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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荆陵:“占中”行动与一国良制

2016年05月06日

编者按:此文是作者在监狱中写的。唐荆陵是著名的人权律师、《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长期致力于传播和践行非暴力理念,在中国倡导和推进公民不合作运动。多年来,他因维护人权,遭到当局监控、软禁、强制旅游、失踪等迫害,妻子也受到牵连。2014年6月,唐荆陵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审理。我们发表此文,并呼吁海内外各界关注唐荆陵律师和他的家人。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传播和践行非暴力理念,并在大陆倡导和推进公民不合作运动。这也正是我今天身陷囹圄的原因。在我尚未入狱时,久已密切关注当时尚在酝酿中的“占中”行动。最近,看到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随着铜锣湾警方清场完成,持续八十多天的占中行动结束”。在看守所里,信息来源只有CCTV1和官方报纸,这让我难以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景象和影响,但是尽可能深入分析这一卓越行动的价值,并加以弘扬,将是极有意义的,亦将有益于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国家的和平和繁荣。

这次“占中”是一次相当成熟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展现了香港泛民主人士的团结、勇气、意志和行动能力。在早先争取2012双普选的目标遭遇挫折后,香港泛民主力量急需在运动目标、行动模式及时间表方面确立自己的方向和步调,并以此达成各方力量的广泛合作。占中行动的成功展开正是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明显标志,堪称香港民主化进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占中”行动期间,中共在宣传上展开了持续的文宣攻势。这从反面印证了“占中”行动的巨大影响力。在看守所里,我多次从CCTV和中共党报上看到对“占中”行动的负面宣传,其只是报道官方的观点,完全刻意回避对“占中”行动的现场、目标、各方交涉情况等新闻要素的客观呈现。在CCTV许多有关节目中,无论是新闻还是专题述评,多是空空如也的画面,偶有现场影像也只是一两张静态图片;在国际关注方面,也只发布过拒绝英国一个官方观察团入境的外交声明。尽管大陆媒介的宣传十分扭曲,但“占中”行动显然彻底打破了当局的竭力封杀,让民众多少得知“占中”的存在。

自回归以来,尤其是近年随着政治自由的萎缩,香港人民对赤化的恐惧从天边的阴云变成头顶逐渐加大的风雨,各种社会运动逐渐苏醒并趋活跃,如每年在元旦、“六四”、“七一”、“十一”都有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显示捍卫自由、追求民主的力量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些集会示威行动——是各种社会运动的大杂烩式的展示,我称之为百纳被式的运动——很少集中于根本性的政治议题,而参加的人数往往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但由于议题分散,或在议题上没有形成共同目标,最终无以凝聚成改变既定模式下的政治惯性的力量。好比一列火车在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正逼近危险的深渊,乘客们即使纷纷醒觉、惊呼,若车长、司机和乘务员们置若罔闻的话,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火车变入正轨,显然似是无法消除危险的。

占中行动是一次凝聚进步力量的成功尝试。以运动的持续时间、行动人数和地域规模,以及遵守非暴力行动纪律等方面来观察,已经显示了规划保障能力、组织和合作能力、行动协调能力的高度水准。这些正是领导能力的重要指标。要领导一个社会——无论是国家还是城邦——成功实现民主化转型,需要一支有相当规模且健全的民主力量,这些人应有坚定而清晰的民主理念,坚守理念的意志和道德勇气,以及实现其理念的动员、组织和领导能力。这次行动是香港泛民主力量的一次成功演练。

我以为“占中”行动更重要的意义是对整个大中华政治圈来说,因深刻暴露了一国两制的危机,而凸显了在这整个区域寻求一国良制的出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城邦,其百年来建基于英国习惯法之上的自由制度并没有城邦自治宪章或非成文宪制作为制度保障。这让香港的自由处于脆弱的状态中。九七之前,英国的宪政制度及殖民地宗主权承担了制度保障的角色。九七之后,由于中共废除了过渡末期彭定康先生所主持的政制民主化方案,遂留下未经政治民主化的自由香港面对共产党中央政府的局面。《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在某种程度上对香港的自由作出了承诺,但这种承诺是单向的,也不包含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清晰时限(或按照一些观点,认为上述协议可推断出一个时间表,这正是当初双普选行动所依据的一个理由,但这个观点也被后来的释法否定了)。至于中共政府本身则既不民主,也无自由,它自身治下的人民中追求自由的人要么关在监狱,要么流放海外,这样的政府如何能成为自由的守夜人和保护者呢?它对自由的承诺又有什么作为保证呢?

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价值观念若不能成为政治制度的灵魂,表现为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对基本自由的普遍信仰和法律保障,开放和公平的政治参与,则终将堕落为纸上的辞藻。

香港所经历的一国两制,一开始就不在势均力敌的力量平衡中,但也不是处在最后一搏的决绝态势之下,而是温水煮青蛙的政治侵蚀。近年来,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力量不断上升,更加剧了两制间的不平衡。从1997年到2014年不到20年间,已经经历过的四十五条风波、司法终审权、基本法释法权、反二十三条立法、居港权、双普选、五区公投以及最近的媒体自律与媒体控制、反国教等重大事件,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专制的洪水不断上涨的触目惊心的警戒线。

这种一开始就没有平衡点的一国两制何以立足呢?一边是怀着对西环治港的恐惧眼看自由日益丧失而逐渐奋起,意图确立民主自治以维护自由的城邦人民,一边是陷入管治和主权焦虑,还加上盛世虚骄心态,力图维持代理人政治的一党专政中央,二者的合理交集何在呢?这是双方已经各说各话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八个字能够解决的吗?

