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幼兒園教師行使權利請願遭檢控

中國人權新聞稿

生育未獲批准女教師張共來被關入精神病院四年多，憤而上訪北京卻招無妄之災一月九日面臨審判，友人代為呼籲盼社會輿論關注並援救（相關信件附後），中國人權強烈譴責中國政府以精神病院壓制上訪人員。

中國人權收到旅居瑞典華人陳世忠發給中國人權的“SOS”緊急求援信，為在北京上訪卻因無妄之災面臨審判的女教師張共來鳴冤和伸張正義。張共來的朋友陳琪及陳世忠所寫的資料中，都對張共來的情況做了大量介紹如下：

張共來是哈爾濱婦聯第二幼兒園教師，現年大約四十六歲。她在高孕齡三十二歲時懷孕生子，由於沒有得到領導的批准，生育之後備受歧視和迫害。在工作中領導想盡辦法給張共來穿小鞋，一九八九年張共來產假後不給工作，逼迫按照臨時工待遇去掃廁所。張共來住院生孩子的所有費用，上級不準她依法報銷；中國法律規定的獨生子女費，也被幼兒園領導擅自扣發。張共來按照法律和相關規定，與幼兒園園長理論，卻被停止了工作並且停發工資，迫使張共來不得不上訪告狀。

張共來經過將近兩年的奔波上訪，遭受了無數的痛苦折磨和挫折後，直到一九九一年才在哈爾濱市紀檢委的干涉下，促使幼兒園領導承認了對張共來的做法是錯誤的。但是哈爾濱紀檢委和婦聯又同時商定，為了緩解幼兒園與張共來之間的緊張關係，張共來可以先在家里休長假。但是半年後張共來要上班時，卻被幼兒園領導告知，張共來已經按編制外處理不準上班了。幼師的滕校長還對張共來說：“你不是能告狀嗎？想上班沒那麼容易”。張共來只有持續上訪爭取討回公道，她甚至一個人舉著標語牌，到黑龍江省委省政府上訪告狀，卻常常是無人理睬投訴無門。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張共來又到黑龍江省政府上訪，卻被一名官員騙進信訪辦公室，隨即被等待在內的二位幼師官員和四個白大褂男子抓住，連踢帶掖的塞入汽車開往哈爾濱市精神病院（現改名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

張共來一入精神病院不做任何檢查，即被數個男女按在水泥地上打針，致使張共來昏死過去兩晝夜大小便失控。最初兩天不給張共來喝一口水吃一口飯，卻不斷逼她大量的吃各種藥，每天兩三次的打針。張共來如果不服從，就被捆綁起來高壓電擊。一次護士甚至直接告訴張共來：“這裡的藥比藥店的藥毒性大幾倍”。

張共來憤怒的指責說：“這不是故意殺人嗎！”護士則說：“你就得吃藥，否則我們沒法交待”。張共來被逼迫睡在一個滿是屎尿和月經血的床上，圍繞她的床的其他床位都是男性精神病人，那些有暴力傾向的病人總是打得她渾身青一塊紫一塊，頭髮一片片扯掉衣服也被撕破。在張共來設法請病患家屬轉告自己親人，終於在一週後讓親屬知道自己被關入精神病院，親屬得以探望她時已經遍身蝨子惡臭不堪。哈爾濱市婦聯逼迫張共來親屬簽字承認她是精神病人，遭到張共來親屬嚴詞拒絕；逼迫張共來寫出永不上訪的保證書，表示材可以解除張共來的精神病院關押，也遭到張共來和親屬的嚴詞拒絕。至今四年多哈爾濱精神病院也難以開出張共來的診斷證明，但是依然不給張共來辦理出院手續，只是有時允許張共來回家照看一下孩子。但是只要張共來又去申冤上訪，就會被警察再次抓住押回精神病院。張共來在精神病院的殘酷摧殘下，已是百病纏身，包括心臟病、肺炎、萎縮性胃炎、十二指腸球炎、膽胰炎等等，連月經都已經不正常。

