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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面對老太太的音容

October 22, 2020

——她那一代人,把絢爛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獻給了魔鬼,還不可能得到晚輩的諒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種悔痛。她寧願客死他鄉,絕不肯為那個體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輩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樣活到九十四歲,多麼強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經獲得了一種新的理想的支撐。她的強大不是憑空的。


【按:季季再寫張愛玲,末尾從夏衍又提到《新觀察》主編戈楊,並說「戈楊六四後拒絕回國,跟張愛玲一樣留在美國」 ,我跟帖了一句「神來之筆」!張愛玲判斷中共,超越中國所有文人,晚年淒涼;戈揚訪美聞「六四」屠殺,到西來寺住下,只給鄧穎超打了一個電話:「請不要迫害我的孩子」,然後流亡,她去布魯克林,美國作協給她租了一間小閣樓,吃飯是去社區免費供應午餐處,十幾年後她因心臟病,在醫院成植物人而終,可歌可泣!法拉盛開過一個「戈揚追思會」,我趕去發了一個言。】

老太太終於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時,她是北京文化圈子裡的一個精神凝聚的中心,許多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作家、文化人,無論體制內外的,都圍攏在老太太的周圍。她有很大的親和力,不止是她對那個吃人制度的驚人的覺醒,還有她的慈愛、包容、細膩。她常常請我們在最好的餐館吃飯,她坐在中間,那股雍容的氣度,我是見過的。

那時候我縱橫馳騁,無所顧忌,《河殤》還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呢,我已經在南昌動筆撰寫關於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長篇紀實《烏托邦祭》,成稿得二十五萬字,江西大型文學刊物《百花洲》雜誌以一整期刊出,卻被中宣部下令將四萬冊新書,全部打成紙漿,不許外泄一冊。這時在北京,老太太把我叫去:「你給我一個十萬字的縮寫本,我用一整期《新觀察》來發表,你幹不幹?」我做了,可到那一期的《新觀察》出來,卻沒刊登,我四處找不到老太太,後來找到編輯部主任鄭仲兵,他告訴我,雜誌發排前一分鐘,老太太還是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那邊對她講,這個蘇曉康,捅了一個《河殤》的漏子還不夠啊?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才保護了他,你要再發表他這個東西,後果就難說了!老鄭說,老太太立馬撤了稿,也不見我。那已在八九風雲的前夕。

再見到老太太的時候,我們都在流亡歲月裡了。但是,流亡跟流亡很不一樣,我是被通緝了逃出來的,老太太不是,她是自我流放,此其一;我正在盛年,剛好四十歲,而老太太卻是七十歲開始流亡,世上幾人有這樣的膽魄?此其二;我頂著個《河殤》總撰稿人的「桂冠」,走到哪裡都是掌聲,而老太太卻沒人認她了,申請普林斯頓大學的訪問學者,她和千家駒先生因年逾七十未被接受,千老難過得在西來寺跪倒在星雲大師跟前,但老太太還是直挺挺地站立著。

我去看望老太太。她一個人住在布魯克林,一道很陡的樓梯爬上去的一間小屋。她說,我一天只做一頓晚飯,午飯到免費的地方去吃的,天天都去。說的時候,她嗓門依舊高亢,仿佛我們還在北京的大餐館,是她請我吃酒席呢。通常,人們會說這是堅強,我更願說這是強大,人格和精神的強大。

九三年九月間的一個傍晚,我在水牛城一家醫院的走廊上,撥通了老太太的電話。當時我們一家人遭遇車禍,我的妻子傅莉還昏迷在特護病房裡。哭天搶地之際,我想到了戈揚,我所認識的最強的人。老太太在電話那一端說:「曉康,別害怕,你把一切都放下,無所謂了,你就不害怕了。」接下來,老太太對我提起後來極流行的唐德剛先生的一個說法,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大意是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期,大約需要二百年,猶如長江過三峽,驚濤駭浪,無數人沉屍江底……老太太說,你我還算幸運的嘛!

她就是這樣面對自己的苦難。她那一代人,把絢爛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獻給了魔鬼,還不可能得到晚輩的諒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種悔痛;而且,她還要晚輩看到她的再生。她寧願客死他鄉,絕不肯為那個體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輩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樣活到九十四歲,多麼強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經獲得了一種新的理想的支撐。她的強大不是憑空的。

我輩也曾幻滅得很慘,可是我們還會有理想嗎?老太太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份豐厚的精神遺產——她的人格和理想,但面對老太太的音容,我對我自己這一代,並沒有多少信心……與其我們總在那裡揮舞諸如國家和民族向何處去一類的宏大話語,不若低頭檢視一番我們自己身上還剩下多少本錢,有資格去承傳老太太他們想傳遞給我們的。

 

——轉自作者臉書(20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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