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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與草根維權研討會紀要

2010年07月31日

2010年7月31日下午,基督徒法律人團契在北京舉辦了“個案與草根維權研討會”。學者、法律人范亞峰、夏可君、李蘇濱、李和平等近二十人參加了此次會議。這是在法治人權、公民社會、意義闡釋以及聖約與草根維權研討之後,圍繞草根維權主題的第五次研討。藉著這樣的多方位的研討,使我們對草根維權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首先,李蘇濱律師將他自己做個案維權的心得跟大家交流了一下。他提到說,很多律師很重視個案維權,這不僅僅是因為律師的職業,也因為很多律師相信個案維權能夠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的進程。所以,很多時候,律師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去主動尋找一些典型的的能夠促進中國民主、法治的個案去做。而李律師也介紹了他自己從事律師行業,做個案選擇的經歷。他也特別提到了他曾經受到了江平教授在2000年的一個報告的啟發和鼓勵,江平教授在一次會議上發言時說,“中國律師所有的使命歸結起來就是兩句話,一個就是走向政治,另一個就是挑戰權力。”因著這樣的一些原因,他和李午祀律師在01年選擇了起訴了洛陽市司法局和洛陽市律師協會向律師違法收取2500元年審註冊費的行為。這個維權啟動後一下就抓住了人們的心,不斷有媒體關注和報導。中國的律師在互聯網上對這個案子有極大地關注。這個案子到現在還沒有完,他們已經打了三十多場官司,並且也為之付出了代價,李律師執照從01年被吊銷後到現在還沒有恢復。但是這個案子也取得了一定的勝利。河南的律師年檢費由原來的2500元降到了現在的800元。所以,這種個案的維權有付出、有代價、也有勝利。

至於個案維權的方向問題,李律師認為說,如今的個案維權應該走向集團訴訟,走向街頭化和組織化,這是時代的脈搏。他以今年四月發生的唐吉田、劉巍律師的律師執照被吊銷的“吊照門事件”中,總結出了“三個一”的成功經驗。即“一個光盤”——這個光盤將律師維權的活動,包括聽證會的活動進行了彙總。還有一個是“一個口號”,亞峰弟兄提出了“維權律師的最後一戰”的這樣一個口號,李律師根據這個口號寫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國律師對司法局反動派的最後一戰”。這個口號喊出去之後,正面的意義遠遠大於負面的。還有一個“一”就是“一個組織”。李律師提到說,當他覺得維權律師們需要有一個律師自己的組織,大家推選他做中華維權律師協會籌委會主任的時候,他是欣然接受。這個組織到現在還在申請過程中,但是它的威力已經很大的發揮出來了。北京國保將其定為一個很大的事件,但是也給他了一些建議,希望他朝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登記。但是,後來也得到消息說,這個在國內是註冊不了的,而且在香港也已經不能註冊了。但是,註冊的路並沒有完全堵死。這樣的“三個一”對律師維權有了一個很好的促進作用。另外,李律師提到了程海律師要求落實戶口自由遷移的法定權利的案子,但是,由於律師對這個案子的認識不同,導致了我們自己的力量的分散。從這個案子中,李律師提出,當我們有很好的題材,很好的項目需要集體維權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努力達成共識。個案維權向集體維權,向街頭化、組織化的方向發展是當下草根維權發展的方向。

在評議階段,夏可君教授談到了如何從維權個案走向具有啟發性意義的事件。來自底層的維權是無權力者的維權,面對的是最強的暴力的點。這樣最強的暴力的點與最弱的無力的點的衝撞,這樣也就把中國個案的極限的境況體現出來了。個案如何普遍化呢?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從個案到特殊再到一般的哲學思維方式,而是很快就可以實現的。其原因在於現在的網絡的信息傳播方式的快速,可以使一個很小的個案立刻的穿越出來成為大的事件。在這方面,網絡的傳播是非常重要的。什麼樣的小的案例可以引起我們的關注成為一個大的事件呢?第一步,什麼樣的人能夠成為律師可以參與,而且可以發生作用的行為者呢?剩餘者,也就是弱者,就是沒有明確身份,處於社會邊緣的沒有權力去維權者。這樣的人可以成為維權的對象,倪玉蘭的事件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剩餘者的生命。這是一個健康的人被傷害成殘疾的人,這樣的一個表徵是可以傳播開來成為一個很好的事件。第二步,剩餘生命可以繼續被維穩體制所迫害,剩餘的生命變成了一個多餘的生命。鄧玉嬌案中是正當防衛。鄧玉嬌是一個有特殊職業的年輕女性,她所對抗的是官員,而導致的是死亡事件。網絡的關注,維權律師在新聞發佈會後立即的討論,對公安的法律的語言失效,使典型的與死亡有關的案例成為一個事件,這個核心是圍繞法律的邊界去操作。第三步,在政府的法律失效的時候,法律成為了多餘,使個體的生命也成為了多餘。律師要明確的表達出個案所傷害的不是個人,而是對生命的存在的本身的傷害。第四步,維穩體制沒有給自己留有餘地。維權律師的困難在於如何為楊佳案提供生命的辯護,又不是推崇暴力,也不是簡單的反暴力。在這一點上維權律師不僅僅需要法律的話語,還需要帶入生命拯救的話語模式,將自由權利的話語轉變為愛與公義的完全性和未來性的話語。

