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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文漢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一審辯護詞

2010年04月10日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四川聯一律師事務所重慶分所受嚴文漢親屬張梅的委託,指派我作為其辯護人參加本案訴訟活動。通過法庭調查質證,結合相關法律規定,辯護人認為:嚴文漢無罪。以下是本辯護人綜合本案其他被告人和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作出的辯護詞,供合議庭評議時參考。

一、嚴文漢、黃曉敏的行為與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是否存在法律上關聯性的問題

本案的事實非常清楚:2009年2月23日,因鮑俊生、劉繼偉、曾理、楊久榮、曾榮康、徐崇麗等數十人在成都中院門前實施頭戴冤帽、手拴鐵鏈、打橫幅喊冤、抨擊司法不公的草根行為藝術行為,被嚴文漢、黃曉敏觀察並拍攝下來,事後幸清賢根據現場目擊者陸大椿口述現場圖片資料整理成文字分別發佈到境外網站上,引起國內外的嚴重關注。

我作為嚴文漢的辯護人認為黃曉敏、嚴文漢、幸清賢、陸大椿的行為與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不存在法律上的關聯性,但公訴方堅持認為存在關聯性,堅持要將無辜的人捆綁在一起檢控,因此,我有必要為全案被告人做無罪辯護。

很明顯,被告人嚴文漢、黃曉敏、幸清賢、陸大椿拍照攝像、寫文章通過網絡傳播事件真相的行為是屬於行使《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言論自由權範疇,而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為屬於行使《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遊行示威權範疇。本案作為一起因公民自由表達而引發的普通刑事案件,由於涉及《憲法》第三十五條公民權利的行使和法律保障問題,受到法庭內外社會群體的嚴重關注,可見公眾對遊行示威、言論自由表達渴求法律保障的高度關注。

辯護人認為:法庭應首先審查鮑俊生等“鏈子門事件”中的前6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其次,再審查黃曉敏、嚴文漢等後4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與前6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關聯性。

(一)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問題

1、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都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他們的行為目的是想通過這種方式表達對司法不公的憤怒,期望引起社會和高層的關注,最終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主觀上無擾亂社會秩序的故意。

第一被告人鮑俊生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長期申訴無門,期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引起社會關注。

第二被告人劉繼偉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長期申訴無門,期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引起社會關注。數十米鐵鏈是自己的妹妹購買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訪民走失和出現混亂。

第三被告人曾理(高級知識分子,曾經擔任人民陪審員)反覆向法庭強調:冤帽是他購買的,也是他提出要戴冤帽,其目的是為了區分正常訪民和非正常訪民,防止壞人混入搗亂。他同時強調:自己是知法懂法的,在2月23日以前依法向公安部門提出過遊行示威的申請,但是公安部門不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作出答覆,因此,他認為公安部門通過默許的方式同意遊行示威。

第四被告人楊久榮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期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引起社會關注。自己在成都中院門口的垃圾箱上撿了一頂冤帽戴上,隨後就被指控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積極參加者,冤枉!

第五被告人曾榮康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期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引起社會關注。在2月22日到成都市茶青茶社僅僅坐了10分鐘左右,就被定性為策劃者,冤枉!

第六被告人徐崇麗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期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引起社會關注。自己僅僅給嚴文漢打了一個電話,告知2月23日即將發生的維權,期望嚴文漢(被非法拆遷侵權者,對拆遷法律知識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能用他的法律知識幫助上訪人員,嚴文漢認為這樣做是沒有名堂的事情,僅僅表示有時間會去看一下。