張共來被關入精神病院不是個別的罕見的個案，中國人權通過確切了解情況的人獲知，就在張共來被關押的哈爾濱市精神病院，僅僅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便有超過三十人因為上訪而被關入精神病院，遭到張共來一樣的殘酷迫害處境十分悲慘。有證據顯示這至少是黑龍江政府的行政手段，該省由法院、公安廳、檢察院、衛生廳聯發的文件【90】黑公《預》字48號文件，明確指令將某些上訪人員抓入精神病院。這些被抓入精神病院的上訪者要想脫離這一非人環境，必須由親屬苦苦哀求並書寫三項保證：第一向領導承認錯誤不再告狀，第二保證不與任何媒體接觸，第三保證不向外界透露精神病院的所見所聞。如果出院之後不老實違背上述保證，隨時隨地可以“舊病復發”再抓回來。

張共來在黑龍江省無法獲得公正對待，就於二零零二年趁離開精神病院的機會到北京上訪。當年八月三日住在多人一屋的旅館內，張共來由於勸說患有肺結核病的唐憶正不要隨地吐痰，卻遭唐憶正破口大罵只好請來老闆解決，惱羞成怒的唐憶正衝過去抓住張共來兩手亂打，張共來出於自衛而將唐憶正踢開摔倒。這事的經過有同屋多人、很多服務人員及老闆在場證明。唐憶正經過北京120急救中心診斷和CD片檢查，證明身體一切正常沒有傷痛異常，當地派出所負責處理的警察朱增強，也在第三天正式通知張共來，唐憶正沒有啥事此起民事糾紛已經了解。但是事隔十七天之後，警察卻以唐憶正私自前往北大醫院開的、由一名沒有處方權的實習醫生的證明，說唐憶正腰橫突骨骨折構成輕傷，因此在八月二十日對張共來進行刑事拘留。但是據知情人揭露說這完全是一個陰謀，張共來在北京上訪的情況，由北京通報黑龍江省後，省委副書記兼紀檢委書記楊光洪便召開專門會議，研究對付張共來的各種辦法，拘留並準備開庭審判張共來就是計劃的一部分，而唐憶正則是被利用和加以收買的。張共來一案將在一月九日公開審理，辦案法庭是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刑一庭，具體時間是九日上午九點鐘。張共來的友人和打抱不平的知情者呼籲，請北京的國內外新聞媒體屆時前往旁聽，了解張共來的具體案情並對此案予以監督報道。

中國人權強烈譴責中國政府以精神病院壓制上訪人員，並將整理相關資料遞交世界精神病協會，要求在前往中國調查精神病院關押非精神病人時，特別關注這些因為冤屈上訪而被關入精神病院的人。從中國人權了解的情況和掌握的資料看，張共來是完全思維清晰條理分明的正常人，而類似張共來因為上訪被關入精神病院的公民，僅在黑龍江省就大有人在，並且以文件的形式將其制度化了。這是極為暴虐卑鄙的人權侵犯，必須遭到人類的嚴厲譴責抵制，中國政府必須停止以精神病院關押正常人的做法。同時中國人權也呼籲北京的司法部門，應該慎重審理張共來的所謂傷害一案，不應受到任何政府和權勢機構的影響，對診斷證明必須審查權威性和可信度，千萬不能再無端讓張共來遭受判刑摧殘。

中國人權主席（President） 劉青（Liu Qing）
中國人權發佈的報告、聲明、新聞和其他正式文件，統一由中國人權紐約總部發佈。上述文件經由下列二人中任何一人簽名有效：劉青（主席）、蕭強（執行主任）。

我叫張共來，是哈爾濱市婦聯職工幼兒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幼兒園的人民教師，1981年畢業於哈爾濱市幼兒師範學校，1990年我因在懷孕期間及產後受到本單位領導的不公正對待，同他們發生了爭執，於是就被剝奪了教師權利和工作權利直到現在。

多年來，我不斷上訪，要求發還一直被非法扣發的工資，恢復教師工作、職稱和名譽，為此我先後去過哈爾濱市信訪辦、黑龍江省婦聯，還得到過兩任市委書記轉給哈爾濱市婦聯給予解決問題的批示，可市婦聯的幾屆領導總是刁難，使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因為我去省、市領導那?塈i了她們的狀，她們更加深了對我的仇恨。

