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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香港民主化:中港双赢之棋

2014年10月02日

自9月28日香港开始“占中”活动以后,香港民主化的问题再次凸显于国际社会。本文想讨论一个问题,即香港是否有可能先于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

香港民主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各种理由为自己拒绝走民主化道路辩护,其中最有名的理由是两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理由是中国经济落后,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民主化就水到渠成;待本世纪中国“崛起”之后,理由就改变成民众素质低,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不成熟。最诡异的却是中共在民众素质最低的农村地区实行了村民选举,等贿选、黑社会把持选举等各种问题暴露出来后,又以此证明中国若民主化结果可能一团糟。如果说村民选举是中共污名化民主政治的一个阴谋也许太过分,因为村民素质确实是个问题,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中国大都市及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中国政府为何不许这些地区试行区县级民主选举?

再退一万步说,也许当局会认为,中国大都市居民当中的大多数不熟悉现代民主制度的特点和运作规则,那么,香港民主化却早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万事俱备”指的是香港公民社会充分发育,诸如经济发达、法治完备、言论自由、行政高效等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条件都已具备;“只欠东风”,指的是香港人的政治自决权被剥夺,他们没有权利决定香港地区的政治形态。按香港人的意愿选举特首,就是此次“占中”运动发起的主要原因。

选举特首,是当年回归时《基本法》承诺的港人权利。《基本法》中第45条及第68条分别阐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普选为目标。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点落实《基本法》的诚意,至少应该给出一个三两年内实行普选的时间表,让香港顺理成章地实现民主政治。从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计,中国有了一个“在中共领导下进入民主化”的示范区域,本是双赢之举,为何遭到中共坚拒?

原因在于,中共政权是一个只考虑本政治集团利益的极权政府,这个政府目前遇到了全面性治理危机。

中国地区性《白皮书》凸显治理危机

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本国所辖行政区颁布《白皮书》计有三地,即西藏、新疆与香港。这三个地区有个共同特点,即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关于西藏的白皮书发表9次,前8次基本是在《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首发)增补而成,最近一次是《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13年10月),主旨是讲中共如何让西藏人民从落后的农奴制下获得“解放”,西藏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于2010年颁布,显然是出于应对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的内外宣需要,主题集中在领土主权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在教育科技、经济生活方面获得进步。

这些《白皮书》最重要的功能是宣示中共政府的意旨,并不在意《白皮书》所涉地区人民对中共统治的真实感受。西藏、新疆《白皮书》的发布,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矜夸功劳,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治理危机。2014年6月由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当然也是因为近年来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大幅下降。对于高度物质主义的中共来说,当年对香港“50年不变”的最形象概括就是“回归以后马照跑,舞照跳,不会改变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主要涉及经济制度;至于港英时期香港人民曾享受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在北京政权眼中,根本无须加以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本来就打算在“回归”后逐步褫夺这些权利。

关于香港的白皮书之主旨,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香港人“认清自己的地位”。“认清地位”之说有个典故,1982-1984年中英谈判期间,有香港代表到北京向邓小平陈情,表达港人的意愿。邓小平对此回应说:“中英谈判不是三角凳”,意思是香港人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回归与否、怎么回归,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与香港民意无关,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上谈判桌。

香港民主化:中港双活

2014年颁布的香港白皮书,仍然沿袭30年前邓小平“三角凳论”的主旨,不但没有证明中共的“一贯正确”,反而证明了中共高层在政治上抱残守阙之心态。

从一战到二战之间,世界存在五种意识形态的竞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天主教义、保守主义,到二战之后,民主主义一枝独秀,成为普世价值。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形成一致性的制度谴责(system blame)。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早就抛弃了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仿效民主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获得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结果是导致了中国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国其实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描绘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的残酷专制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无序冷酷集于一体。也因为如此,中国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进入世界“最高水平”(北大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737)。这种深刻变化说明,政治上奉行一党专制、经济上以牺牲环境生态与民众福祉为代价的中国模式已陷入穷途末路。

对待9月28日开始的香港“占中”运动,中国政府没有效法邓小平当年“六四”屠城,说明其认识有进步,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香港问题。但仅有这一点进步远远不够,不能使香港问题最终解决。因此,当局不妨再往前走一步,与香港人坐下来认真谈判普选的可能性。习近平既然佩服邓小平改革的气度与眼光,不妨师法邓小平办经济特区之举,让香港先行一步,实现民主化。如今,推动经济改革已非难事,政治上开创新格局方显魄力与勇气。

让香港先大陆一步实现民主化,受益者不只是香港人民,还有中共自身。中共政权现在不仅要面对国际社会舆论一致的制度谴责,更重要的是国内局势日益恶化,不开新局,最终是死路一条。尽管中共迷信强权,但也得清楚一点,人类现代史上,没有哪个政权能依靠镇压与愚民长期维持下去,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维持成本总有一天会超过中共政权能够支付的上限。以香港为例,就算中共使用各种手法让9月这轮“占中”活动最后无疾而终,但却不可能消除90后这一“抗命世代”的反抗意志。根据2014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Michael De Golyer调查,以公民抗命为核心行动理念的“占中”运动,得到38%的香港市民支持,而在21至30岁的年轻人中,支持率竟然高达69%。“抗命世代”年轻人的声音最终会成为社会主流声音,他们持续的反抗将对北京形成严重的挑战。

让香港人决定香港的政治形态,也许是中国政府最明智的选择。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中国政府在提醒香港人认清自己的地位的同时,是否也应提醒自己认清天下大势,勿再抱专制之残,守极权之阙,在解决地区治理危机的问题上,让最容易达成民主化的香港先行一步,形成双赢之局——这既可以解决中国的地区治理危机,还能让中共从制度谴责中找到一个制度出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0期   2014年9月19日—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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