上述被告人的當庭陳述充分證明他們主觀上沒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故意。

2、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為並未擾亂社會秩序

公訴人提交法庭經過質證的部分證據(該部分證據為嚴文漢、黃曉敏拍攝的照片和錄像資料)充分證明,2月23日成都中院門前和周邊的秩序井然,社會秩序並沒有因為鮑俊生等數十名訪民的行為而導致混亂。公訴方始終不願意將另一部分由警察拍攝的現場資料當庭交由被告人和辯護人質證,只是對這部分不公開質證的控訴證據進行說明,這是不符合刑事證據審查規則的檢控行為。因此辯護人有理由相信,警察拍攝到的現場情況也是秩序井然。因此,社會秩序被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聚眾擾亂的事實是捏造的。同時,辯護人認為:公訴方提交法庭的檢控材料中存在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對這些可能對被告人極其有利的證明材料應當按照證據審查規則進行全面質證。遺憾的是未能得到法庭的支持,警察拍攝的證據材料是一個謎,只有檢察官和法官才知道。庭前這些視聽資料沒有任何辯護人看到過,法官承諾的當庭全部播放,也變成了有選擇性的部分播放。儘管如此,嚴文漢、黃曉敏拍攝的照片和視聽資料已經足以證明: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並未擾亂社會秩序之事實。儘管社會秩序沒有被擾亂,但是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刑法》第二百九十條並沒有規定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屬於犯罪行為。你可以咬牙切齒,深惡痛絕,但罪行法定,法無明文不為罪的原則不可更改。

3、不具備符合法律規定的嚴重損失後果

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的規定,判定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標準就是——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辯護人認為:公訴方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的行為存在法律規定的嚴重損失後果,公訴方提供的證明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擾亂社會秩序所造成嚴重損失的主要證據是:存在利害關係的成都中院出具的情況說明、三友百貨公司的情況說明、消防部門的多份情況說明。

辯護人認為:

第一、這些情況說明不屬於法律規定的證據種類,既不是證人證言(證人應當是自然人,成都中院等非自然人不具有刑事訴訟證人資格),也不是書證(書證是指以文字、符號、圖形等所記載的內容或表達的思想來證明案件真實的證據。),公訴機關不應當將非法定證據種類的解說資料作為證據提交法庭質證,而應自覺將其排除在檢控證據之外。

第二、這些情況說明沒有財務憑據等書證材料支撐,讓人一頭霧水,不知是在針對什麼具體的事物進行解釋,根本不能證明損失的真實情況。

第三、這些單位自己說自己存在損失,缺乏公正性和客觀性,即使存在損失,也應當由中立的第三方進行評估。公訴方沒有提供委託了第三方評估的證據。

第四、這些關於損失的情況說明是在事發數月以後,在補充偵查過程中,才想到缺乏嚴重損失後果的證據材料,但有無法提供直接損失的證據,只有自己寫一個自己有多少損失的情況說明——這和捏造事實沒有什麼區別?

第五、刑事法律對於損失的界定僅指直接損失,不包含間接損失。

第六、公訴方認為被告人的行為給國家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有法定的義務對被告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予以追訴,否則就是失職。而且追訴的結果也就足以直接證明被告人造成嚴重損失的事實,至今,辯護人沒有看到公訴人依法對被告人就所造成損失提起任何的追訴。

通過公訴機關在法庭中展示的證據,證明鮑俊生等人在中院門口並無阻塞交通,無衝擊國家機關、無損壞公私財產、無圍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只是在和平的喊冤,我將這些行為統稱為草根的行為藝術表達。公民鎖鐵鏈、戴冤帽、喊冤、拍照、發照片的行為並不一定造成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後果。擾亂社會秩序要有嚴重的後果,公訴方舉示證明擾亂社會秩序後果嚴重的證據,其中關於照片和視頻已經反證了社會秩序井然的事實。