1998年的7月29日那一天，我去省信訪部門繼續上訪，我手里拿著一塊牌子，上面簡要地寫著我的遭遇和上訪要求。省信訪辦的人看了很是惱火，就讓我等著，然後挂電話讓我們單位及哈爾濱市婦聯來人把我接回去解決問題。可是哈爾濱市婦聯的單蕓部長、我單位的滕秀芝、張瑞芳兩個校長來了之後，省信訪辦的那個工作人員卻讓我到黑龍江省信訪辦的後門去，說是要給我解決問題。我上訪的目的不就是想要解決問題嗎？所以我就信以為真地來到後門。可是萬萬沒想到，他們帶來了四名身穿白大褂的壯漢連踢帶拽地把我塞進汽車，一直綁架到哈爾濱市精神病院。滕秀芝、張瑞芳二人親自簽字，做了我的所謂“監護人”，並交上公款支票，作為我的醫藥費。所有這一切，我的家里人卻久久一無所知。

進了哈爾濱市精神病院後，我被反鎖在一個進去就別想出來的男女混合的四病區里。搜身後沒作任何身體檢查，我就被推進了一個12平方米左右，有五張病床的病房。他們把我指定在地中央的一個床上，其他四張床圍著我，都是精神病患者。我的床上只有褥子沒有被子，褥子上有著尚未幹的屎、尿、月經血等殘留物，室內臭氣熏天。我問了幾句，一個男的說：“你以為你是誰？再多說就把床拿走，讓你睡在水泥地上”。吃中午飯時他們沒讓我吃，並在沒作任何檢查的情況下，兩個男的上來把我按住，由一個女護士強行給我打了一針，使我昏迷過去。我昏迷了兩天兩夜，屎尿都拉在床上，他們沒有給我一口水、一粒米，這期間還要不間斷地打針，一天二至三針，口服藥好幾種，如不服從就要綁在床上強行往嘴里灌，或是遭電擊等等。我醒後還要遭到周圍瘋子的打罵折磨，護士的訓斥。我的處境既不如犯人也不如精神病人，監獄里的犯人還有放風的時間，精神病人也可被家屬帶出去曬曬太陽，而我卻沒有這種權利！後來我悄悄托了一位精神病人的家屬給家里人打了電話，才使家人在我失蹤一週之後終於找到了我。當我家人見到我時，我已是從頭到腳生滿了蝨子，頭髮被瘋子拽掉許多，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渾身帶著屎尿及血。他們的法西斯野蠻暴行不僅使我在精神和肉體上受著痛苦折磨，還使我的許多舊病復發。

哈爾濱市婦聯的共產黨官員還逼我家人承認我有精神病，企圖強迫我家人做我的監護人，並要求他們寫出保證書：放人後張共來永遠不得上訪。家屬回答說：上訪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張共來是一個正常的人，不是精神病患者，根本談不上什麼監護的問題。就這樣，我單位領導和哈爾濱市婦聯的卑鄙目的沒能達到，接下來就是繼續關押、打針、吃藥、讓瘋子折磨我。哈爾濱市婦聯主席張桂華竟然對我家人說：“你們是個人，我們是公家，你們拿人治氣，我們能出得起錢，拿出三四十萬沒問題”。

有一次，一位病人家屬對我說：“我看你不是病人，怎麼也和她們一樣吃藥打針呢？”我告訴他：“我確實不是病人，是因為上訪被抓來的。”一個護士馬上說:　“別聽她胡說，她是精神病，精神病(患者)的話你也信嗎？”醫護人員及相關部門常常提醒我是一個精神病病人，他們想用暗示引誘的方法，加上打針強迫服藥使我真的變成精神病人。有的病人家屬想借給我手機用，護士說：“家屬不許借病人的東西，不許同病人接觸。”這一切使我蒙受了極大的侮辱。多少次醫護人員一邊打針一邊對我喊道：“叫你告，這回看你還告不告了。”誰能說日本電影”追捕”的情節是虛構的，而且只會發生在日本呢？

