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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革命與流氓

October 5, 2020

——準確瞭解了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瞭解了中國的革命。反過來說就是,不瞭解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不能充分瞭解中國的革命。流氓各個民族各個國家都有,但中國的流氓自有「中國特色」,因而,中國的革命與中國的流氓之間,也會表現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關係。


流氓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重要的角色。不僅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種流氓革命,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略有聲色的革命,都與流氓有密切關係。在打家劫舍、殺人越貨中,在攻城掠地、逐鹿中原時,沒有大量流氓發揚那種流氓精神,還真不行。

社會動亂的年代盛產流氓。在這樣的年代,要進行革命和造反,也不可能拒絕流氓,不可能不廣泛地依賴流氓。

準確瞭解了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瞭解了中國的革命。反過來說就是,不瞭解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不能充分瞭解中國的革命。

01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書」中,有一本薩孟武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2005年4月)。薩孟武,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所長為政治學與社會學。《水滸傳與中國社會》最初出版於抗戰之前。20世紀60年代,作者在臺灣做了較大的增刪。北京出版社所印的,應該是增刪後的版本。

薩孟武將宋江們所盤踞的梁山泊,視作一流氓社會;將梁山泊「好漢」們的打家劫舍、殺人越貨,視作流氓革命。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麼?不消說,它的構成分子,以流氓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蓋等七人,晁蓋雖是山東濟州鄆城縣的富戶,但他不喜歡結交文人,『專愛結識天下好漢』(第十三回),其下有吳用為不第秀才,公孫勝為雲遊道人,劉唐飄泊江湖,沒有一定職業,三阮打漁為生,並做私商勾當,白勝為閑漢。梁山泊的好漢大率出身于流氓,沒有正當的職業,或在山林剪徑,或在江湖揩油』,我們雖然佩服他們的義氣,而對於他們『迫上梁山』的環境,也該予以相當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與同情,而諱言他們的出身。」(第6-7頁)

其實,不僅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種流氓革命,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略有聲色的革命,都與流氓有密切關係。在打家劫舍、殺人越貨中,在攻城掠地、逐鹿中原時,沒有大量流氓發揚那種流氓精神,還真不行。中國有古語雲:「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僅有「秀才」的革命,那是成不了什麼氣候的。但是,要革命,要造反,完全沒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在中國歷史上,略有聲色的革命、造反,大抵是「秀才」與流氓共同完成的。

不過,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卻必須是流氓化了的「秀才」,或是甘願與流氓為伍、認同了流氓的價值觀念的「秀才」。在「秀才」與流氓共同進行的革命、造反活動中,「秀才」與流氓的關係有兩種:

一種是「秀才」發動、領導流氓革命、造反。梁山泊就屬這種形式。宋江本是刀筆吏,「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潯陽樓的「反詩」雖然寫得不怎麼樣,但畢竟是會做詩的人。總之,宋江好歹也算個讀書人。梁山泊如果沒有李逵、劉唐、白勝、三阮這些流氓,固然不成;但如果沒有宋江、吳用這樣的讀書人,也決不能那樣轟轟烈烈。

「秀才」發動和領導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歷史上很多。所謂「」太平天國”的革命和造反,也是一例。洪秀全、馮雲山,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雖然未售,但畢竟有考秀才的資格,畢竟多次進入考秀才的考場,勉強也算得個准秀才。沒有楊秀清一類流氓,這場革命和造反,固然鬧騰不起來;但如果沒有洪秀全、馮雲山一類人的籌謀,沒有他們弄出一種邪教作為意識形態,也不會有那麼大的「」成就”。

「秀才」與流氓的另一種關係,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發動和領導革命、造反。當然,更準確的說法,是一個(或一群)大流氓,發動和領導許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而在這過程中,卻注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劉邦和朱元璋是兩個很典型的例子。

不過,「秀才」發動和領導流氓革命、造反也好,「秀才」被發動和領導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作為「秀才」,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場「轉變立場」”的革命,都要在「身份認同」上完成一次造反。必須放棄讀書人的價值觀念,必須改變讀書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而向革命和造反隊伍中的流氓看齊。

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是需要「秀才」的知識、眼光,而並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屬於讀書人的價值觀念、思想情感。換句話說,革命和造反,只需要秀才」的技能,而並不需要那種「知識份子精神」。在革命和造反中無論是作為發動和領導者的「秀才」,還是作為被借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都必須在保留「秀才」的技能的同時,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最大限度地與李逵、劉唐、白勝、三阮們「打成一片」。

02

薩孟武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以這樣的話開頭:「在中國歷史上有爭奪帝位的野心者不外兩種人,一是豪族,如楊堅、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劉邦、朱元璋等是。此蓋豪族有所憑藉,便於取得權力,流氓無所顧忌,勇於冒險。」(第1頁)

薩孟武指出:

貧窮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國社會快要發生大亂。……此種歷史都可以證明:因貧窮而作亂的,多由流氓發動。他們沒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樂既未嘗過,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們最肯冒險,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於雲霄之上。他們個人雖然沒有勢力,而成群結隊之後,就可以橫行江湖。紳士們怕他們搗亂,農民怕他們魚肉,他們在中國社會上,乃是化外之民,隱然成為一個勢力。

流氓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重要的角色……(第5-6頁)

社會動亂的年代盛產流氓。在這樣的年代,要進行革命和造反,也不可能拒絕流氓,不可能不廣泛地依賴流氓

1925年至1926年間,毛澤東寫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章以這樣的話開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話後來成為毛式名言之一。我們今天讀到的這篇文章,臨近結尾,有這樣一段話:

此外,還有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這裡說的,其實就是薩孟武所謂的流氓。薩孟武對中國流氓的看法是:「中國的流氓不曾勞動,也不想勞動,社會並不依靠他們而存在,他們卻要依靠社會討生活。他們完全是一種過剩人口,縱令他們全部滅亡,也不妨害社會的存在,反而他們的滅亡卻可使社會的秩序因之穩定。」(第4頁)而毛澤東在這裡,雖然也指出了他們「有破壞性」,但對他們的同情、肯定、欣賞卻表現得很分明。

03

流氓應該各個民族各個國家都有,但中國的流氓自有「中國特色」,因而,中國的革命與中國的流氓之間,也會表現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關係。

在中國生活過五十年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亞瑟▪史密斯)在《中國鄉村生活》一書中,專門談論了中國的「鄉村地痞」:

可以說,不充分瞭解鄉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換句話說,準確瞭解了中國地痞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國社會。

如我們所知,地痞是中國的一大特色。這並不是說別的國家就完全沒有或不常有獨霸一方的人,而只是說中國地痞運用權力的模式是獨一無二的。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中國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平,不願捲入爭端。我們的祖先曾經野蠻而好戰,他們之中也有地痞,但其特點與中國這樣平和的民族中產生出來的地痞有著本質的區別。(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13頁)

按明恩溥的理解,中國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膽小怕事、苟且偷安、能忍則忍為前提的。當然,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地痞往往是最貧窮的人,他們無所失去,因而也就無所畏懼。而良民百姓則往往上有幾片瓦、下有幾寸土,令他們深為牽掛。中國有一句俗話,叫「赤腳的不怕穿鞋的」”,就把流氓地痞與良民百姓的關係說得十分生動和深刻。

1948年,趙樹理發表了小說《邪不壓正》,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鄉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躍,一定程度上讓人們意識到鄉村政權怎樣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小說發表後自然招來非議。1950年1月15日,趙樹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邪不壓正>》一文,為自己辯護。其中說:

據我的經驗,土改中最不易防範的是流氓鑽空子。因為流氓是窮人,其身份容易和貧農混淆。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貧農,早在封建壓力之下折了銳氣,不經過相當時期鼓勵不敢出頭;中農顧慮多端,往往要抱一個時期的觀望態度。只有流氓毫無顧忌,只要眼前有點小利,向著哪方面也可以。這種人基本上也是窮人,如果願意站在大眾這方面來反對封建勢力,領導方面自然也不應拒絕,但在運動中要加以教育,逐漸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實實做個新人,而絕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為幹部,使其有發揮流氓性的機會。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沒有認清這一點,致使流氓混入幹部和積極分子群中,仍在群眾頭上抖威風。

趙樹理不是託派,但他對「」土改與流氓”問題的憂思,也沒有被主流政治接受。從《邪不壓正》開始,趙樹理就不斷被批判,「」文革”中更是在批鬥中被打斷肋骨、摔斷髖骨,最終慘死。

我不知道,僅僅思考過「」土改與流氓”問題的趙樹理,在「」文革”中是否又思考過「」文革”與流氓的關係;我也不知道,如果趙樹理能在「」文革”中熬過來,在「」文革”後仍然能夠思考,他是否會思考整個這場革命與流氓的關係。

但是,在這方面,值得探究和思考的問題的確很多很多。明恩溥說,準確瞭解了中國地痞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瞭解了中國社會。那當然也可以說,準確瞭解了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瞭解了中國的革命。反過來說就是,不瞭解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不能充分瞭解中國的革命。

記不得在哪本書上看到,江湖幫會中的一條「」道德準則”是:「」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幫會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這讓我想到我們從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話:「」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這句「」江湖話語”與我們整個社會數十年間奉為圭臬的話語之間,顯然有著親緣關係。這樣的情形應該並非個別。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查一查:長期以來,作為正面的東西出現在各級教科書上的那些話,有多少原本是江湖黑話;長期以來,我們用來表決心、獻忠心(甚至獻愛心)的那些話,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話語。

 

——轉自DK大神(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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