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高伐林:这个狗年不一般:又是一个戊戌年

2018年02月20日

昨天我说:迎狗年,想在拜年时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一些有关狗的吉祥话,没想到这竟然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心里默想半晌,竟然一句也无。中国传统文化对狗实在太不公平了,竟然没有留下一句好词!最后好不容易想出一句《史记》中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陈胜)所说的:“苟富贵,无相忘!”

我在我的推特上发了如此这般的一通感慨,收到不少推友的转推、点赞和评论。有两条应该在这里介绍:

一位EN@xjz17写道: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太好了!怎么忘了这句话!此话出自《礼记·大学》引用的《盘铭》。好,我就用这句话来做狗年自我勉励的座右铭: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另一位推友,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Fd80Ku写道:

说明从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喜欢代表忠诚但奴颜媚骨的品行,大家还有希望!

也很有见地!

我联想到前天习近平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大赞了一通狗,以“金犬”、“玉犬”、“瑞犬”、“义犬”形容。法广在报道中指出,他的重点,还是在讲忠诚,向全党再次发出了警告。

且说,今年这个狗年不是一般的十二年轮到一次的狗年,按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的算法,是六十年循环轮回的戊戌年。回望之前最近的两个戊戌年:1898年,大事是戊戌变法,结果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事是大跃进,又失败了,导致大饥荒,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文革埋下了引线。

这一个戊戌年,中国又将遭遇什么?切盼中国朝野能够痛定思痛,開新局,转鸿运!或者,用我的一位杰出校友的玩笑话说:希望能有“狗屎运”,哪怕一点点呢!

但是对比一百二十年前后的情况,我感到并不乐观。

一百二十年前那个戊戌年,清王朝来了一次重大的政治社会改革,在光绪皇帝及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下,政令连篇而下,引入大量现代化新政。但是政治实验来得急走得快,百日维新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推翻,光绪从此软禁,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体制内改革就此宣告此路不通,此后不管什么党、要实现什么政治主张,都只想搞翻天覆地的革命,再到后来,更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写上自己的旗帜。

百年过后,一场场暴烈革命带来的不是更开放,更尊重个人尊严与权利的政府,而是一个个独裁政权。难怪《苹果日报》一篇文章写道:“不客气的说,现时的情况连康梁‘戊戌维新’的目标还未达到,甚至相距越来越远。”

这篇署名为卢峰的文章比较说:

康梁的维新至少想走向君主立宪体制,希望以宪法约制君主的权力;至少想开放报禁,让仕子、民众退可以自由接触吸收各种思想,进可以议论时政大事,算是比较接近现代国民的待遇。一百二十年后另一个戊戌年,中国走向的却是把宪法变成“君主”工具之路,却是不断收紧思想、言论空间与自由之路,中共还想把这样一套倒退、强控制的管治模式推向香港、海外以至世界。

卢峰说:

前不久中共在十九届一中全会通过修正宪法草案,把习近平思想写进中国宪法内……要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把习近平思想写进去不但令他个人的权位有宪法的认同,也令他的一思一言有形同法律的地位。

可习近平思想究竟是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只有习近平个人说了算,只有他个人的解释才算数。这跟前清时代,封建王权时代朕即天下、朕即法律是同一路货色。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至少想推动君主立宪,一百二十年后中国却来个“修宪立君王”,把习近平变成凌驾宪法、法律的“皇帝”,中国的倒退可真是没有底线。

不仅如此。对于我们这些以文字为业的人来说,关注的重点更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绝不希望回到“朕即法律”“朕即真理”的年代!

一百二十年前那次变法的重点之一,是设立京师大学堂,改革教育,开放报禁,试图让精英和庶民都有解放思想,解除禁区的机会和空间,以跟全世界接轨。但五年多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钳制教育、言论与思想的规定和举措:加强党委对大学的控制,删减乃至禁绝涉及普世价值的教材与内容,继续歪曲窜改历史真相;有独立见解的教授、教师,陆续被解聘,相对独立的书店、知识分子组合不是被封锁就是被监视控制;文网绵密更是史无前例,从硬件到软件无孔不入。中国大陆的网络、移动媒体的基建,早就在当局掌控之中,原来人们以为有一点讨论空间的虚拟世界,在中共网络警察全天候监控下已经成了文字狱陷阱。再加上严堵国外网络、媒体的防火墙,不断加高加厚,稍有独立异见的网民会立即被查问甚至被拘捕,迫令上镜认“罪”……卢峰的文章说:若果康梁及戊戌六君子生于当世,只怕早已像高瑜、桂民海那样“被认罪”了!

我身处中国之外的言论自由环境,已经习惯了百无禁忌,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写,可我的无数朋友和亲人还在中国。虽然我“严于律己”,提醒自己与他们的联络讨论中要“谨言慎行”,绝不要因自己的所谓“出格言论”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也确实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看到他们战战兢兢、吞吞吐吐、“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实在让我悲从中来!

要认清2018年这个戊戌狗年,先要认清1898那个戊戌狗年。下面我转载一篇由先知书店整理的文字《又是一个戊戌年:维新变法120周年祭》,给大家提供一组了解1898戊戌年的线索。文中提到的许多学者,多有关于研究戊戌年的专著,他们的看法百花齐放,并不一致。

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是大跃进导致大饥荒60周年,还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从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算起),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其中有个别的日子,是当局要大张旗鼓庆祝、纪念的,更多的是当局讳莫如深,只能由民间包括海外来讨论、反思的。我本人和我主持的《历史明镜》电视节目,都将之作为重点来探讨,敬请各位关注!