2000年下半年，精神病院院長張聰沛讓我的家人接我出院，我的家人請他拿出診斷書和出院手續，並要求我單位的滕秀芝、張瑞芳兩個所謂的監護人接我出院，院方因為辦不到而沒有答應。可是，接下來他們居然把我所住的男女混合病房改為男病區，只留下我一個女的同男瘋子們住在一起。當家人找到院方質問並強烈要求改變病房環境時，院方和哈爾濱市政府又搞了個陰謀，他們讓我在家等候通知，可是直到今天也沒有一點答覆。現在哈爾濱市婦聯主席張桂華早已調走，新任的領導則以不是當事人為由不聞不問不管。而原來的當事人單蕓部長，卻當著新任婦聯主席的面對我家人大聲喊道：“張共來的病治好了，早就出院了，不存在住院的問題了。”這時候，我家人拿出精神病院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開出的住院催款單來，哈爾濱市婦聯的領導人又裝聾作啞，不予理睬了。

就這樣，我被迫在精神病院滯留四年多，我的兒子現在已經十三歲了，卻長期得不到母愛。我的教師工作得不到恢復，十幾年的工資得不到補發，由於她們的迫害給我造成的多種疾病沒人過問。他們這些人哪有什麼人性和良知可言？令我不明白的是：共產黨的婦女聯合會怎麼成了違法亂紀，迫害婦女的場所？我從小受的是共產主義的教育，中學時期和參加工作後一直擔任著共青團幹部的工作，我從來不想爭個一官半職，也沒有什麼宗教信仰。我的哥哥姐姐都是開墾北大荒的知青，我們處處都在響應黨的號召，奉公守法，可是我們至今也不明白到底錯在哪？為什麼這些當權者們對待我比對待殺人、放火、強姦、搶劫的刑事犯罪分子還要殘忍？她們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多年來不斷嚴重侵犯著我的人格權、健康權、教師權、勞動權、孕產婦的保護權、未成年兒童權，其行為令人髮指。望上級部門調查處理，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還法律以尊嚴，還我一個公道。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婦聯第二幼兒園人民教師 張共來

2002年5月25日

近悉世界精神病學會在日本橫濱召開大會,決定向中國大陸派代表團調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精神病對異議人士和法輪功信徒進行殘酷鎮壓的行為。

就此我要給大家揭露中共地方政權在這方面的觸目驚心的醜行.讓我們先從一件具體的個案談起。

連外國人都知道,中國大陸奉行"一對夫妻一個孩"的國策.但是遠非所有人知道,結婚登記了並不等於自然而然有權生小孩,還需要申請生育指標,否則胎兒就成了不準出生的人.不是強迫你(哪怕已懷孕七,八個月!)墮胎,就是在孩子出生後懲罰爸爸媽媽.但這還不夠,即使申請到了生育指標,還得有本單位負責人的同意,否則,生兒育女也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你可能不相信,都二十一世紀了,怎麼會有這等事情?我就給你講一件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

張共來, 1981年畢業於哈爾濱市幼兒師範學校,1988年獲得小教一級的資格證書.同年7月通過公開考試被哈爾濱市婦聯新成立的職工幼兒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幼兒園正式錄取為幼兒教師.她為了響應政府號召,直到31歲才結婚.確實,在考核錄取時她曾承諾兩年內不生孩子,可是後來醫生考慮到她身體狀況,認為她不宜再推遲生育了,於是她在32歲時懷了孕.單位負責人覺得她違反了承諾,對她十分惱火,讓她調走,她沒同意.領導就不斷找茬,給她穿玻璃小鞋.

例如,按規定,每個班級配備一名保育員,協助教師工作.可是,該幼兒園園長歐陽榮卻批准她們班的保育員利用工作時間去深造學習,此外這位保育員還經常請事假.這樣一來,張共來以懷孕之身不得不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到了1989年6月,她在歇產假時,園長來到她家探望,並告訴她說:”如果孩子沒人照顧,可以多休息一段時間,這是我給你照看孩子的假”.張聽了很是感激,就這樣她從1989年5月到1990年初,連產假在內共休息七個月.