范亞峰博士認為李蘇濱律師在擴展律師的空間方面貢獻巨大。維權律師作為擔當歷史使命的群體需要有相適應的領導力。目前的維穩體制的問題核心是領導力不足。歷史賦予的胡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責任,結果溫總理被稱為是“未明天命的人”。關於溫總理是不是開明派有很多爭論。溫總理需要做出更多的對民主法治有促進的實事,才能真正的擺脫“影帝”的稱號。今天蘇濱律師的發言跟題目有點類似,個案體現了一個散亂的多中心的特點。關於個案與草根維權,這裡提到個案意義是非常豐富的。過去一些年,以公盟為代表的群體在拓展維權運動的影響力,包括拓展整個維權律師群體的行程和塑造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公盟主要做的就是個案。公盟在09年遭遇重創,為中國的維權運動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應該銘記公盟這個平台和群體,包括許志永博士、滕彪博士做出的巨大貢獻。蘇濱律師這樣一個從個案維權起家的律師受到江平教授的啟發,“走向政治,挑戰權力。”這兩點非常重要,講明了律師要從普通律師走向維權律師,進而走向王軍律師提出的憲政律師的轉型。江平教授的這兩句話非常堅決的體現出了法律人的審慎和決斷力,毫不猶豫的與一切鼓吹律師應該非政治化錯誤的立場和觀點劃清了界限,這一點體現了法學家的遠見卓識和有社會良知與責任感的本分。

關於個案與草根維權,范亞峰博士提了四點。第一點,關於個案與集體的關係。有人認為維權運動時代已經結束。實際上維權運動包括兩層,一個是依法律維權,一個是依法維權。維權運動本身具有的張力是實在法與自然法的關係,並非是把國內法擴展到國際法的標準。第二點,個案與草根維權當然也觸及到了組織化與街頭化的關係。第三點,就是模仿與擴散。最近有很多爆炸事件,中國社會進入爆炸點時期。成功的範式會吸引人的模仿,進而引起擴散。七月份關注團的擴散就是一個成功的模仿。五、六月的工潮也是一個模仿與擴散的模式。個案上做的成功,很容易引起模仿和擴散。因此,我們需要發掘個案中的成功因素。倪玉蘭案中,之前運作的失敗,之後何揚的《緊急避難所》的片子一出來,這樣的一個新媒體的介入就改變了倪玉蘭的命運。經過幾輪網民的圍觀之後,倪玉蘭明顯就處於有利的地位。第四點,關於暴力問題。台灣民主化當中的核心經驗是暴力邊緣理論,這是已經被台灣證明了的。這種情況下,鼓吹純粹的非暴力,跟鼓吹暴力是一樣危險的。

胡石根老師認為個案與草根維權,首先是需要解題和破題。個案既包括個體的維權,也包括群體性的個案維權。關於個案維權的意義,從其典型意義和普遍意義來說,通過個案維權取得成功的經驗,然而通過這個成功來鼓舞人,讓人們去模仿和擴散。胡老師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當律師介入到一個案件的時候,律師是用什麼方式介入,如何在介入之後通過其專業知識取得個案的成功?有兩種思路,一種是維權問題政治化,另一種是維權問題法律化、專業化。但是,這兩種思路都有他的長處和短處。從鄧玉嬌案件中,我們也看到了維權運動社會化的成功案例,媒體與公眾的廣泛介入對於權力的濫權和邪惡的部分得到遏制。這也是草根維權取得突破性進步的原因之一。

