和保存等情况,以此向林昭遗产的所有守护人致敬。艾晓明认为林昭的思想及其对历史的见证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份重要史料”。艾文指出,林昭狱中遗稿并未全部归还,她的档案也仍被封存。她呼吁上海当局,“应该全部公开其档案,开放给研究者以及公众。”她同时认为,目前对林昭的研究“过于单纯”,不应回避她的一些异常精神状态和情欲幻想。
“林昭遗产的守护者”群体16人获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会第五届“推动中国进步奖”。推荐词说,“三十多年来,正是他们不畏艰险,精心保存了林昭用生命铸就的精神遗产,使得对中国极权专制批判的最强音得以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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