可是,1990年初她去上班時,園長卻說教師位子已滿,連保育員的工作都沒有，要安排她掃廁所,按臨時工對待。並一再強調讓她調轉。張只好找到幼兒園長的上司滕秀芝校長(全國勞模)，滕校長說:“園長有做的不對的地方我可以批評她，但有關工作的事只有找她，她是園長嘛”。張無奈又找園長.可是園長說:“你幹得了幹不了也得幹，我還要安排一個清掃員監督你的工作表現，以她每天的記錄來決定當月獎金的多少，不然你就最好調轉單位”。張拒絕掃廁所，再加上領導不準報銷生孩子費用，甚至扣發她應得的獨生子女費,因此發生了爭執,領導便以不聽從分配和擾亂工作為由，停止了張的工作,當然也停發了工資,想進一步逼她調走。即使張堅持上班，她們也不給她簽到。就這樣,張在所謂停工期間堅持上了三個月的班，同時向市紀檢委反映情況。1991年在紀檢委的干涉下，單位認錯：承認停工理由不當,補發工資，議價年貨免交。最後紀委和婦聯一起決定：為了緩解張和本單位的緊張關係，可以休一段長假在家照看孩子，不用交診斷書。張在處理意見上簽了“暫時同意”四個字。

可是半年後，她要去上班卻被領導按編外處理了,不允許她上班，問其原因：滕秀芝校長說：“你不是能告狀嗎? 把我們告到紀檢委，有能耐告到市長那去!想上班沒那麼容易，告訴你休假半年就屬編外”。簡言之,幾年來的上告都因市婦聯官官相護，問題沒得到絲毫解決。1997年1月起,她給市委副書記淳於永菊發了四封信，副書記批示市婦聯認真處理。市婦聯的曲紅部長開始還找張談了一次話，後來她不僅不給解決問題，還對張進行人身攻擊,她說：“象她這種有精神病的人，安排哪兒哪兒能要呢?”最後,曲紅派人代表婦聯和學校給張送去一紙勒令書：限某月某日必須報到上班，否則就要進行處罰·．．．．．

張共來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連續給新任市委書記李清林寫了數封信，還攔過他兩次車，李給市婦聯做過兩次批示,要求解決問題。可是,正當市婦聯新任主席張桂華處理此事之際，校方竟串通市信訪辦的一個姓王的幹部把張的哥哥叫了去說:“經學校請了專家醫生對你妹妹進行了檢查，確診她為偏激性精神病。希望你們家屬對她進行監護”. 企圖用這一損招來封住受害人的嘴.

她在市里解決不了問題,只得去省委,省政府上訪.有時,孤零零一個人舉著一塊小小標語牌,概況說明她的上訪目的,還是沒有人理睬她.到了1998年7月29日,她又來到省政府門口.一位幹部出來說:"你進來吧,今天我們一定解決你的問題."老百姓告狀不就是盼望解決問題嗎?她跟了進去,來到信訪辦公室, 原來,滕秀芝和張瑞芳二位校長以及單蕓早就恭候在那?堣F,過了五分鐘左右,突然進來了四個身穿白大挂的男子,不由分說地把她反綁雙手,連踢帶拽地塞進汽車,從省政府直接拉到精神病院.在那??,滕秀芝和張瑞芳以單位“愛護職工”、 “治病救人”為名，以監護人的身份簽了字,並向該院交上許多職工用血汗掙來的錢，做為進行公報私仇的所謂醫療費!

張被押到該院的第四病區，醫護人員把她反鎖在男女混合的重患群體里,先對她搜身,沒對她進行任何檢查,就把她推進約12平方米的病房里,里面一共五張床,由四張精神病患者的床將張共來的床團團圍住.床上沒有被子,只有一條屎尿未幹,帶有月經血的褥子,室內臭氣熏天.張要求和家屬聯繫,一個男子走過來衝著她喊道:”你以為你是誰啊?再敢多嘴連床也搬走,讓你睡在水泥地上.”就這樣,當天一點飯也沒給她吃,也沒進行任何檢查,卻上來兩個男人,將張按住,由護士強行給她打了一大管針.由於詞針,張共來昏死過去,此後兩晝夜里張共來大小便失控.而醫院沒給她吃一口飯,喝一口水,卻不間斷地逼她吃各種藥,一天兩三次地打針,她如果不服從,就得綁起來過電.此外,她還要遭到同室真正瘋子的打罵、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衣服被撕破,頭髮被扯掉,苦不堪言.有 一次護士讓她吃藥時說： “這裡的藥比藥店的藥毒性大幾倍”。張聽後責問她說： ‘那為什麼還要給正常人吃，這不是故意殺人嗎，你們的職業道德哪去了?”護士回答說： “這你跟我說不著,沒病誰到這裡來?你們單位拿了錢你就得吃藥。你不吃讓單位知道了我們沒法交待”.張和她爭執起來,護士竟說:”就你這樣的人到哪能搞好關係呢?怪不得你們單位把你送這裡來呢.”