人民法院的職責就是通過公正的司法解決糾紛、化解社會矛盾、定紛止爭。成都中院是否存在枉法裁判,在相關部門調查結果公開前,我無法評價。但是,成都中院居然將處理此類涉及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事件,作為被告人給法院造成的損失來計算,本辯護人是第一次聽說。我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時遇到,有些法院因為上級領導視察,聚眾陪同領導視察,進而停下審判工作,這又算不算給人民法院造成損失呢?領導視察造成法院工作秩序的紊亂,造成的聚眾,算不算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呢?同樣是停止審判工作,聚眾陪同領導視察不是損失,而聚眾解決群眾上訪問題是損失,這種因人因事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結果的邏輯是荒謬的!辯護人請求法院不予採納。

辯護人還注意到:至今公訴人沒有提出我國法律明確禁止公民用鐵鏈鎖住自己,禁止公民戴冤帽、禁止公民和平喊冤的相關條款。

辯護人認為,公訴方沒有證據證明鮑俊生等人的行為存在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後果發生。而公訴方的證據足以證明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上述行為沒有擾亂社會秩序,只是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

綜上,鮑俊生等6名被告人無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故意,無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沒有造成嚴重損失的事實,因此,鮑俊生等6名被告人不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二)嚴文漢、黃曉敏、幸清賢、陸大椿鮑俊生6名被告的行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關聯性問題

通過庭審質證明確了一個事實:嚴文漢與鮑俊生、劉繼偉、曾理、楊久榮、曾榮康、幸清賢、陸大椿等維權群體相互不認識。徐崇麗證明嚴文漢在2月22日獲知2月23日將發生的事件,明確表示不支持,只表示有時間會來看一看。公訴方至今也沒有提供證據證明鮑俊生等與嚴文漢存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合意。公訴方提供的所有證據證明:2月17日嚴文漢沒有到過成都市百果林金羅園茶園,2月22日嚴文漢沒有到過成都市茶青茶社,2月23日嚴文漢沒有在成都中院門口戴冤帽、鎖鐵鏈、呼口號,沒有到三友百貨樓上打橫幅。2月23日嚴文漢到成都中院是一個偶然的、獨立自主的選擇之結果。2月23日上午嚴文漢在成都中院門前做了什麼?他到成都中院門口和三友百貨樓上用相機進行了實況拍攝,記錄事件真實情況。正是嚴文漢、黃曉敏的真實記錄,才為鮑俊生等6名被告人沒有擾亂社會秩序的辯解提供了鐵證。但這並不是鮑俊生等維權群體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公訴方將嚴文漢等後4被告人作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僅毫無證據,而且在法律邏輯上也是極其低級的荒謬——因為嚴文漢、黃曉敏拍照錄像,幸清賢寫文章,所以導致成都中院審判委員會無法正常工作、三友百貨顧客減少、消防部門隨時備戰。

辯護人認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是一個故意犯罪。嚴文漢、黃曉敏、幸清賢、陸大椿等被告人客觀記錄歷史的行為,並未與鮑俊生等6名被告人進行事前的合意,屬於公民獨立的依法行使權利的行為,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聯繫。公訴人在無證據證明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情況下,口無遮攔指責鮑俊生等前6被告人與黃曉敏等後4被告人“心照不宣”,本辯護人借用黃曉敏的反駁:公訴人已經不重證據,重“誅心”,已經背離了現代法制審判之精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綜上,辯護人最終的結論是:鮑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為與黃曉敏、嚴文漢、幸清賢、陸大椿公民獨立觀察行為無法律上的關聯,公訴機關對嚴文漢、黃曉敏、幸清賢、陸大椿的起訴屬於枉法追訴。

二、關於嚴文漢、黃曉敏等被告人作出的公民獨立觀察行為是否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問題

第七被告人黃曉敏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對成都鏈子門事件進行的關注是在行使公民的正當權利,自己是在按照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監督政府,期望法庭與中央保持一致,與溫家寶總理保持一致,保障公民監督政府的權利。

