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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基:习近平发表国家主义网络宣言——网络自由不能封杀在主权黑箱里

May 5, 2016

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讲话,提出创立一个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以保障各国的“网络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这是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发表的一个“网络主权”宣言,也是中国领导人明确对美国所倡导的“网络自由”价值观的回击,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国家主义统治色彩。

“主权至上”论已被扬弃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工具性的文人,一直在揣摩主子胃口,为主子制造各种“统治合理性”理由。“网络主权”概念,在官方媒体被热炒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丽就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网络主权是一种“新的国家主权形式”。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而不接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自从1586年法国思想家让•布丹第一个明确论述了国家主权学说,这种国际法观念便形成了。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更进一步充实了国家主权的排它性理论。然而,人类走向现代的国家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国际法学家耶塞普就在其《现代国际法》一书中指出:“无限制的国家主权现在已不被认为是国家最宝贵的或最需求的属性。”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也曾这样认为:“现代文明之范围日拓日广,国际关系愈趋愈密,欲以民族的主权国家为定制,在政治上为大患,在道德上为极险。”如今,伴随着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冷战的结束和网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管理体制更开始向非集中化、非军事化和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的综合发展,当代国际事务正在从理论到实践两个层面扬弃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至上”论。

当今社会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到来,都已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限制,致使人类共同认可的普遍价值观跨出地缘疆域,突破了意识藩篱,汇合起各国文化,形成一种新文明的普世价值思潮,堪为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

“网络主权”维护的是统治者的江山利益

当下中国官方提出“网络主权”的目的,是借助反对“人权至上”与“网络自由”的普世价值,来维护统治者的江山和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官方一直为配合中国“崛起”,不满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全球传播,强调要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就曾直截了当地宣称:“全球话语权不应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必须打破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而如今日渐明确的习近平国家主义,是一种以绝对国家概念与民族文化为本位,并浸泡着红色意识形态地沟油为特征的反对和抵制普世价值的立场与主张。这种主义不仅不合全球化时宜,而且将挑起新的国际意识形态对抗事端。这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不是一种福音。

站在红色江山的国家立场上,习近平的国家主义施政方向体现在对内加强社会的干预和掌控,强化中央集权,强调政令畅通,整肃异己,高压维稳;对外炫耀武力,强化民族主义立场。为此,习近平以改革为名,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经济、网络甚至财经等各种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战,同时加强网络治理,大举管控思想阵地,严防和平演变,发动“舆论斗争”。今年7月20日,习近平主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罕见地赤膊上阵,通令党政干部:坚守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精神家园,防止被西方意识形态鼓噪所裹挟,充当其应声虫。

国家管制网络的“一把手工程”

今年2月,中国成立最高级别领导机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这表明中国当局正在强化网络安全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2014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文章,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文章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称,“政治安全是根本”。他说,现在境外敌对势力将互联网作为对我渗透破坏的主渠道,以“网络自由”为名,不断对我攻击污蔑、造谣生事,试图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他为此特别强调,在互联网上,能否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王秀军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早在2012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就发表短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加强网络监管,接着就大举发起互联网管控舆论造势,不少微博言论被打压、被删贴、被封号、被警告等。随后,人大常委会迅即通过“网络信息保护”方案,借口保护“隐私”,给网络媒体带上紧箍咒。

眼下,“网络自由”已成中南海心头之患,所以习近平要以“网络主权”为理由,亲自抓网络管控的“一把手工程”,由此导致网络严打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期。除了镇压许志永等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外,许多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均遭不同程度的警告和惩罚,有的甚至被捕入狱。今年5月18日同一天,在中共权威媒体同时发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向南夫”戳穿了谁的罪恶?》两篇向“网络自由”亮剑文章,显示了一场习近平的国家主义网络管制“一把手工程”的来势汹汹。

网络自由不能封杀在主权黑箱里

网络自由是一种普世权利,包括网络上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各国都有责任保护互联网能够经受跨越网络、边界和区域的各种形式的干扰而始终保持通畅。而习近平的国家主权网络管控,却与普世价值对抗,要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习近平的国家主义网络管控,能否把网络自由封杀在主权的黑箱里?对此,电子前哨基金会的约翰逊和波斯特于1996年就提出,不可能有设备能够阻挡个别电子信号进出国界,加上流通的信息量巨大、近乎无限,而过滤设备有限,所以过滤信息是不可能的。美国国务院创新资深顾问亚历克罗斯也说过:“他们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借口,要在互联网上强制安装一层系统。但问题是,互联网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政府想要掌控互联网的企图,或是改变网络结构的企图,我认为都是受到误导,并且不会成功。”

总之,无论从价值观的优劣对比还是技术手段来看,习近平基于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政治欲望,要把网络自由封杀在国家主权的黑箱里,实在是螳臂挡车,痴人说梦。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6期    2014年7月25日—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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