不僅如此,他們把張抓進精神病院後，故意不通知家屬，這又使人想起前蘇聯克格勃的慣用手法.是她在”失蹤”一週後，苦苦哀求一位護理病人的家屬打了電話，才使家人找到了她。見面時她已經從頭到腳生滿了蝨子，因為她沒有內衣換,也沒有洗漱用具，又趕上來月經,渾身上下已是臭氣難聞了。

該院對待上訪的人特別殘忍，在那?堥S有任何說話的權利. 他們的處境既不如犯人,也不如精神病人，犯人還有放風的時間，精神病人也可被家屬帶出去曬曬太陽,而上訪人卻沒有這種權利,而且要忍受著打針吃藥的痛苦折磨.如果有誰敢同醫護人員理論，’就被綁在床上，不能動彈、或是增加打針劑量和增加服藥用量!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日本電影”追捕”里的情節,誰說電影都是虛構的呢?

張的哥哥姐姐找到她以後,多次同市婦聯交涉.市婦聯的張桂華主席曾跟她的家人說:”你們是個人，我們是公家,你們拿人治氣，我們能拿得起錢，拿出二三十萬沒問題”。在把張抓進精神病院的當天，單位就馬上拿出支票送往醫院,甚至揚言讓她老死在里面.但是,她又提示張共來的家屬說:如果寫出書面保證,永不上訪,就可以放人!

由於家屬的不斷交涉,在兩個月之後總算爭取到可以讓張出去”放風”,見見陽光，後來還可以寫請假條並註明一切責任自負的情況下，允許在週末照顧一下孩子，儘管如此，她仍然沒有人身自由和正常人講話的權利.

時至今日，她和瘋人一起渡日已經四年多了。在此期間,她不僅在精神上受到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折磨，更造成了身體上的多種疾病,心臟病、肺炎、萎縮性胃炎、十二脂腸球炎、膽胰炎等，還使許多舊病復發。就連本來正常的月經也不正常了，不是不來，就是一月來兩次。張在精神病院里被折磨出來的以上多種疾病都得不到應有的醫治.為了治病還得去找本單位負責人,而該單位負責人總是刁難，每次都要經過激烈的爭吵才拿出一點，後來就大談什麼公費醫療了，可是為了給一個正常人治療”精神病”,卻捨得拿出百分之百的公款。還在張住在市立醫院治療肺炎期間，一天半夜,單蕓竟指揮民警把她強行押回精神病院，醫護人員逼她吃治療精神病的藥，而不是吃治肺炎的藥。護士一面惡狠狠地給她灌藥,一面問她:”看你還告不告啦?”真是一語道破天機!到現在,,婦聯和醫院已經聯手終止了對她的一切疾病的治療。

張共來在精神病院里親眼目睹更多的驚心動魄的事.例如,任何正常人到了那??,不斷目睹精神病患者的歇斯底里的發作,時間長了,也會被刺激得不正常的. 又如,有一次護士給病人靜點時,針掉在地上,沾滿了細菌，該護士拿起來就要往病人身上扎，張加以勸阻, 讓她換個針頭，該護士不僅沒換，還把張訓斥一頓，讓她老實點。接著就將針往病人的血管里扎去.更有甚者,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她親眼看到,類似她這種情況的正常人,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就有三十多人!多數是跟本單位領導有矛盾或進行上訪的.後來,一些人陸續被放了出去,通常是由家屬前來苦苦哀求,寫保證書,一答應當事人向領導承認錯誤,不再告狀,二保證不與任何媒體接觸,三保證不向外界透露精神病院的所見所聞.如果出院以後還不老實,他們隨時隨地可以以"舊病復發"為由把人再抓回來!她拒絕妥協,所以一直留在精神病院的病員花名冊上.就這樣,從不準生孩子起源,到如今,這孩子已經13周歲了,幼小的心靈充滿了創傷.而當媽媽的苦難卻一個接一個不斷,而且遠遠看不到出頭之日!