 

又是一个戊戌年:维新变法120周年祭
策划:先知书店,文丨编:千字君、加西亚

又是一个戊戌年。发生在120年前的那场“戊戌变法”,再次引发热议。

中国人将天干地支的一个轮回(60年)视为一个周期。然而,戊戌年于中国人,似有着更特殊的含义。

上一个戊戌年,中国处在政治运动的巅峰时刻。再上一个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又何尝不是晚清国运大衰败的开端?

甲午惨败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昭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单靠中国固有的文化制度,根本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要想实现国家转型,必须要依靠自由、民主、法治等全人类的大传统,摒弃那些已被证伪的精神糟粕,必须通过立宪,解决权力的合法性并制约权力。

戊戌变法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自上而下的自改革,也不同于变法前三十年开始的那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但令人痛心的是,它失败了。

传统中国继续顽固地抗拒先进文明,契约精神废置,社会始终无法确立最低的共同底线;体制和思想的壁垒依旧,国民长期处于贫穷、麻木的泥淖。

120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此付出了多少惨烈的代价!战争不断,积成累累白骨。人伦、道德、公理和生态环境,遭受到前所未有大破坏……

“不学历史的人会重蹈覆辙,学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学历史的人重蹈覆辙。”那么,120年前的戊戌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场变法的前因后果,究竟有哪些亟待正本清源的史实?这场君主立宪的自改革,又有何启示意义?

为此,千字君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拜读了唐德刚、袁伟时、孙隆基、马立诚、张鸣、雷颐、解玺璋等几位名家的作品,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些名家的肩上思考上面这些问题。因水平所限,千字君未能尽显各位老师的思想精髓,各位朋友尽量阅读原著,深度了解。

戊戌变法缘起
雷颐:读书人带头反思国运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统治者恐怕都会反思、改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一群没有任何权力和政治经验的读书人。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给中国的发展,最终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值得后人长久地深刻反思。

——雷颐《从甲午到辛亥》

戊戌变法失败之因
张鸣:康有为的政治幼稚葬送了变法

康有为的声势浩大,因此很多人都误以为戊戌变法就是他主导和实践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康党的声势主要是靠着梁启超的一支巨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颇受好评,但我认为恰恰主要是他葬送了变法。

康试图重塑孔教的国教地位,然而学术水平和地位都很堪忧,彻底否定了前辈学人的考据积淀,不会有人支持他。而在变法时期,强学会不止排斥“女人干政”的慈禧,还对李鸿章这样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敬而远之。其实李鸿章后来救了很多维新人士。

变法听起来似乎是渐进的改良,其实还是急功近利的。人们急于学习“最先进”的文明,而当时的日本就是由弱转强的典型,又是东方国家,于是人们都主张效法日本。而日本效法的是俄国的彼得,因此康有为假想出一个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绪效仿。

这样的变法,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戊戌变法之殇
解玺璋:激进基因毁改良

1902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开始连载《新民说》,系统阐释多年来他对中国转型的思考。

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少个人权利和自治意识,无论读书人、商人还是寻常百姓,都习惯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幸福安康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由此导致人人自辱、处处推诿,社会公德缺失。

梁启超没有盲目追求纯粹的中国文化血统,而是主张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地吸收中西文化的自由成分。“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

这种“不彻底”的改良主张,自然遭到宋教仁、陈天华、章炳麟等革命派的激烈抨击。康有为理论功底远不如梁启超,仍然参与了论战,他认为大清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宜革命。随后,章炳麟发表针锋相对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理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则以革命去之。

——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
 

戊戌变法之实
唐德刚:不是变法,而是帝后之争

康有为时常吹嘘自己面见光绪的事迹,直到流亡海外,仍以帝师自居。但事实是,他和皇帝只见过一面,两人语言不通,基本是鸡同鸭讲。其实在接见康有为之前,光绪就已经决意变法。

光绪试图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各位军机大臣架空。但他们却忘了一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这位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正是一位“儿皇帝”。

戊戌年的那一百天,既没有维新,也没有变法。究其原因,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

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戊戌变法之思
袁伟时:制度是成败的根源

慈禧的摇摆不定,自然与她个人的权力私欲密不可分。然而这个帝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制度。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经形成僵硬的体系。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这一套知识又是士大夫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更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出现了制度性的愚昧。了解和吸收外来先进文明通常都是少数人的冒险行为。对外来文化的深闭固拒,甚至动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
 

戊戌变法之殃
孙隆基:维新变法是中国种族主义的开端

康有为1898年4月成立保国会,第一次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他认为,“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并以越南和印度为例,痛斥英法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为义和团运动埋下了祸根。

从英国归国的严复在1895年就已经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钟,1898年6月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义》,反对“保教”,但强调“保种”,极力推崇达尔文主义。

其实,种族主义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流行。日本思想界主张“大亚洲主义”,在梁启超逃亡日本前一年,孙中山就已经获得日本大亚洲主义者的支持。这也为日后孙中山的“反基督”,以及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埋下了伏笔。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
 

戊戌变法之鉴
马立诚:妥协是伟大的智慧

中国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历史上可见的都是鲜血和权谋,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作品和银幕上还都是在歌颂着这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制度改革却从来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其震撼和影响却日久弥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如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碑文所说:“戊戌变法实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冲击专制桎梏,刷新风气,启示后人,功不可没”。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

——转自作者万维博客(2018-02-1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9期,2018年2月16日—3月1日

錯誤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 HRIC

錯誤

網站遇到非預期錯誤。請稍後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