程海律師首先對草根維權的“草根”一詞的提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維權的依據應該是依法維權,而不是依良心和普世價值來維權。法律具有強制性,而良心是很軟弱的道德標準。第二點,關於良法問題,現在國家的部分良法都得不到很好的執行,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這些法律被執行。而惡法會被執法部門積極地執行。第三點,現在中國的普遍問題是權力部門有法不依,是看公民是否有招,是否有能耐。第四點,現在的公眾不相信法律。公眾應當在點滴中維護良法得到執行。第五點是維權效果的個案選擇問題。我們要從鄧玉嬌案、倪玉蘭案等被動維權轉向主動維權,應該將主要任務集中在權力部門大規模有法不依、破壞法治的方面,比如說戶口,盯著它,進攻性促進法治的進步。

王軍律師認為維權政治化還是職業化的問題這個不存在矛盾,從維權個案成功的經驗來看,是兩者的結合導致的成功。這兩個方面有一方面做的不好,就很容易失敗。社會的推動和關注是個案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當個案暴露到一定條件的時候,由於公眾的關注度是有容量的,關注點會改變。維權律師自身的演變也是一個關注點。律師在職業化方面應當更加的注重。

夏可君教授回應王軍律師的觀點說,律師的職業化只在他先講的第二個層面上有用。像鄧玉嬌案中抓住一些公安局所說的一些漏洞,這個很管用,但是上升到更上面的一個層面就不太管用。法律不僅僅是法律問題,律師要把握的好。

王軍律師同意夏教授的看法,只是他認為到社會化以後,就不是律師在工作了,律師要在前面的階段提供堅實的基礎。

范亞峰博士認為這個關乎正義的概念問題。正義是發現的過程,事實與法律之間不斷循環的過程。他非常同意王軍律師提出的職業化的問題,個案與草根維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模式化的問題,純法律的運作和維權運動整體化的運作都有一個模式化的問題。事實與規範的循環結構是我們需要探討的,也正因為這一點,維權律師成為立憲者才有真正的可能性。

李和平律師說以前他非常堅信法律,希望以個案推動社會進步,由單個個案影響制度層面,使這個社會更好。他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感覺到自己的進步。從開始關係技術層面的問題,上升到法理問題,再來就關心到價值方面的問題,甚至哲學方面的問題。而現在幾乎沒有平台能夠把你的思想表達出來,到法庭講沒有人聽,甚至都不讓你上法庭。現在的法律明顯的沒有權大。所以,自己感到很絕望。李律師認為原來的維權律師的提法有點不準確,他希望自己成為憲政律師。當我們有這樣的定位,朝這個方向努力的時候,發現有這樣想法的律師根本沒有立錐之地。當然也不是全是悲觀的,現在公民的圍觀和關注確實比以前好太多了。

趙常青弟兄提到說,民間的維權的模仿和擴散需要把這個維權做的更具有典型性和影響性。2010年在三位劉姓人士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首先是四月“吊照門事件”中的劉巍。第二個是劉賢斌。他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不屈服,不妥協。第三個是劉沙沙女士,她頻繁的出現在各種圍觀的第一線。讓典型案件更典型,才能把維權做的更好。

劉沙沙女士認為可以讓擅長政治化的人去做政治化,擅長法律化的人去法律化,兩撥人保持不很緊密但心知肚明的聯繫,互相保護。現在確實是權比法大,但是我們可以把權比法大中的特別不公道的事情通過媒體擴散喚醒人們心中的正義感,讓這種力量來支持法與權力做鬥爭。

劉巍律師更關注人的權利和自由,在個人所做的一些案子的經歷中,她感受到律師很無力。律師很勇敢,但是法官更強橫,因為他們有政法委的撐腰。她個人兩次去北海白虎頭村,通過寫日記希望讓外界關注,能夠調動外界的資源來促進這個案子。但是,還是很困難。還有王宇的案子也是這樣。所以如何去擴散,去模仿這個還是一個問題。

范亞峰博士認為個案維權的模式化包括現在的街頭的積極行動可以看做是擴大的個案。2003年的孫志剛案,是一個行政中心的成功運作。民間以司法為中心的也有一些成功的個案運作,比如教會維權方面的蔡卓華就是這樣的成功運作。現在的成功運作需要組合拳,需要社會八個版塊的共同協同才能使一個個案獲得比較大的關注。現在需要把街頭化納入擴大的個案維權來考慮,納入到社會抗爭的範圍當中來獲得模式化的理解。

楊慧文律師提到說,現在的訪民維權中的那些有能力去組織人、團結人去進行維權的訪民大都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現在只要有這種能力的訪民,就會主動有人來給他們解決問題,這樣來瓦解訪民的組織化問題。