第八被告人嚴文漢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也是一個非法拆遷的受害者,自己只是在記錄和見證真實的歷史,自己傳照片給黃曉敏不是在2月23日當天,而是在2月24日,成都國保找了黃曉敏後,選了幾張照片發給黃曉敏,而且這些照片並沒有作為報導的附圖。第六被告人徐崇麗的法庭陳述也已經證明:嚴文漢是一個公民觀察者。第八被告人黃曉敏也證明嚴文漢是在2月24日國保部門找其談話後,向其傳遞照片。

第九被告人幸清賢反覆向法庭強調:在成都鏈子門事件發生後,成都各大媒體集體失聲,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有責任告訴大家真相,有責任監督政府。自己只是真實的記錄陸大椿的口述。

第十被告人陸大椿反覆向法庭強調: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當天路過成都中院(法律應當不禁止公民路過法院),見到鏈子門事件發生,然後向幸清賢口述了自己見到的情況。

公訴方指控“徐崇麗在明知被告人嚴文漢身份的情況下,於2009年2月17日……邀約了嚴文漢。”但庭審質證結果是:公訴方提供證據證明嚴文漢除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外,別無身份。這一指控是極其不嚴肅和帶有侮辱性的。

公訴方指控嚴文漢“當日17時許,……通過網絡將其部分所拍照片傳給了黃曉敏……”,支持這一指控的證據是網絡截屏,但是,隨後在公訴人展示的視頻過程中發現,該截屏過程存在嚴重的取證違法問題:公安拍攝的視頻中,沒有法律規定的兩個偵查人員,甚至一個人都沒有,只看到嚴文漢。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因為網絡發送不一定會到達。該截屏只有發送的情況,而沒有接受成功的情況,因此無法證明公訴方堅持嚴文漢是在2月23日下午17時給黃曉敏發照片成功的事實。照片的接收者黃曉敏當庭陳述明確自己是在2月24日成都國保找談話後,收到讓嚴文漢傳的照片。

庭審中,公訴方將“維權網”“博訊網”“六四天網”等境外媒體界定為與境外敵對勢力有聯繫的網站。姑且不提“境外敵對勢力”屬於非法律概念,辯護人認為這裡有一個暗示:黃曉敏、嚴文漢、幸清賢等登陸了這些與境外敵對勢力有聯繫的網站,等於間接的與境外敵對勢力聯繫,應視為敵我矛盾,陸大椿的辯護人已經非常明確的指出了這一點。這不禁提醒辯護人回憶起,幾十年前確定反革命罪時常用的一個詞語——“偷聽敵台”。但是,公訴方並沒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證據證明這些網站與境外敵對勢力有聯繫,並且也沒有提供相關部門向公民告知,這些網站是我國法律禁止登陸的網站,公民沒有義務和能力知道這些網站是有關部門禁止登陸的與境外敵對勢力有聯繫的網站。網絡是沒有國界的,公訴人也沒有舉示對境內境外網站登陸需要區分的法律依據。

辯護人認為:嚴文漢、黃曉敏、幸清賢等在成都中院門前沒有戴冤帽、鎖鏈子、呼口號、打橫幅等行為,他們是在真實的記錄拍攝現場情況,他們是在對發生在成都中院門前的事件做公民獨立觀察和記錄,他們在依法行使公民監督權,辯護人請求公訴人提供相關法律條文證明嚴文漢等人拍照片犯罪!通過網絡發照片犯罪!真實的記錄歷史事件犯罪!記錄目擊證人的口述犯罪!向新聞媒體提供新聞線索犯罪!公訴方至今拒絕明確黃曉敏、嚴文漢等後4被告人的公民觀察行為罪犯何條?與之相反,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保障公民言論自由權。

