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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政治改革

几十年来,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一直不看好会有一个有活力的中共反对派崛起,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铁腕太严酷、政府的控制太严密,公民不可能组织起来。 但是,2011年初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抗议事件,不仅让党,而且让全国都震惊了。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城镇 乌坎 、 什邡 和 启东 变得家喻户晓,而且成了今后抗议活动的榜样。在这几起事件里,当局都因面对出乎预料的强大的民众愤怒,和运用网络和社交媒体、组织良好的反对派,而不得不做出让步。 2004年我第一次写关于抗议的文章,那时中共的喉舌刊物《瞭望》周刊报道说,中国在2003年发生了超过58,000起重大社会骚乱事件,参加人数超过300万,比2002年增加了15%。...
日益频繁的社会抗争事件,以及经济不景气,不仅使各地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使中国政府的维稳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境地。 “维稳”的庞大支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国各地政府对资源过度抽取,导致民间社会反抗直线上升,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1 ,2008年为124,000起 2 ,2009年高达28万起 3 。 中国的社会反抗类型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房地产与石油重化工业、矿产等资源性行业,社会抗争也就集中在这几大领域:第一大类型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住房拆迁,在农村里则是征用土地。第二大类型是环境维权,...
英文书名:《刘晓波、〈零八宪章〉和 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
在中共准备召开十八大进行权力交接之时,中国政治最高层正在发生什么?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试图揭开那个通常不透明的黑盒子。 12. 中南海出重手弃薄保党 2012年9月27日 中共高层在权衡、讨价还价半年多后,终于对薄熙来的问题定了性,指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谷开来杀人案中滥用职权,并收受巨额贿赂,决定给他“双开”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至此,在北京政坛上演的这出权斗大戏总算告一段落,为十八大的召开扫清了障碍。可以说,如果没有重大变局的话,薄熙来的余生大概要在牢狱中度过了。
荣念曾谈批判性思维、创造性和呼吁艺术 “天天向上”是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中国儿童的著名语录——提醒他们要好好学习,为将来的理想奋斗。 “创造性对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说的创造性不仅仅指艺术文化、唱歌跳舞的创造性,更多是指另类思考方式,即批判性思维。我认为,创造性是最重要能量,可以从批判性思维中产生;同样,创造性也会导致批判性思维。”
在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度,“喝茶”是想成为一个真正公民的必经之路,“喝茶”通常指因为你的言论或你的公民行动被警察、国安约谈,其实多数时候是没有茶喝的,甚至连白开水都没有。战胜“喝茶”恐惧,学会跟专政机器打交道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也是从起初的“喝茶”恐惧到经历到后来习以为常的。当然这个“喝茶宝典”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只是把经验与各位即将被“喝茶”的人一起分享,情况会因为自身和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异。
2011年4月10日清晨,聚集到香港西区警署前的人们打破了这里的寂静。一群艺术家展开大幅绿、白两色中英文横幅。当更多的人到达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一名成员开始派发印有“释放艾未未”的橙色丝带。一位教授开始分送由同情艾未未的艺术家设计的黑白体恤衫。体恤衫前面印着中文字“艾”、“未”或“来”,背后是英文的“释放艾未未”。 一星期前,大陆敢于批评政府的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被拘留一事触发了抗议示威。中国当局在没有作任何正式指控的情况下,将艾未未拘留了80天。 香港的抗议活动从那天清晨开始,随后每星期天继续进行直到六月,这表达了香港人的愤怒和他们对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状况的关切。...
谭竞嫦 :我想先从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在维多利亚公园组织烛光晚会这个问题开始采访。最开始这一活动是怎么组织的?谁召集的?目的是什么? 李卓人 :我们必须从头谈起。1989年,民主运动刚开始时,香港人仅仅被看作是经济动物。但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后,香港学生反应强烈。1989年5月,我们有100万人在香港游行,仅仅一个晚上就捐了两千万港币(257万美金)。你可以想象香港对中国的支持。然后,“六四”屠杀使我们认为民主中国最终会到来的希望破灭……大屠杀——坦克进城、机枪扫射、血流满地——确实使香港人心碎。人们对未来感到绝望,同时对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极其愤怒。...
鲍朴(新世纪出版社) :关于记录的保存,在大陆有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我们在做一本关于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书,一位香港学者去了大陆几十个中央和省级的档案馆,在最贫穷的一些地区,他有本事找到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1960年的有关记录。在甘肃,有一套设法保存下来的用数码恢复的1960年的吃人记录:谁吃了谁,怎么吃的以及什么时候吃的。我们的书里有那个名册。因此,在大陆不同的是,至少在过去一切都是相当精心保存的,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因为情况在变化中。他们只是要把它们保密而已,就是这样。虽然没有人可以获取这些记录,但它们是在那儿的。但现在,人们却是通过手机打电话,以便不要留下任何的书面记录。所以我想,...
我想说的主要有两点,这是根据我自己在管理一个环境政策智库和我在与大陆的决策者和政府官员——既有在北京中央当局的,也有地方当局的——一起工作中所学到的经验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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