吳成蓮姊妹從自己參與教會維權的經歷談到了維權個案中包括意義闡釋在內的綜合運作對於個案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她提到說,蔡卓華案的運作模式對於她做教會維權的一些案子有很大的啟發。在草根維權中,比如倪玉蘭律師從一名律師到成為一個訪民,她的這種遭遇也可能成為我們律師所遭遇的,那麼我們如何來研究這個案子,找到其中成功運作的經驗,對於草根維權的模仿和擴散非常關鍵。

范亞峰博士總結倪玉蘭案的成功經驗中有七個爆發點。第一個是何揚拍了一個片子,即影視新媒體的介入。第二個是公共知識份子的介入,崔衛平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倪玉蘭,倪玉蘭!”。第三個是南方週末的《南方人物週刊》的報導,這個是傳統媒體。第四個網絡媒體的介入。第五個是公民行動,網民的圍觀而且還提出了一個很有力的口號。“圍觀改變中國,關注就是力量。”第六個是律師群體的援助,把倪玉蘭定位為維權律師,而非訪民或無家可歸者。第七個是小額籌款機制。

李海先生認為良知和道義對法律在中國的實現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圍觀改變中國,關注就是力量。”為什麼會這樣?法律在中國的實現特別需要良知的推動,因為枉法的事情往往是執法者本人不是具有良知的心,而是被邪惡的利益所支配的。所以,即使是良法也不能自行,它在一個惡劣的權力體系中間,它要麼被閒置,要麼被棄絕。在中國,良知和道義可能是法律能夠得到良好執行的一個前提。

孟元新弟兄認為從法治的角度來講,所謂的良法政府基本上是行政不作為。現在各種維權都是我們承擔自己的一個責任。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沒有進入文明社會的矇昧狀態。一部分人作威作福,另一部分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活不下去,悲慘的死去,還有一個就是恥辱的活,像奴隸一樣的活。中國的和平轉型取決於體制內的分化與民間的整合。我們現在所做的維權是要推動人大執行他的權力。

程海律師認為討論暴力與非暴力的問題沒有太大意義。關於權比法大的說法禍害比較大。我們不能相信這個,如果認同這個說法,你就敗了。權力制衡權力,法是最高的權力。中國主要的問題是有法不依,在民主社會,監督有三種,一個是反對黨,一個是媒體,一個是民眾。我們國家前兩種發揮不了作用,那民眾必需頂上去。程律師也提出了兩個個案需要關注,一個是通緝記者的案件,要發現裡面的制度性和普遍意義,我們現在要參與,來追求相關人員的行政責任。另一個是在重慶,張巨雷律師因為開毛派黨的會議被抓起來了,我們需要介入到這個案件對他們提供支持。

胡石根老師認為維權律師參與維權運動是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看,我們對目前的暫時的司法大倒退就會有清晰地認識。另外,對於權力我們要有更深的認識。權力是支配、影響、控制這樣的力量。社會的權力分為三種權力,一種是暴力支配的,另一種是財富支配的,第三種是知識、信仰、智慧。由此來看,中國民間不是絕對無權。中國老百姓的覺悟空前提高,民間力量從小聲的牢騷、抗議、抱怨到公開的表示不滿,甚至走向街頭,組織關注團。在知識領域裡頭,民間已經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

李和平律師回應胡石根關於權力的看法,他認為權力的根源就是意志。公民的自治就是有權力的,所以權力不在擁有暴力的人手上,不在擁有財富的人手上,而是在擁有正義的人手上。

范亞峰博士回應說,關於權力的概念有兩種重要的定義。一種是強制力,一種是影響力。現在更廣為人接受的是權力是影響力。整個國家權力的根本來源在於公民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個是毫無疑問的。Rights就是power,從這一點來說,和平律師的看法是很精闢的。他也提到說,個案與草根維權的衝擊力有兩種,一種是聚焦性的,一種是瀰散性的。以前以司法為中心,以行政為中心形成衝擊力的個案。現在行政、司法都不作為了,以社會多中心的衝擊力的】逐漸形成。我們需要研究瀰漫性衝擊力和聚焦性衝擊力這兩種不同的形式所導致的不同的結果。我們要研究有限的能量,有限的火力如何把一壺壺水燒開,而不是想著把中國大鍋搞沸騰。把一壺水燒開,需要造太陽灶的能力,這個需要我們以後進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