如果法庭將我國公民通過拍照的方式記錄所看到的客觀真實事件的行為,認定為與所記錄的事件有法律關聯,並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的違法犯罪行為,那麼,我國的記者都將淪為罪犯,我國將不再需要記者,公民將失去瞭解真相的權利。如果法庭認定公民通過網絡傳遞真實的信息有罪,我國將不再需要通過互聯網與世界溝通和聯繫,我們將喪失掌握科學發展的權利。如果法庭將公民通過網絡傳遞自己所記錄的客觀真實事件的行為,認定為與所記錄的事件有法律關聯,並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的違法犯罪行為,那麼,我國的網民都將淪為罪犯,而且罪惡滔天,我們將失去言論自由的權利。因此,將嚴文漢記錄真實和傳播真實的行為檢控為犯罪,其實質是在剝奪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被審判者,這是非常可怕的審判結果,那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文字獄”,那是在開歷史倒車。我們是否會回到“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萬馬齊喑”的境地,辯護人不敢想像。

辯護人還認為:公訴方沒有證據證明成都中院審判委員會工作停止、三友百貨的經營收入減少、消防部門的損失與嚴文漢、黃曉敏等人拍照、上網、寫文章有法律上的因果關係。缺乏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中關於造成重大損失的證據。

綜上,辯護人認為:嚴文漢、黃曉敏等被告人作出的公民獨立觀察行為不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

三、關於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檢控標準問題

前面辯護人已經論述了嚴文漢、黃曉敏、幸清賢、陸大椿的行為與鮑俊生等被告人的行為之間不存在法律上的關聯性問題,與成都中院等單位未經依法認定的經濟損失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係。辯護人又從犯罪的基本特徵來衡量嚴文漢等公民獨立觀察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任何犯罪的基本特徵是刑事違法性、社會危害性、應受懲罰性。那麼我們看嚴文漢等拍照、上網傳照片、記錄目擊證人的口述、通過互聯網發表描述鏈子門事件實況的文章是否具有刑事違法性,公訴方直到法庭辯論結束都沒有指出前述行為違反了我國刑事法律的具體條款。罪刑法定原則不可移,既然法律沒有規定嚴文漢等人的行為屬於犯罪,那麼就不具有刑事違法性。公訴方也舉示不出嚴文漢等拍照、上網傳照片、記錄目擊證人的口述、通過互聯網發表描述鏈子門事件實況的文章是如何危害社會的事實證據,相反,被告人嚴文漢等人指出政府一再倡導公民監督政府,法律保障公民言論自由,他們正是遵循溫家寶總理的教誨,依法實施公民監督,而最終身陷囹圄——冤!

因此,辯護人不得不質疑公訴方關於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檢控標準。

眾所周知,聚眾不一定擾亂社會秩序,60週年國慶閱兵就是聚眾,就根本沒有擾亂社會秩序。如果按照公訴機關將鮑俊生他們的行為認定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的標準,辯護人想到內地舉辦演唱會的劉德華先生有可能會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抓起來判刑的。劉德華有眾多的粉絲,他的到來,必然會引起交通擁堵,還會有粉絲拿著自制的標語或牌子,喊口號,拉橫幅歡迎劉德華,同時需要大量的警力維持社會秩序,還需要救護車防止有人暈倒或者被擠踩等,一些機關的正常工作受到影響,一些商場的銷售受到影響,按照公訴方的邏輯——這都是重大的經濟損失,社會秩序被嚴重擾亂。

辯護人注意到今天審理本案,法院調動了大量的法警、審判人員維持秩序,估計其他審判工作也停止下來,辯護人還注意到法庭附近實施了交通管制,這是否也是那些聚集在法庭外想進來旁聽的公民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他們是否也構成了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呢?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這種檢控標準下,大家都有可能成為被告人。辯護人認為:對於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檢控標準應當回到用犯罪的基本特徵上來進行衡量,才有可能更準確的定性,不至於定罪的隨意化,使該罪名淪為打擊報復的工具。