2000年上半年,她被綁架到精神病院已經近兩年了,但她已經可以自由出入精神病院.我在她家做客時,她對我講述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以及在精神病院的苦難遭遇.說到傷心之處,我倆相對而泣,為什麼在我們美好的祖國,竟會發生這樣不可思議的事呢?說一千,道一萬,張共來響應黨的晚婚晚育號召,直到32歲才只要一個孩子，她究竟犯什麼錯了呢? 什麼時候張共來以及和她有同樣遭遇的人才能擺脫苦難呢?

你們中間有些人可能聽說過王福綿這個名字.他是黑龍江省的一位基層幹部.1986年,他發現了當地一些幹部以權謀私,逐級反映,不僅解決不了問題,他自己反而遭到迫害.迫不得已,他克服艱難險阻到北京去告狀,他見到了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劉很重視他反映的情況,立即和黑龍江省有關部門聯繫,並和王福綿約定下次談話的時間.可是黑龍江省當天就派來了警車,強行將王押回黑龍江,徑直把他送進了黑龍江省的一家精神病院.後來,劉賓雁等三名記者趕到精神病院,與王交談.事實上王是個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劉賓雁查核了王福綿揭發的事實,寫了報道,人民日報已決定發表,但隨著劉本人突然被開除出黨,王福綿揭發的問題和他本人遭到的非法綁架事件也就不再有人追究了.

由此可見,遠的不說,近二十年來,從王福綿到張共來的遭遇充分證明,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的精神病院在各級領導的指示下, 一貫採用這種卑鄙手段,不僅對付異議人士,對付法輪功信徒,而且用來對付一些僅僅與本單位領導有矛盾的人.這豈不是太殘忍了?

此時此刻,樣板戲”紅燈記”里的兩句唱腔回蕩在我的耳邊:”有多少苦同胞怨聲載道,鐵蹄下苦掙扎仇恨難消”.

良知尚未泯滅的炎黃子孫們,救救正在受苦受難的同胞吧!救救我中華!

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網站的一篇文章，講的是中國共產黨怎樣迫害一個無辜的上訪者張共來的事情。事有湊巧，作為知情人的我想向廣大讀者介紹一下此事的下文，而且是更加荒唐的部分。

張共來被強行關進哈爾濱市精神病院（現改名為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已經四年了。為了討還公道，她決定上京城找共產黨的包公，她對此仍抱希望。到了北京後，她找遍了該找的有關部門。然而，她的東奔西走不但沒有得到絲毫的公道或同情，反而引發了北京當局向黑龍江省政府反饋資訊。據可靠消息，中共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兼紀檢委書記楊光洪為此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如何進一步整治張共來。結果就發生了下面的一幕。

張共來來到北京後，住在西城區缸瓦市羊皮衚同5號好運來旅店。今年8月3日晚，住在同一房間的女子唐憶正連續咳嗽，不停地往寢室地上吐痰(此人還親口講過，她曾患過肺結核病)。包括張共來在內的所有同寢室的人對這種影響公共衛生的行為進行了勸阻。不料，唐女士不僅不聽，反而暴跳如雷地衝大家滿口髒話，大喊大叫。於是張將旅店老闆請了來，這一來唐憶正更加惱羞成怒，突然衝到張共來的床前，摁住張的雙手，朝其頭部猛打。張出於自衛，用唯一可以活動的腳將她踢開，然而，唐就此故意躺倒在地，大喊起來，引來了旅店服務員等很多人。接著報了警，當救護人員趕來時，唐憶正仍躺地不起，高聲叫喊“腰斷了”，“用擔架抬我！”救護人員只好用擔架將其抬起，送往北京市120急救中心。但是，經120急救中心診查和CT片檢查，均未發現唐憶正腰部有任何異常，唐憶正也不再喊叫了，乖乖地自己走回到旅店。事後的第三天，派出所負責辦案的民警朱增強正式告訴張共來說唐憶正沒啥事，併發還給她被扣押了三天的身份證。可見，至此此事已正式了結。此後的十幾天里，唐憶正與往日一樣，上街購物，辦事和遊玩.