除开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形态外,主权国家内的一国两制的实践大概惟有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类似。在联邦宪法的酝酿和诞生过程中,几乎所有重要政治问题都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的辩论,但奴隶制由于十分棘手而被刻意隐藏和回避。在独立战争和制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弗吉尼亚州就是一个蓄奴州。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最重要的将领罗伯特•李也是一位“骄傲的弗吉尼亚人”。自由的美国与奴隶制的美国之间在明争暗斗中维持着政治力量的均衡一直到林肯时代公开决裂和冲突为止。这是一段联邦宪法所高举的自由与部分州宪保存奴隶制之间尖锐冲突而自由最终得胜的历史。林肯历史性的论断今天似在回响:“分裂之家无以长存……这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容忍一半国土维持奴隶制,一半国土自由。”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又能否维持千分之五的人民自由,千分之九百九十五的人民于共产专制中而相安无事呢?当然,这个比例是将事实过于简化了。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在临狱中的自由人民,一部分在流放中的自由人民,一部分在政治压迫下而颠沛流离的自由人民。

占中行动当然无法在大陆的1982年宪法中找到其合宪性渊源。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变革或转型运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也不同。在有些社会形态下,合乎理性能承载人类正义追求的宪法能成为争取自由或平等的抗争人群实在法上的合法性源泉,但在有的地方,抗争者必须基于正义、平等、自由等理念本身去寻求存在的合法性。这些价值才是法治精神的本质。在自由和正义被践踏的地方,起而捍卫自由并欣然承受由此产生的代价和风险,才是维护或重建法治精神。自由或正义最危险的敌人正是未受到恰当控制的政府权力。由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或者民族相沿已久的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差异,不同人群实际生活的制度环境和政府权力总是在鲁滨逊的自由到完全非理性、虐待狂式的暴政两个端点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当人们内心信奉的意识形态与统治他们的制度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他们总是能接受、适应、甚至喜爱他们的制度,而不会轻易去改变它,即使这种统治在其他的人民看来是多么低劣和难以容忍。但是,当一连串的交互行动表明在统治者和他的人民之间已经丧失了或根本不存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一方或彼此都放弃了各自相安无事的界限,冲突就不可避免,直至一方的消灭或屈服,或达至一个新的共同意志为止。

在占中行动的酝酿期,发起者举办过多次研讨,已经清晰地指出了占中行动与香港部分法律的冲突。在我看来,这种分析和强调应更多视为对行动参加者的风险提示,而不是政治和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大陆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如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特首梁振英指称“占中行动损害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和传统”,这即使不是颠倒黑白,至少是危言耸听。回顾回归十七年间的香港社会运动变迁史,从所关涉的议题,运动所采取的手段,当局的回应以及社会状态的改变等来考察,不难发现,占中行动正是香港人民在所珍视的自由和法治传统日益沦丧,各种法律与制度救济手段已经穷尽之后,而中共政府仍坚持维持小圈子选举的情况下,为捍卫自由而采取的一个积极行动。

通往堕落深渊的轨道毕竟也是一种轨道。拨乱反正必然意味着某种原有秩序的终结。所以,不存在没有任何冲突的社会变革,即令这种变革是由统治者本身发起和推动。正当的社会变革运动则在其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适应性。作为一个经过长期的研讨,从而使社会得以充分表达正反意见,而运动期间又保持有良好纪律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占中行动也符合这样的评价标准。

至此已不难看到一国两制的灰暗前景了,试图以香港作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台海分治的历史难题的样板已成幻想。中共当局在香港民主化进程上的一味拖延和拒绝,以及对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人士进行压制,只会加速台岛民众与大陆心理距离的漂移,事实上成为分裂与对立的推手。最近十年来,维稳成为大陆的政治主旋律,统治危机日益深重。在藏区,最近三年内,近二百藏族各界人士焚身以殉,抗议中共的非人统治;在新疆,则是不断的暴力事件,并有延烧到汉族地区的核心区域之势,中共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几乎快沦落为彻底的军管。这一切都意味着与其在一国两制的旧瓶上拼凑,不如回到一国良制的正轨上来。

中共虽自1949年暴力打败了国民政府军,与退守台澎的中华民国隔海分治,其宪法却到1982年才大致稳定下来。作为其法统来源的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早在1956年反右时就被中共当局公开背弃和撕毁。尽管这一先天不足的协议是在中共枪杆子之下的分果果式的会议上所达成,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这个共同纲领也从来没有经过大陆人民任何形式的哪怕一次的认可——无论是通过公开广泛的讨论还是正式的投票——这样掩掩藏藏的法统在今天的世界上还能走多远呢?

因此,争民主以捍卫自由不仅是香港同胞的紧迫需要,也是大陆的出路所在。只有一个可被广泛接受的宪政解决方案,吸纳各族各地人民的同意,才能建立长久自由、繁荣和幸福的根基。早在2008年,一批海内外有识之士携手发布了《零八宪章》,正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这次行动虽因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的入狱而遭遇残酷压制,却在今天更显出了我们签署者们的远见。香港、大陆乃至台湾对岸的各种进步力量在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下正渐渐交织成一道多彩的飞虹,它将跨出风雨后的阴霾,映照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地丰美的未来。

                                 2014年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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