有案子的公民選擇到審判機關外喊冤,法律不禁止。但並不能因此反推出沒有案子的公民禁止到法院門口去的結論。否則,今天旁聽的公民沒有案子,為什麼可以來到法院旁聽審判?按照公訴方公民只有有案子到中院門前聚集才是有正當理由,沒有案子的公民聚集在中院門口,就會受到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的檢控。這個檢控標準也是非常蠻橫和可怕的,因為受法律保護的還有企事業單位,只要在這些企事業單位門前聚集,都會受到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檢控。那樣我們只能劃定一些無人區,來保障這些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

法律沒有禁止公民戴冤帽區別有案子和無案子的人,鎖鐵鏈防止走失等行為,法律也沒有禁止公民在大街上拍照,在家裡上網給認識的人發照片,法律也沒有明確禁止給境外的媒體或者國內媒體提供新聞素材,法律也沒有禁止公民不能自由的寫作投稿。因此,和平喊冤無罪!鎖鏈子無罪!戴冤帽無罪!拍照無罪!上網無罪!發照片無罪!向媒體提供新聞線索無罪!自由撰稿無罪!

四、公權力機關存在選擇性釣魚執法的惡意

辯護人注意到:公訴方提供的45名證人都是成都中院門前拴鏈子、戴冤帽、喊口號的訪民,這些積極的參加者沒有依法受到檢控,竟然都成了控方的證人。這是選擇性的檢控。

辯護人還注意到:通過嚴文漢、黃曉敏等拍攝的現場錄像和照片看,成都中院門前秩序井然,這些訪民並沒有阻礙交通,而是在法院門口和平表達對司法不公的憤怒,法院的進出口並沒有被堵塞,訪民也沒有衝擊法院和其他企事業單位。

當時人民的警察在幹什麼呢?忙著拍攝取證。

從公訴方的指控看,這次事件所造成的社會秩序是很嚴重的,但是,從時間上看,警察處置是不果斷的。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警察,在接到有關部門的信息後,本應當機立斷作出處置,維持秩序。但是,自2009年2月23日上午9點至晚上9點,警察主要是在忙著拍攝現場,固定證據,為今天的審理做好一切準備。這是一種釣魚執法,警察就是在等待嚴重後果出現(期望人群大量聚集,期望擾亂社會秩序行為的發生,造成時間長、範圍廣、後果嚴重、影響惡劣),警察有充足的時間來拍攝,卻沒有依法去積極履行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責,然後再根據攝像逐一進行抓捕和審判。期望違法行為的發生,直至達到刑事處罰的程度,才開始執法,把怠於履行維持公共秩序法定職責的嚴重過失,轉化為自己的工作成績,將被告人作為替罪羊,這是令人憤慨的釣魚執法行為!所幸曾理等被告人非常理性,採取戴冤帽的方式區分訪民和非訪民,採取鎖鐵鏈的方式,限制訪民的人身自由度,防止出現現場混亂,所以,他們是在和平表達,社會秩序井然。

五、其他檢控方面的重大瑕疵

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訴本應是非常嚴肅的事情,但是起訴書中存在以下嚴重瑕疵,有損國家公訴機關的榮譽。

1、《起訴書》對黃曉敏、嚴文漢的身份核實出現重大失誤,檢控一個沒有查明身份的被告人是一個重大的檢控事故。

2、《起訴書》將經營燈具生意的幸清賢說成是無業游民,是在隨意編造事實。

3、《起訴書》很草率的檢控嚴文漢除公民身份以外的其他身份,而有無法提供證據證實具體的身份,法律文書表達極其不嚴肅。

綜上,辯護人認為:本案事實清楚,嚴文漢無罪的證據確實充分,請求判決宣佈嚴文漢無罪,當庭予以釋放。

此致

樂山市市中區人民法院

辯護人:鄭建偉

2010-4-10


特別聲明

上述辯護意見有些是庭審發言的整理,有些是論述展開之需要,請勿用庭審同步攝像之記錄逐字比對,我真的很怕一不小心被犯罪。

執業律師:鄭建偉
執業機構:四川聯一律師事務所重慶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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