可是，8月20日，也就是過了十七天后，辦案民警又找到張共來，說唐憶正已構成“輕傷”，並據此將張刑事拘留，把她羈押在西城公安分局看守所，直到今天。家人不能探監，更不能得知張的絲毫消息。

不需要高深的法律知識即可看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公安分局關押張共來的行為實屬違法，因為:

一.張共來出於維護公共衛生，勸阻曾患有肺病的唐憶正不要隨地吐痰、致使唐憶正對其施以暴力。是唐憶正突如其來地衝到張床邊，將張的雙手按住且猛打其頭部，張出於不得已，才採取緊急行動，用僅能活動的腳來自衛，當時有同房間的其他人員和旅館老闆及報警現場檢查為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一條，張共來對唐憶正的所謂“輕傷”(?)不應負責。作為執法人員不去追查先動手打人、挑起事端、破壞社會治安的歹徒，反而抓住被打的張共來不放，直至拘押，這不是幫助壞人打擊好人又是什麼？

二.事發當時，唐憶正坐到地上大叫，說張“踢壞了她的腰” ，讓救護人員用擔架抬她到120急救中心。當時經多方檢查，未見唐憶正的腰部有任何傷害，有120急救中心診斷和CT片檢查為證。經檢查腰部未見異常後，她立即站起，輕鬆自如地走回旅館，可見她純屬訛詐。 且事後她的行動自如，連續十幾天逛大街、逛商店、出門辦事等等無所不為。此等行動，豈能說明其“腰”受傷？

三.事後，唐憶正跑到北醫大醫院，拿來一份由一個連處方權也沒有的實習醫生開具的“腰橫突骨骨折”的X光片和診斷證明，誣告張共來，豈能服人？！有誰能證實唐憶正在這三日內沒在別處受過撞擊與傷害？

四.這件小事本來已經了結了。可是時隔17天，公安人員竟然再次拘押張共來。他們不看事發當時的醫務診斷，卻硬要以唐憶正事後私自弄來的一份所謂診斷為依據，把上訪人非法拘留達四個月之久，還揚言要判她刑，這不是目無執法原則又是什麼呢？

所有這些是因為北京市的公安幹警業務素質太差嗎？根本不是。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詳細介紹事情的前後經過，是為了讓大家看清楚隱藏在背後的見不得人的骯髒東西（據說，自從楊光洪召開會議以後，中共政府就利用唐憶正，加以收買，借機抓捕張共來）。在這個國家里，一切制度性的文件，都是以維護當權者的利益為出發點。法制的性質是維護權力，壓制人民，而不像西方國家的法制是限制權力。所以，當今的中共當權者大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為所欲為，有的甚至無惡不作，受害的平民百姓只好忍氣吞聲，而那些敢於向當權者依法論理的人們則往往沒有好結果。時值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為了營造共產黨王朝的“太平盛世”，對於像張共來那樣的不屈不撓的上訪者，必然要想盡一切卑鄙伎倆來迫害她。

張共來在大陸的命運是可悲的，又是很典型的。她從來沒有過任何政治訴求，她從來也沒有想要反對中國共產黨。但是，就是因為她既不會向領導溜須拍馬送禮進貢，又不肯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她的每一次越級上訪的想法是：總以為把她從小培養成人的共產黨會替她主持正義，辨明是非。可是，事實上她的每一次越級上訪的結果都給自己招致更大的麻煩，到頭來，被抓進了精神病院，受盡折磨和侮辱，而今又被人陷害，抓進了拘留所，面臨著判刑勞改的厄運。據悉,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刑事庭定於1月9日上午9時公開審理所謂的"張共來傷害案".這是一場正義和邪惡之間的力量對比懸殊的較量,希望廣大讀者密切關注此案.但願通過法庭調查,會使全社會進一步了解和重視把上訪者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和拘留所的普遍現象,從而變壞事為好事.

總之,張共來的遭遇像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大陸無數上訪者的悲慘結局，他們的吃虧就因為他們依然幻想著在中國大陸還有說理的地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